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校学生资助是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举措，彰显着高等教育的社会效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新阶段，对于高校学生资助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而美国在普及化阶段多年的学生资助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通过对比中美高校学生资助状况，以期促进对中美高校学生资助差距的客观认识，为改革与完善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警惕与抵御潜在发展风险，实现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更加公平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校学生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教育公平；中美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新阶段，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持续增加，有研究预测未来10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总规模要增长1000多万，学生家庭背景将愈加多元，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也将愈加庞大。“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是我国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诸多学者也指出，满足所有具有入学意愿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是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如何满足大规模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帮助他们不因经济贫困而失学、辍学，保障他们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推进新时期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也对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当前亟须完善高校学生资助制度，应对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资助的新挑战，助力更多贫困学子圆求学梦、圆成才梦。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已于20世纪70年代迈入普及化阶段，其大学生资助体系对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移民人数不断增加以及大学学费高涨等一系列问题，美国高等教育公平遭遇重创，高校学生资助面临着保障入学机会、缓解高辍学率以及学生贷款危机等诸多严峻挑战。而其在应对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学生资助问题上积累的丰富经验与教训，对于新时期我国学生资助体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与警示意义。

但由于中美两国在宏观层面的社会制度环境、中观层面的高等教育体制以及微观层面的高校资助所面向的受众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进行比较过程中需特别注意两国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可比性与不可比性。本研究认为，在比较中需特别注意美国高等教育与市场联系更为紧密，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主要依赖市场经济运行状况，同时市场与社会力量也更多参与到学生资助之中，成为资助资金的重要来源；而我国高校受政府宏观指导，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投入，这是导致两国学生资助差异的重要原因。但由于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涉及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中美两国政府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自上而下采取措施推动学生资助制度完善，在资助体系的设计与资助水平上两国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基于此，本研究在充分把握中美两国制度与社会环境差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参考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历年《大学定价与学生资助报告》、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历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以及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最新统计数据，以期客观对比当前中美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与资助水平，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高校学生资助制度，警惕与抵御普及化阶段潜在风险，实现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更加公平发展目标提供有益借鉴。

二、中美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比较 /

我国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在经历一系列调整与演变后，逐步形成了今天相对完善的“贷、助、奖、勤、减、免、补”多元助学体系，包括奖学金（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校奖学金、社会奖学金等）、助学金（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社会助学金等）、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以及勤工助学、学费减免，还有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师范生公费教育、困难补助、伙食补贴、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多种资助方式。（见表1）这些资助资金按来源又可以划分为财政资金（包括中央财政资金与地方财政资金）、国家助学贷款（由借款学生通过学校向银行申请贷款）、高校资助资金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人捐助等。其中以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导，占到全部学生资助资金的50%。

美国高校资助体系按照资助主体可以划分为联邦政府资助、州政府资助、院校资助以及社会资助。（见表1）联邦政府资助包括助学金与助学贷款两种方式，其中，联邦助学金中佩尔助学金占到了99%，仅用来资助家庭收入低的学生。2019—2020学年，佩尔助学金在本科在校生中的覆盖面达到了31%。其余助学金还包括补助教育机会助学金、联邦退伍军人助学金。联邦贷款主要包括铂金斯贷款以及美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学生贷款项目——斯塔福德贷款计划，该贷款的贷款人为银行、信用合作社等私人金融机构，有补贴型与非补贴型两种类型，区别在于是否由学生个体支付贷款利息；父母贷款则是由联邦政府向有子女在大学学习且信贷良好的学生监护人直接发放的贷款。2019—2020学年，美国平均每名全日制本科生获得联邦贷款达到4090美元。除助学金和助学贷款以外，联邦资助还包括校园工读（类似中国高校勤工助学政策）以及税收抵扣。

