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明:

作为“凡夫俗子”的我，来研究和撰写杨献珍同志的文章，有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之嫌。但是，出于对家乡伟人的崇拜，也为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正名，斗胆提笔。此文约5000多字，阅读需要十几分钟，请大家静心阅览和关注！不妥之处，敬请指出和批评！

前面12篇文章，主要介绍杨献珍同志的生平事迹和跌宕人生，比较浅白、直接，本人好把握，读者也较为容易理解。接下来的文章触及杨献珍同志的哲学、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贡献，理论深邃、学术专业，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意义的解读。因此，比较难写，也不容易理解。一是怕总结不出杨献珍的真知灼见、丰功伟绩；二怕违背了杨献珍的原本思想和科学精髓，曲解了伟人的初衷和目标；三是怕广大读者绕来绕去读完文章后，不明就里，得不到启示和教育，甚至认为杨献珍理论观点不一定正确，自己的初衷适得其反。因此，敬请读者耐心参阅，放到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和参悟杨老的学术精髓。

原创不易，敬请关注！你的点赞，就是我的创作动力！

杨献珍一家人在北京家中

解放初期，我国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中国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是一个重大而又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不但影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当时，首先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第一任务是：如何迅速摆脱战争创伤，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如何准确把握现实，客观求实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率领全国人民齐步走、齐心协力建设我们国家，则需要一套完整正确的理论体系做支撑。作为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大的理论课题。

对于如何建设国家？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大讨论，理论界有不同看法，归纳主要有五种观点：

第一个：“单一经济基础论”。他们以徐琳、肖前为代表，认为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才是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数。毛泽东、林彪等赞成此种观点。

第二个：“无基础论”。以严北溟、林青山为代表，他们认为过渡时期的社会没有一个独特的最终形成的经济基础，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不完整的，都只能叫做“因素”，只有经过这些因素的斗争，最后才能完全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它实质是否定我国过渡时期存在任何经济基础，因此，称作“无基础论”。赞成此观点的人很少。

第三个：“阶段论”。他们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可分为两个阶段，具有两种不同性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社会主义所有制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为第一阶段，经济基础为过渡性的，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决定性胜利后的第二阶段，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第四个：“多种基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过渡时期有几种经济成分，就有几种经济基础。

第五个：“综合基础论”。以肖范模、籓梓年为代表，他们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由五种成分构成，即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他们综合在一起构成的一个“综合统一体”。

杨献珍支持第五种观点。1953年，他在马列学院学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讨论会上，作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分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经济的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1956年6月，他把此篇论文改写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文章，打印成文，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把此文章分送一些人“征求意见”，看了文章的人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赞成，如范文澜、邓拓。有些人表示反对，他们撰写了《论我国过渡时期综合经济基础论》和《驳杨献珍同志综合经济基础论》等文章，反对者认为主张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反对者以艾思奇为主。杨献珍把反对者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反对者把杨献珍的观点称之为“综合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论证我国过渡时期的国情，分析论证我国当时的经济客观实际状况。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我们党当前及一个时期问题的出发点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若不弄清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犯错误。针对“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无视客观经济实际，无限夸大政权决定社会性质的唯心主义史观而提出并坚持的关于只有社会主义经济一种成分才是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的错误观点。

为了说服一些陷入理论误区的干部群众，杨献珍同志认为，首先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弄清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为此，杨献珍苦心孤旨、旰食宵衣再次大量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有关“基础理论”的学说和毛泽东的有关经济基础的讲话。

杨献珍始终认为，不能把“生产关系总和”理解为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和，这表明马克思不再把社会的基础理解为一般的生产关系，而是把基础规定为“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总和”说的是诸种生产关系，即同时并存的性质不同的诸生产关系，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只存在着一种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大工业的生产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还有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者的生产，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厂企业的生产，还有在贵族地产上工作的农奴式的生产，以后还有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生产。

从对“生产关系总和”的理解出发，杨献珍还引证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据此，他得出结论说：“今天中国就是由五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为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今天，我们还是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还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正是适合于今天中国生产力性质的。

杨献珍说：我们之所以要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就是要摸一摸我们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这个“基础”的“底”，看看它今天究竟包括一些什么经济成分，以便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是全面改造，而且是就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改造，而不是丢弃它去另起炉灶。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是一个“处在经济发展的活的有机体”。改造它，就是日益扩大其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日益缩小以致消灭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总之，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

