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俄罗斯的寡头制度,以及为什么寡头制度是没有希望的制度、以及为什么这个寡头制度很难被推翻。
大家想象中的俄罗斯寡头制度可能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有7-8个大的寡头,比如天然气公司寡头、石油寡头、银行寡头、传媒寡头、镍矿寡头、铝矿寡头……每个寡头或2-3个寡头控制一个行业,是所有罪恶的根源。
然后如果出一个励精图治、大公无私的领导人,掌握强力部门后出兵把这些寡头都抓了,然后把企业股份收归国有,再把股份和利润分给全民,然后这个国家就变好了。
No、No、No,不是这样的。
这个寡头制度的实质,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层面,每个行业有1-3个大的寡头垄断,整个国家有10-15个超巨型寡头、和30-50个二等寡头;
而到了下一级的加盟共和国和州层面,每个州还有类似的5-15个家族垄断当地的各个行业,比如超市银行金融媒体物流粮食烟草酒类娱乐……
再往下,到各个省和市层面,也各有6-8个主要的家族垄断当地的民生和经济行业……
最后一直到县里,也是有3-5个不同的家族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和上升渠道;
最关键的是,这些家族不仅垄断经济,同时向政府和强力部门渗透,把握了要害部门和人事任免,甚至有自己的私军,如此才能称得上“寡头”二字,比如小卡。
地方上的寡头渗透、控制、瓜分了当地的政府和军警宪特等强力部门,而中央的寡头同样也强力向中央的军警宪特渗透,比如内务部、格鲁乌、联邦国家安全局、联邦政府联络和情报局、联邦对外情报局、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商船侦察队、国家税务总局甚至军方等等。
这样的寡头体制,大家觉得俄罗斯的领导人有可能推翻或干掉吗?还是一旦有这样不该有的想法,他自己就先被干掉了。
打个不恰当比方,俄罗斯的寡头,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
在中央层面,是10家左右的顶级门阀和20-30家左右的二流门阀,他们相互通婚、操控政治;
各州,全国范围内有200-300家的州级门阀;
郡县级别,全国有3000-5000家的县级门阀和豪强地主。
而且他们相互抱大腿、相互通婚,比如县级豪强抱州级门阀的大腿、州级门阀抱国级门阀的大腿和通婚。他们垄断了所有的经济资源和升迁渠道,寒门子弟想通过个人奋斗来推翻基本不可能。
关键他们垄断的不仅是经济,而是把当地的政府、人事晋升、地方军和武力全给垄断世袭化了。这才是门阀和寡头制度真正的可怕之处。
这样的社会整个是凝固固化的,根本就没有了自我更新和进化的能力,靠从内部推翻的可能性基本等于零,只有靠外力从外部推翻才有可能。看看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侯景之乱和魏晋南北朝就知道了,内部基层在没有外力策应的前提下没有推翻和改变的能力,只能等着各个家族由于血缘继承而逐步的衰弱、退化。这至少得等上上百年的时间,还未必成。
这铁网一样严密、窒息的体制是令人绝望的,这不是普京的锅、甚至都不是叶利钦的锅,他也是从苏联继承、接手了这一整套的体制。当然,他们两也无所作为,不但没有推翻、甚至大大强化了这一制度。
这一体制起源于赫鲁晓夫时代、发展成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最终完成于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我在拙作《俄乌之战与世界未来》的“苏联灭亡的根源”一章中对此有所论述。
所以普京抓了那几个旧寡头以后,只能让自己的人来接管,让自己成为新的寡头,而不是上交给国家。
因为普京就算毫无私心,真把那几个大企业上交而不是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也很快会通过人事安排被其它派系渗透、控制、瓜分掉。
寡头制度并不“寡”、也非“头”,而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严密的、层层交织的人际关系网。这样就好理解了。
苏联的悲剧,不在于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严格意义上其实也不算),而在于它是一个被交给一群不懂也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来运营的社会主义国家。
具体俄罗斯各州、加盟共和国的寡头情况,可以参看白罗斯的卢卡申科卢老爹、和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巴耶夫就知道了。毕竟这二者也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5000个以上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卢老爹”、“纳老爹”及其家族雄据在各州各县,才塑造了今日之俄罗斯。
都是前苏联时期党培养的好干部呀。
附录:苏联灭亡的根源
