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1期】李伟：资本主义五大系统性失调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面临五大系统性失调：停滞、寡头再分配、对公共领域的掠夺、腐败和全球无政府状态。

第一是停滞。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率提高越来越不现实，未来全球资本主义将面临总体增长率较低或为零的局面。只有利润率惊人的金融业除外，它主要依靠央行提供的廉价资金进行投机性交易。

第二是寡头的再分配。欧美央行提供的贷款养肥了金融业，吸引了投机而非生产性投资。因此，对顶层的再分配变成了寡头政治，经济精英的命运从此脱离了大众的命运。

第三是通过不足的资金和私有化掠夺公共领域。随着收入增长越来越多地流向最富有的1%人群，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公共领域开始萎缩，且急需得到国际流动寡头的财富。

第四是腐败。20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为权钱交易和暴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第五是全球无政府状态。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中心来保护其外围国家，并为其提供可信的货币制度，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后，这一中心消失了，因为美国已无力履行战后的职责，而多极化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也遥遥无期。

可以预见，资本主义未来将经历长期的、痛苦的瓦解过程。它的瓦解不需依赖外力，而将被自身的问题压垮。其间会发生摩擦、变数、冲突、危机，其深远影响很可能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危机。《资本主义将如何终结》一书发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警告,指出了一些必须关注的趋势。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文链接：资本主义和民主的矛盾日渐加深

第一，要从过去技术的追赶，从引进、消化、吸收转向建构局部的优势。为什么要建构局部优势？因为你追赶永远都在后面，没有反制能力，只有建构局部优势才可以形成局部的反制。为什么不全面领先呢？我们现在还做不到，要选择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建构局部优势，可以形成局部非对称的反制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强化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来实现。

第二，建构局部的优势从终端产品的创新转向中间品的创新。终端产品已经有国际竞争力了，但是一些关键的东西，原材料、零部件，基础软件怎么办？就是中间品的创新，中间品技术迭代更快，专业化程度更高，有很多隐性机制，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技术优势一旦形成就很难超越，所以，这个需要慢功夫，急不得。我们要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带领中小企业产业链整体来努力，需要长期的积累来突破中间品的关键技术。比如说芯片，不是急就急得来的。

第三，从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一定要加强基础研究。“十四五”规划提出基础研究占RRD比重提高到8%，原来是6%，我们还需要努力提高应用基础研究的比例，基础研究要人去做，要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制度创新，什么制度创新？就是科技人员的职务科技成果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个是根本。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原文链接：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医学院校培养医护人员，要将人文素质教育贯穿于医学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设置医学史类和人文学科类课程，借助慕课等多种平台选取视频、整合学习书本内容，结合时代主题，实现医学与社会的融通。

加强专业知识和人文知识的融通，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将对于生命的珍视、敬畏、关爱和感悟，渗透于医学教育中，将生命教育与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等引入课程，实现医学专业与人文哲学学科的融合，促进医学生转变思维、开拓视野、提高素质，培养出具有医学博大情怀的专业人才。另外，学校还可聘请医学界具有丰富临床经验与人文素养的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让学生在学校直接学习临床和人文知识，更好地领悟生命的意义。

（作者单位：广西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原文链接：探索医学和人文教育融合新路径

当下，以计算机数字化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已形成一种变革性的物质和文化环境，也催生了大量新媒介文艺实践。而与这种文艺实践相对应的新媒介文艺批评则有些滞后。当代中国的文艺批评话语建构从书写—印刷（旧媒介）范式向数字—网络（新媒介）范式的转换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面对新媒介文艺的范式转换，文艺批评的价值论本身也不应囿于传统，而应在逻辑、审美和伦理三个维度重新展开讨论，进行价值论层面的研究。

第一，逻辑价值问题。需要解决技术逻辑和文化逻辑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新媒介文艺生产的评价，要以符合新媒介社会现实的思维去展开。既要考虑其中媒介叠加、融合所形成的媒介链或“再媒介化”的技术逻辑问题，又要考虑有别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数字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问题。

第二，审美价值问题。主要涉及艺术标准和审美接受两个维度。一方面，在新媒介带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下，最基本的艺术标准或美学原则仍然是价值判断的根据，“文艺性”是在跨媒介、跨艺类的发展中演化而非消失。另一方面，新媒介文艺现象中多元主体的审美接受也是审美价值评价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延伸至文艺生产和批评的合作性、生成性、在场性等问题。