但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分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更不能是由某些理论家、改革家的主观意志去随意来决定的。正如马恩主义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只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因此，我们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依据中国当前发生着的历史运动，准确地反映其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然后方能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有步骤的去从事我们的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推向前进。

而单一基础论是把苏联已经完成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当做一个公式，拿过来套在中国今天的社会基础。这里充分暴露这些同志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看做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没有经过任何发展过程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都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形成和巩固起来的，不是一下子形成后就永远不变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之形成都有其自己的发展过程，而绝不可把经过努力将来才可能事先的目标当成今天的现实。

当前，我们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领导六万万人民起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拥有现代化工业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万丈高楼从地起。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后，他们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那“已经存在的、既有、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基础”上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基础”包括整个社会的，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各种经济成分。

杨献珍一再强调：“基础”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我党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出发点，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各个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各个经济部门（工业、农业、商业、交通、文教）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有机整体，因此，要求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经济部门之间，各地区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相互衔接的发展，不能只顾本部门、本地区，而不顾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只顾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顾其他经济成分，或者只顾需要不顾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就必然会使计划发生彼此脱节，互不衔接或相互抵触盲目混乱现象。

杨献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观点是鲜明的，立论是中肯的、逻辑严密的，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深远的科学价值，是我国早起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一位对党对人民富有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充满理论勇气、旺盛斗志而又能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索、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然而，不幸的是，在当时诸多因素影响下，“综合经济基础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支持。从1954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1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极左路线、林彪、四人帮当做批判靶子、攻击对象。1970年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组”更进一步把“综合经济基础论”说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理论”，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庆幸的是，目前已经有人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者马俊峰、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等郑重提出，应该对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重新做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彻底否定和破除以“左”倾思想路线为特征的“单一经济基础论”长期以来对共和国政治、经济所造成的禁锢人们思想、经济发展的僵硬呆滞的思维定式的意见。

黄楠森教授说：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关于经济基础的理解，我认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既然没有一种社会形态只有一种所有制，既然不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农产品、工业品、社会服务，从经济上支撑了这个社会，为什么它不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呢？总之，杨献珍提出的这些哲学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对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无端围攻和讨伐，对“单一经济基础论”的无谓的吹捧和张扬，其后果不仅窒息了学术理论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正常的积极的有益的研究、探索，而且极大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在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不顾我们所推行的大政方针、治国方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这个根本标准，而一味地按照“单一经济基础论”的错误理论，片面夸大非公有制的危害，无限强调经济基础越单一、越纯粹越好，公有制形式越高级越好，甚至将各种非公有制视作洪水猛兽，异类邪说，彻底根除而后快。

尔后，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三面红旗，农村刮起“一平二调共产风，实行供给制，跨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使得我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刚刚取得的发展成绩受到巨大冲击，社会经济不进则退，再加上1958年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许多农民无粮可食，饿死许多人，河南出现大逃荒现象。大跃进的后果，不仅使共和国的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使共和国的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也破坏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杨献珍在《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指出：我们不能把可能当做现实，把将来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当成今天的现实。否认或忽视个体农民经济还是今天中国新民民主义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还包含很大危险性。这样的思想在实际行动中，一定会发生主观主义、盲目冒进的倾向。

杨献珍于1953年这样的谆谆教导和言论，仅仅只有五六年功夫的大跃进狂热年代，不幸被言中了。历史充分证明：真理不可悔，客观规律不可挬，无论什么人，违背客观规律，不论其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必定受到无情的惩罚。

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我党检讨建立在单一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改革开放治国方略和一系列大政方针，逐步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及模式，实行以公有制为主题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体制的共同存在和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规模，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国资金在中国投资，开办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的企业，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同时，中央摒弃大轰大嗡、盲目蛮干、强迫命令，动辄大搞群众运动的一套错误做法，改由先试点，再推广，以点带面，稳步推进的方式，所以在短短时间内，就使原来元气大伤的共和国经济出现了蓬勃发展景象，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应该是继承和发扬了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的丰富成果。铁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解禁，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国家就不可能像现在一样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国家地位也不会与日俱增。因此，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理论”对于现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伟大的哲学贡献和研究参考价值。对于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我们不能忘记，更不能否定，应列入各级党校理论学习研究的课题，纳入学习强国的学习内容，广泛开展学习研究，古为今用，借古鉴今。

在我国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理论上的糊涂和错误，教训是惨疼的，损失是巨大的，而像杨献珍少有的理论上清醒，又是弥足珍贵的，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下一集：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理论内涵，对现代仍具有指导的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一代哲人杨献珍》、《杨献珍的研究资料》、《杨献珍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