具体分析国家利益,可以看到,美国的统治阶级金融统治集团的主要利益在于对内维持统治、对外展开掠夺,从而维持自身财富和资本的增值——而这一切都要以政权稳定为前提。同时,对外掠夺到的资源和财富,在满足财阀自身需要同时,也可以部分分流给社会中下层,缓和阶级矛盾,让下层满足温饱的同时、生活得以部分改善。
也就是说,对资本国家而言,对外掠夺既可以发财、又可以缓和内部矛盾,同时改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体的经济状况。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把被统治阶级士兵送到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去送死,其它时刻美国国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重合的。
这就是世界霸主的统治福利,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后英国工人阶级的贵族化一样,对外掠夺缓解了阶级矛盾,所以无论上、下层都支持国家的对外扩张与对内维稳。当然,对外扩张需要一个“敌人”或靶子,而不同社会制度下、体量相近的“邪恶帝国”苏联显然是个很好的目标。当然实际操作中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根据利益所在,美国确定不同的打击对象,或分或合。前期主要是把英、法扒光,后期主要是通过“苏联威胁”,绑定西欧和日本,进而从它们和第三世界国家身上剪羊毛。
相反作为对比的苏联,其统治阶级是整个官僚体系,包括党务政府官僚、企业官僚和学术官僚,这三者三位一体、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帮扶。而对于苏联官僚而言,它的主要敌人和利益点又在哪里呢?
在作者看来,苏式社会主义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自于制度,但主要敌人也是这个制度和共产主义理论本身。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苏维埃制度早期,苏联干部和领导者主要由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数出自于旧贵族、旧知识分子和旧官僚)、优秀工农分子和少量旧军人组成。在沙皇统治下,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当家作主、改善国家制度,但这样来源的官僚只占极少数。需知,二月革命时全俄的布尔什维克不过几千人,根本不足以统治疆域如此巨大辽阔的一个国家。于是,在革命和内战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接收了大量的旧军官、旧知识分子和旧公务员参与统治,以确保革命的胜利。而这些人大多数是没什么革命理想的,参加政权有的是为了投机保命、有的是为了职业谋生、有的是为了升官发财。而大多数工农由于文化、教育、知识的缺乏,不得不被排除在外,只能充当被管理者。当这样的一群人,上上下下占据了整个行政官僚体系后,所谓的苏共中央,也就不得不受到整个体系的影响,而被左右。发动大清洗的原因,也部分与此有关,而不是斯大林的个人意志。
比如,苏联内战结束时,有数据显示苏联红军上上下下留用了3万多名沙俄时代的旧军官,而这些出身沙俄旧军队的指挥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柳赫尔三位元帅在内(布琼尼元帅虽然也是旧军人,但十月革命前就接触了布尔什维克)占据了红军从上到下几乎所有的重要军事指挥岗位,并且绝大多数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方才入党、甚至是没有入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方面阻挡了新人进步的位置,另一方面苏联和苏共本身的安全都很成问题,以至于列宁的卫队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中国人和其它少数民族所担任。
从这个角度上说,清洗就不是斯大林的个人行为,而是苏共统治的必然。甚至斯大林本人在整件事上都不一定是主动者,而是被动者,是被推着走的。道理很简单,整个官僚体系包括军队要是不支持,斯大林立马就得垮台,连他自己的生命都会成问题,谈何清洗呢?还是说他的血统比尼古拉二世高贵、长得要帅?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高大帅气的尼古拉二世坟头都长草了,而整天阴着脸、大肆捕杀官员、军官和党员领导同类的朱加什维利却能成为“慈父领袖”。这当然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大多数人尤其整个官僚系统内部统治集团利益的缘故。
