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它为国家的政治主张进行论证和说明，并以规范醒目的语言表述国家的政治意图和方向，使人们建立起对执政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认可，借此引导思想舆论，整合分散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既要赋予执政话语体系亲和力，又要合理解释社会的变化，由此，才能争取受众，促进社会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总体上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这一系列转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在政治上体现为由掌权的组织需要和理论偏好转变到顺应执政规律、体现党内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等执政路径上来；在经济上体现为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在文化上体现为由注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转变到承认文化的双重属性、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社会方面体现为用“社会治理”替代单纯的“社会管理”，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来实现社会有序运转。

执政话语体系创新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它为国家的政治主张进行论证和说明，并以规范醒目的语言表述国家的政治意图和方向，使人们建立起对执政权威和政治秩序的认可，借此引导思想舆论，整合分散的力量，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赋予执政话语体系亲和力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党的执政理论要能够及时反馈民意、充分体恤民情、广泛集中民智、合理配置民力。只有凝集民心，才能整合社会力量，减少执政的阻力和风险。这实际上对执政话语的表达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执政话语的表达必须要具有亲和力和向心力。亲和力表明执政话语有受众，受众愿意听，这点是简单的灌输所不能达到的；向心力表明执政话语有影响，受众愿意以执政话语为理论武器，自觉抵制和排斥异质信仰，敢于和错误的思想倾向作斗争。

文化形象的亲和力是执政话语的外衣。在不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庄重性的同时，执政话语的叙述方式应该尽量贴近大众生活，使用民间话语，具有平民风格。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会议期间，就以极具亲和力的话语强调：“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随后我们又聆听到他一系列的通俗易懂的执政话语，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苍蝇老虎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等。清晰地展示了新一届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和话语风格，也符合当下社会话语潮流和交往趋势。

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生硬呆板的叙述方式和居高临下的说教口吻，才能让执政话语具有亲和力。即使是真理，如果被拙劣的表达所包裹，也会失去应有的锋芒。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套话盛行、空话连篇，更不能成为假大空的别名。我们不能让公式化、口号化、命令化的传统话语弊病破坏了执政话语的文化形象。37年来我国执政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实践充分说明：只有用亲切的表达才能唱响主旋律，用生动的话语系统才能阐述真理、巩固效果。

执政话语要合理解释社会的变化

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具有总体性的认知范式作用。它通过一整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和观念综合来表明我国政治主张和制度设计，从而告诉人们该信仰什么、追求什么、抵御什么，自我进行很好的自律，约束不当行为，遵守社会规范，使个人和社会、基层和中央、下级和上级良性互动，戮力向前。

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思想规划，它为社会提供一套认知范式，解释社会变化。同时，它又具有排斥异质信仰的作用，由精神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这有助于促进群体内部的价值认同和意志整合，保持社会群体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越是在社会转型的时代，执政党肩负的任务越重，就越要强化意识形态及执政话语体系的创新，从而为社会的巨大变化提供合理的说明。

党的执政话语作为社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形成以后，其维持的过程也是执政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由于执政党需要获得群众可持续的思想认可和政治支持，因此，执政理论的论证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这也使得执政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必定是永恒的。主观上执政党政治目标的更替和政治任务的重新设定，客观上执政时空领域的变化，都会导致执政环境的改变，并最终使执政话语发生变化。尽管执政理论的核心内容没有变化，但是执政话语是极为敏感的，它就像社会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会引起社会思想的波动。如果不能注意到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规律，就有可能在无形中产生思想障碍，流失执政资源，使持续执政陷于被动。

先进的意识形态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引擎，而只有成功地解释社会可观察到的变化的同时保持适度的灵活性和兼容性，才能够与时俱进地实现自我更新的意识形态，才称得上是先进的意识形态。提高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力是执政话语表达方式创新的基本动力。执政话语是否能够获得受众的持续忠诚，除了执政话语本身的合理性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执政话语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度。成功的执政话语总是能够保持合理的张力，解释社会现状，预测发展趋势，作为一种全面的知识体系为人们所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执政话语就应该兼收并蓄，在实践上和空间上变得更加圆润，并且能够突破一定群体或阶层的局限性，在具备思想上的系统性和抽象性之外，还要具有适度的灵活性，以保证及时更新。

通过执政话语创新争取受众促进社会认同

执政话语作为统治者提供给社会的思想产品，和一般的精神产品不一样。一般的精神产品具有市场性、消费群体性、趋利性等特征，而执政话语是一种免费的公共产品，不以追求市场利润为目的。它的公共性在于它能够跨越不同社会阶层，涵盖尽量多的社会群体。执政话语作为一种公共精神产品，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总量递增。执政党在提出一个执政话语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地涵盖和整合更多的社会群体，但是社会群体对执政话语有一个遴选和甄别。执政话语一旦形成以后，就无法排除公众对它的消费和品头论足。公众进行执政话语的“消费”是非排他性的，它的总量不因消费者的增多而减少，消费者越多，说明对这种执政话语的认同者越多，这就越能强化这种执政话语，形成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即使额外增加一个消费者也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消费者数量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第二，排他供给。执政话语这种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在一个特定的政权时代只有一个，这个权威的供给方不仅自己负有设计产品的任务，而且还要抵御和打击和它对立的产品，减少对立产品对本社会成员的影响。执政话语这种公共产品永远处于供方主导地位，供需状态一般是平衡的。一旦供需出现矛盾，可能就是思想革命甚至是社会变革的前兆。

一个国家和政党投资执政话语这种公共产品，并不是没有收益的。恰恰相反，收益极高，它减少了上下层的观念摩擦以及群众因思想冲突导致的社会能量的损失，使政治决策过程和运作过程简单明了。

社会主义执政话语已经从过去的封闭、对抗的环境条件下走出来，跳出了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模式，适应了世界的发展变化。在和西方社会全面竞争、深度合作、长期共存的环境中，保持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的开放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开发执政话语促进认同凝聚社会的功能方面，我们已经初步取得了三条经验：第一，在社会思想建设中，我们已经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搞政治运动来统率社会思想、以政治动员为基本源动力的意识形态建设格局，注重到了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变化，承认人们的思想异动，主动寻找思想变化背后的深刻原因，为观念整合找到了能够为各方接受的理论中轴线，并通过执政话语来反映这些变化，这样就使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能够顺利进行。第二，从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长官命令的方式来维护意识形态的权威的传统做法中解脱出来，不以整人作为统一社会思想的手段，以和风细雨的细致工作代替“灵魂深处的革命”，强调思想问题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并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树立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第三，努力突破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体系，重视利益差别，承认市场差异，照顾多数，鼓励先进，在开放的过程中弥补差距，适时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在社会竞争和多样化发展中巩固改革成果，赋予社会主义执政话语以时代特征。（敖带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