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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9年秋天开始,毛泽东公开地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进行抨击,断言它们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而且必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因此,他们固然一个时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 “在另一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毛泽东宣称: “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其实,毛泽东已经确信,不论资产阶级国民党实际上属于何种地位,“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主要的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一个阶级,而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进去了”。

在今天, “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候", “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而有能力领导与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一切革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倒资本主义的时候”,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 “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地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一、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据此,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未来设想。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并受其启发而提出的,斯大林宣称: “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反对民族压迫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下解放的一个整个问题”,并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真正的道路,从而大大促进了西方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它们吸收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的共同轨道上来”,使得西方无产阶级得以经过俄国革命,与东方被压追民族联合成“一条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样,在十月革命之后,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已经“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根据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中国革命当然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不应当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确信:在今天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充分显露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之际,不仅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没有前途,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也绝对没有前途。

这是因为, “处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一边,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都必居其一,”而事实上,在资产阶级已经失去其前途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方向最终也只能是站在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边。

尽管这时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仍旧妨碍着毛泽东断然提出无产阶级的独立领导地位,使他不能不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后面特意加上“或,参加领导”的字样,但他显然相信,共产党已然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 “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必然要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资产阶级国民党如果不是逐渐退出历史政治舞台的话,它也必将从目前的“实力领导地位”上退下去,从而失去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

二、七大召开的背景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 1939年,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参加“七大"的代表,同时,中共中央着手会议准备工作。

由于抗日战争中期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对敌斗争越来越残酷,同时由于党内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和路线问题的认识尚未统一,因此召开“七大”的时间一再推迟,经过全党及根据地人民一致努力,克服了各种严重困难, 1944年后,各抗日根据地已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军事上已开始进行局部反攻。全党普遍开展整风学习后,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为召开“七大”准备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条件。长达11个月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为召开“七大”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准备。

此外,“七大”是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召开的代表大会。在此之前的6次代表大会,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召开的。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七大”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和领导全国人民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大会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继1928年“六大”后,为确定战后党的方针和政策召开的,中间相隔了17年,经历了重大的革命斗争和反抗侵略,因此负有总结以往革命经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任务。

在长达50天的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闭幕词并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这些报告和发言从各个方面论述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精神,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经过与会代表详尽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方面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

三、新民主主义的重要阐释

“七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八年抗战的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和策略。

“七大”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

会上毛泽东以《论联合政府》为题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七大”再次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详尽的说明。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在该政治报告中指出:“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

为消除某些人对共产党得势后会学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的怀疑,毛泽东明确回答说:“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问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毛泽东进而表明共产党得势后的态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

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中国人民面临两种国家前途的选择面前,新民主主义制度领导者毛泽东的鲜明态度,对打消人们疑虑、稳定和扩大统一战线无疑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人们担心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对此,毛泽东作出解释,"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共产党人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但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理由是,“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毛泽东甚至指出:“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毛泽东以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为依据,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合理性。

此外,在土地问题上及在工商业问题上,仍坚持"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

在文化方面,如孙中山所言,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少数人所私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对知识分子问题也作了专门的论述,明确指出,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大批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作出成绩的知识分子,都“应受到尊重" 。

四、七大提出的我党任务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国121万党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正副秘书长,彭真等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会议的基本任务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设计战后中国政治的蓝图,确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做准备。这次会议本早应举行,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以及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的关系,推迟了若干年。

首先,国际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世界将走向进步,人民民主势力一定胜利的历史总趋势已经确定,“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其次,国内形势也有利于人民,“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中国国内虽依然存在着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阶层的国民党政府,时刻有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危险,但“中国人民不但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

“七大”召开时,中共已领导着19个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八路军、新四军等军队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抗击着中国战场56%的日军和95%的伪军,“成为民主中国的楷模,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

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也获得了大发展,实现了大团结。中共党员已从1937年的五六万发展至120万,“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审查干部,党内思想更加一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缩小,组织更加纯洁,又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种思想上的准备要经过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毛泽东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中共七大确认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毛泽东指出:

(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二)中国不可能,因此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三)在中国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因此,中共主张“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朱德向大会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该报告回顾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朱德提醒全党全军注意,解放区军队今后的中心战略任务是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作了简要概括,并给予高度评价。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刘少奇还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新修改的党章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由此,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不可动摇的指导地位。

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新的阶段的具体化。

毛泽东号召全党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挖山不止,感动全中国人民这个上帝,一起铲平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五、国民党六大的召开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

大会的正式代表600人,列席代表162人。会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代表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党务检讨报告》,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作了《政治报告》,代参谋总长程潜作了《军事报告》,经济部长翁文灏作了《经济报告》,潘公展作了特种报告《关于中共问题之报告》,何应钦作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的报告,蒋介石作了题为《军事、政治、经济、党务之现状与改进的途径》的总报告。会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了国民党的方针。

在政治上,这次大会明确拒绝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要求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主张。国民党打着“还政于民”而不是还政于党派会议的旗号,反对召开将会令其陷于孤立的党派会议,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八十诞辰之日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国民党仍然坚持不妥协的反共方针。大会通过并对外发表了《对于中共问题之决议案》。

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不仅在国民党“六大”上继续维持下来,而且有所加强。蒋介石继续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在修改后的国民党党章中,原先由总裁“代行”总理职权的规定,修改为“行使"总理职权。党章并明确规定总裁对代表大会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有复议权乃至最后决定权。

国民党的“六大”和共产党的“七大”都已经意识到抗战胜利在望,双方都在为战后在中国的竞争作准备。

在政治上,国民党以还政于国民大会作为民主的装饰,共产党则坚持成立实质性的各党派合作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国民党重申了孙中山关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但缺少付诸实践的政策,共产党则强调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既鼓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鼓励发展合作社经济;在两党关系上,双方都还不愿很快出现国共破裂的局面,其公开宣示的政策颇为接近,国民党表示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共产党则表示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战的方针,和平相处的前景似乎比较光明。

但实际上危机并未消除,国民党的自大心态并未改变,仍不能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中国共产党,因此影响中国社会命运的国共关系如何发展,仍是未定之天。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