更何况,作为一个组织自我纯洁净化的过程,内部整肃是必须。不说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各派比如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山岳派对贵族和政见不同者的反复清洗,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美、德、日在建国的过程中同样搞了很多轮清洗,比如美国建国后大肆抓捕亲英分子并没收其财产,只不过媒体喉舌和宣传机器把握在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财阀手里,平时不宣传、多数人不知情罢了。
所以说,斯大林在苏共党内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权威,而是西方资本各国抹黑、攻击苏联政党和国家制度的宣传需要,然后加上赫鲁晓夫因私怨以私废公、推波助澜罢了。站在舆论战角度,美国和欧盟宣传机构肯定是不能承认“苏联建国时大多数俄国人民相当愚昧”、“沙俄留下了个烂摊子”、“清洗和自我净化是新政权的必须”,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说出来就起不到攻击效果了,所以必须无视和不承认。必须把领袖、制度和人民割裂开来,让人民怀疑制度和领袖,才好方便下手让人民和国家机器自相攻击,然后再把对方人民引到一条错误的道路上,最终让对方国家解体、然后瓜分吃肉。
当整个政权体系都被大多数旧官僚所占据后,加上有理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逐渐逝去,即使通过教育和选拔不断地从工农分子中补充新干部,但当个体分散进入集体时总是很容易被同化,而非一盘散沙的新进者自下而上的改造整个组织。何况工农分子也未必个个都先进,多数由于教育和见识的原因志在苟安,少数灵活分子则为了从龙当官而投机。包括一部分早期革命者在内,参加革命的初始动机就是为了改善自身处境,而非解放全人类。
那么这些人现在已经当家作主了该怎么办?正常思维当然是改善个人生活、提升现有地位、巩固自身利益,而非去国外与反动派拼个你死我活、牺牲自己解放全人类。至于理想,离个人太远,也不是个人通过努力和奋斗就能实现的,只能经由组织统一安排。
所以苏联成立之初,由于胜利过早、成功太快、干部奇缺,导致面对巨大的理论与现实、官员与制度、官僚与群众之间的脱节、一开始就没条件能好好解决,从而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和冲突。加上苏联所继承的前身沙俄本来国家制度就不成熟,没有完善的文官考试和晋升制度,任人唯亲现象相当普遍。整个官僚制度高层多是贵族世袭,基层多是父子顶替,上下层之间相互脱节,导致上面说的下面不一定干,甚至下面干了什么、干得怎么样上面也不一定知道,随意性强。这些问题在进入苏联后不但没解决,甚至得到了全面的强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想要治理好,那是相当难了。
对于成熟的官员和官僚体系而言,统治的利益在于固化自身利益、最好父死子继,而非进攻性的对外掠夺、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宣战。否则即使战争胜利了,对外掠夺的大量财富按社会制度也不能转化为官僚的自身合法可继承财产,而需要与全民分享;相反失败就有丧失一切的风险。参照苏联内战和卫国战争的巨大死亡率,去剥夺国内工农和周边卫星国的风险反而是最小的。
所以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从一开始,从自身安全与利益出发,就希望对美媾和、医治战争遗创,过好小日子,而非对欧美开战。最多从东欧诸国和中国小弟身上盘剥利益,绝无主动与强大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开战的想法,这点小心思贯穿整个苏联生命周期的始终,并且早已为美国的统治集团所洞悉。这也是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在与主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内斗中迅速失败出局的主要原因,是整个官僚团队选择了斯大林,而非斯大林决定了整个团队。
由于苏联成立之初的合法性来自于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的理念宣传,而官僚集团的利益又在于守成维持特权而与之不符,导致出现了理论宣传与社会现实运行之间的巨大脱节,使得整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不断被削弱。这是由于理论和现实脱节所导致的官僚统治集团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脱节。
而官员与制度之间的冲突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官僚制度一方面保障了官僚们高居普通劳动者之上的种种利益和特权;另一方面由于立国基础理念的存在,使得制度在初始设计上又限制死了官员们对这种权利本能的无限扩大化和世袭传承的需求。所以官僚们既受惠于制度、也受限于整个制度,所以官员尤其是能量很大的高级官员们急于打破整个制度,以实现自身权力与财富的世袭。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双重不满: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对于官僚特权和公平理论之间现实差距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官员对于制度限制自身获取更多利益和财富权势不能像西方资本社会那样世袭传递所带来的不满;再加上实际特权和理论公平之间差异给官员群体内心因不正当得益所带来的不自安。