第三，伦理价值问题。可从叙事伦理和情境伦理两个层面推进。前者主要集中在类型化、模式化的中国网络小说领域，结合伦理学观点评价叙事中蕴含的伦理类型、倾向和价值。后者涉及广义的新媒介文艺，探究技术与艺术双重伦理性在新媒介文艺中的价值，而数字生存的深化和虚拟世界的开拓，则可通向一种新媒介美育观。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课题“当代中国新媒介文艺批评话语建构研究”（20JDZD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文链接：中国新媒介文艺批评话语的建构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相邦管仲就创立了世界最早的“宏观经济学”，他不仅是世界重商主义创始人，而且还是重商主义的第一实践者。《管子》一书几乎囊括了后世所见的所有宏观调控措施，思想的前瞻性和深刻性令后人惊叹。《管子》是中华古典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无可争辩地表明了中华商业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管子》开创的国家调控经济的治国之道，许多思想与方法被后世王朝奉为圭臬形成了一整套政策理念和政策工具。

第一，树立了国家干预经济要遵从市场的调控理念。先秦哲学讲求天人合一，因势利导。反映在经济学领域，中国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国家干预经济要遵从市场和人性。一是主张国家的经济政策要以人为本。《管子·国蓄》提出，“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在这一点上《管子》就是中国版《国富论》。二是主张国家管理经济要尊重人的主体性。管仲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管子·禁藏》）。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只要因势利导，就能发挥每个人致富的主观能动性，最终使国家富强。三是主张国家施加政策干预要遵从市场机制的作用。管仲认为“无市，则民乏矣。”“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以和而利也，正是道也”（《管子·问第》）。市场自有运行规律，政府不能强行干预。管仲主张以法治国，以严格的交易法规来规范市场，为市场竞争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公平环境。

第二，形成了国家干预经济“1+3”目标指向。国家干预经济，无论是重农还是重商，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富民强国。但具体到经济领域：一是为了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管子·乘马》言道：“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只有市场流通稳定，才能百利得、百事治。二是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古代中国经济增长以国家财政收入为度量。三是为了调节贫富差距，保持政治稳定。管仲认为，国家之治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而“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因此，他主张国家管理经济要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第三，构建了一整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工具。其一，财政政策，包括收入政策与支出政策。一是管仲主张“薄税敛，毋苟于民”“府不争货，藏于民也”和“取于民有度”。后世历代王朝不管是否做到，至少在名义上都公开主张轻徭薄赋。二是管仲主张只征正税，不向百姓强索农业税以外的杂税和劳役，且执行“寓税于价”比例税率和“相地而衰征”差别税率。三是管仲主张刺激有效需求。“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管仲还主张通过鼓励奢侈消费来扩大有效需求。四是《管子》主张通过“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对贫者“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调节收入差距；通过增加政府转移支付，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管子·轻重甲》。后世历代王朝都继承了管仲这一主张。比如，北宋蔡京为相时，为了解决穷人看病问题，建造了安济坊；为了收纳鳏寡孤独，建了居养院；为了安葬穷人，建了漏泽园。管仲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主张使古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之一。

其二，货币政策。一是《管子》认为“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要求把铸币权控制在国家手中。二是《管子》已经认识到物价与币值的关系——“粟重而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要求政府严格控制金属货币发行量。为此《管子》还发明了统计和计算货币流通量的方法。南宋时期，我国发明了称提之策，在防止纸币贬值方面进一步丰富了《管子》提出的控制货币流通量政策。三是《管子》主张通过逆向的公开市场操作（轻重术），或“以重射轻”（轻时买，囤积居奇），或“以贱泄平”（重时卖，平抑物价），来达到稳定物价并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北宋王安石变法中，进一步提出了推行国家赈贷及免息措施为灾民提供救灾资金和粮食，依稀已有几分现代货币政策的雏形。

其三，价格政策。一是平准法和均输法。《管子》认为，“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范蠡和《管子》的平准思想，于元狩元年（前122年）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法。后世常平仓制度置废不常，至清初时规置已经相当完整。除了发挥平抑物价的作用外，还担负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功能。在大灾之时，也用常平仓谷赈济灾民。二是《管子》还发明了“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和“天下高而我下”对外物价政策，分别用来保持本国物价稳定、对外商品倾销和拉动稀缺物资进口。

（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原文链接：中国古代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