所以整个苏联的体制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局面:理论上制度最公平、最先进,但实际演变过程中却变了“下面不满,上面不安”的格局,导致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希望合力把这个制度改变或推翻。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罕见寡闻的了。在这种局面下苏联能维持70年,不是世人所想的太短了、而是太长了,应该说西方北约给予的外部政治军事压力也对苏联寿命起到了一定延缓和推后的作用。
对官员们来说,要合法扩大特权,保障可继承、可交易,就需要改制,而无关东德前线的坦克群是否能打赢。对群众来说,他们希望现实能像理论一样公平,但又不知如何去实现和改变——所以这就预兆了苏联死亡的全过程:意图推墙改制的官僚们利用了群众的不满,但群众从来不是主导,只是被利用了。真正决定苏联存亡的是立国理论实践化失败和上层的自我退化。相比立国基础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和平演变不占主导,也没有美国吹嘘的那么神,最多只能算是诱因。
苏联失败不在于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严格意义上其实也不算),而在于它是一个被交给一群不懂也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来运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群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者们大多数既不懂社会主义也不知道怎样来运营社会主义,本身可能也根本就没打算过要实践社会主义,加入苏共多半是为了升官发财、乱世求存或发家致富实现个人跃迁。于是这群人最后商议着说到:这台国家机器退休后就要交由别人来看管了,与其这样不如我们每人分一点搬回家吧!从高层直往下大多数都是如此,于是一台光刻机就被一群小偷们拆零回家当废铁了。
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与现实的冲突,这不是说马列主义是一套失败的、错误的理论,而是在于当时的发起者与领导者们没能设计出一套合理的、可将理论与现实结合并良好运行的制度框架。即如何激发整个官僚体系的积极性和动力,将实践社会主义与管理者的个人利益相联系,反而让管理者们的权力和利益凌驾于了整体人民的利益之上。
需知任何目标都要由人来完成,最伟大的神器尤其需要圣徒来守护。如果运行者们因为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本就没打算去真正运行这套理论,大多数只是想发点财而已的话,那么再好的机器没人按规章去维护,也只有等着被拆毁了。
相反,资本主义虽然理论上是一种较为落后的制度,但由于经长时期磨合后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契合良好,又能安抚、哄骗住下层的劳动阶级,反而在一定时间内能稳定运行下去。就好比测试版的新机器或新软件没有磨合好的旧机器或旧版本稳定,必须重新设计或进行版本迭代,这在工程学领域也是较常见的现象。
所以,奇怪的局面形成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统治阶级能团结本国的无产阶级,相反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统治集体居然不能团结本国的无产阶级——在对抗的力量对比上形成了2:1的局面,而在推翻改变现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观愿望上形成了4:0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联的灭亡在赫鲁晓夫时代就注定了,毛主席时期的九评写得很准:苏联是基本架构和理念上出了问题,非人力所能挽回。
苏联继承的本就是一个不成熟旧帝国的废墟,又没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建立一套契合良好、运转成熟的架构,制度无法与理论相贴合而运行、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所以整个因意识形态而成立的国家,一旦意识形态失败也就注定要灭亡了。
资本主义当时的情况是,经长期磨合后统治阶级利益、社会制度与指导理论相贴合。对于工商企业主、金融财团而言,自己能发言、能投票的议会制比匍匐在贵族和国王脚下的封建君主制要好太多了,比官僚决策占主导的苏式社会主义也更有利,当然有决心打到底了。
而苏式官僚则不同,当时的苏联制度无法保证其统治集体特权利益固化尤其是继承权,相反利益固化和血缘继承在当时的指导理论定义下都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那官僚们当然有动力、有决心去推翻整套理论和制度了。由于前述原因,大多数苏联人民对此也并不坚决反对,于是就出现了一亿人民齐解体,更无一个想回天的局面。即使有极个别的想反对,比如819事件小团体,其初始目的也在于维护旧有的特权制度,而非把权力和待遇拿出来与老百姓们分享,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所以他们也没有去发动民众并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在以上苏联衰亡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从初代以后,苏共接班的历任领导人多数没有文化、出身较低,且多半没经历过复杂残酷的党外斗争,也没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都存在同样或类似的问题。
由于出身低、见识少,苏共历任领导集体没有认识到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样一个实质,不知道怎样去统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该往哪发展,从而没能力也没意愿去意识到立国之初基本架构的问题,并针对性进行调整,从根本上消除这一悖论、逆天改命。相反出于个人利益和拉拢人心角度考虑,历任统治者们先后不同程度对官僚体系的腐朽起到了推波助澜、加速推进的作用。
包括斯大林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缺少国际视野和高瞻远瞩的长远目光,不懂得如何去培养、争取盟友,化小为大;相反急功近利、吃相难看,看似精明果决、分毫必争,实际严重损害了苏联的立国基础与长远利益。除相对独立的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外,在其指导下的各国共运几乎全部遭受到了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统治水平比后继的历任苏联统治者要高很多,但比列宁就要差远了。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没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定是傻瓜,相反精明的还为数不少,比如朱元璋还当过乞丐呢。但实际苏联的前任领导人们却是有小精明而无大智慧,把本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这样重要的盟友都往外推,只盯着眼前那点小利益,殊不知要没了政权就什么都没了。同时期美国的资本家们还知道给工人阶级分红、收买工贼分化瓦解、出让利益笼络住西欧日本这样的重要盟友呢。虽然瓜分苏联遗产后前苏联各地形成了家族隐形世袭和寡头统治这样一种可世袭、可传承的统治形式,确实满足了不少当初厂长官员学者及其子女后代们的一点利益,但在国家本身江河日下的大环境下,又能维持多久呢?此所谓坐大树而锯枝干、图小利而不知死者也。
所以,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加上国家内部运行架构和指导理论上的巨大脱节,苏联官僚们在面对巨大的西方外部压力时,面对内部不安定性,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始终采取的是一种防御性姿态,而非积极进取。即使进攻采取的也是典型的攻势防御,是为了获得与美国统治者媾和的资格,而非想把红旗插上白宫。作为最适合战争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用来开战而是与资本主义展开和平竞赛,那当然就只有等死了。
相反,美国统治集团需要的可不是和平,因为和平就意味着内斗、崩溃和死亡,只有对外进攻掠夺才能同时满足本国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需要,从而维护其统治、保障其后代利益。所以哪怕尼克松在1971年战略性撤退时,满脑子想的也是将来如何更好的进攻。在联合中国稳住阵脚后,美国于1973年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又引爆石油危机代之以石油美元,诱使苏联踏入了资源陷阱,从此一去不复返。两个帝国一个是锐意进取、咄咄逼人,一个则暮气深重、只守不攻,所谓久守必失,那么苏、美两国的不同命运也就可以预见了。
相比起来,那些所谓苏联失败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效率低的说法则是彻彻底底的伪命题。并非由于低效而是由于初始设计上的不合理、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先天不足才导致了苏联的最终失败。再好的制度没人去运行也是一场空,何况本来就不合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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