州一级的政府助学金自2009—2010学年以来占比稳定在7%至9%之间，但各州资助额度上存在较大差距。2018—2019学年，有9个州的本科生生均州助学金低于200美元，而有15个州的生均资助金额达到了1000美元以上。近年来，院校资助比例不断上升，2009—2010学年至2019—2020学年间，院校对本科生的助学金增加了72%，几乎占到本科生全部助学金总额的一半，且不同类型院校本科生获得院校助学金的比例均有所上升。在社会资助方面，美国本科生获得的私人和雇主助学金占比保持在5%到7%之间。（见图1）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到，当前中美高校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设立了类型丰富的资助项目，包括无偿性的奖助学金、延迟支付的助学贷款以及其他间接资助方式。但在资金来源上，虽然政府都是高校学生资助的主体，但美国资助来源更广，我国则明显依赖于政府财政拨款。且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在资助中的作用逐步弱化，非政府资助资金占高校资助总资金的比例均明显上升，其中院校奖助学金所占比例的提升速度最明显，在2012—2018年间增加了35.1%，私人和雇主投入及非联邦政府贷款的相对比重也在不断加强，社会力量更加广泛地参与到高校学生资助之中。而我国高校学生资助的社会资助比例不但未增加还有减少趋势，2013年全国高校学生社会资助占总资助额的3.18%，2015年降为2.36%，2019年仅剩1.65%，显然我国社会资助的空间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社会资助在整个资助体系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开发。

三、中美高校学生资助水平比较 /

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搭建起学生资助的具体路径，但真实的资助水平如何，是否真正满足了贫困学生的受助需求，提升了经济困难家庭的高等教育负担能力，进而保障了高等教育机会公平，还需要结合中美两国的高等教育费用与居民家庭收入情况及变化趋势进行系统分析与考察。

（一）中美高等教育家庭可负担能力比较

为准确衡量家庭高等教育负担，通常需要计算用来支付高等教育的实际金额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即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家庭支付的高等教育成本/家庭可支配收入。该计算公式中的分子也称为高等教育的“净价”（average net price），即高校公布的费用减去能够获得的各项助学金后的值。通过学生在接受资助后仍需要负担的净价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可以了解高校资助体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和家庭的高等教育负担，使他们能平等地拥有高等教育机会。因此，对中美高等教育家庭可负担能力的比较，需要综合考察两国高等教育费用、高校学生资助额度以及家庭收入情况与变化趋势。

1. 高等教育费用比较。我国政府在高校收费定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85年以前我国实施高等教育免费政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实施后，高校逐步进入免费和低收费并轨阶段，1997年公办高校开启全面收费。近年来，随着高校学生培养成本提高，各地高校学费涨幅多在20%~35%，但依照《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要求，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始终在25%以内。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目前我国高校学费保持稳定，大部分专业每学年学费介于5000元至6000元之间；师范、体育、民族等专业学费较低，一般低于5000元；艺术类、计算机学费相对较高，部分专业高于10000元，住宿费基本在650元~1500元之间。而民办高校学费普遍高于公立高校，大部分民办高校的专业每年学费在15000元左右，还有部分高校学费在20000元以上，住宿费平均在1500元左右。

而美国高等教育学费定价遵循的是“谁付费谁受益”原则，学费制订主要依据市场经济运行状况。美国高校采取的是区别收费制度，在公立与私立、州与州、州内与州外之间，收费都表现出较大的不同。近年来，美国大学学费持续涨高，在1990—2020年的三十年间，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私立高校的学费翻了一番，从18560美元上涨到37650美元；公立四年制高校学费上涨了177%，公立两年制院校的学费是三十年前的一倍以上。此外，美国高校的住宿费也相当昂贵，2020—2021学年，美国公立四年制院校、公立两年制院校以及私立四年制院校的住宿费分别为11620美元、9080美元与13120美元。高昂的费用带来的是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剥夺。有研究表明，贫穷与工薪阶层的学生对学费上涨的反应特别激烈，由于学费上扬，每增加1 000美元，就会导致这两个阶层的学生在校率分别下降16%和19%，而对于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来说，这一比率仅下降9%和3%。

2. 高等教育学生资助额度与净价比较。虽然美国高等教育费用更加高昂，但高校也为学生提供了额度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经济资助。在资助覆盖面上，美国各类型的院校整体资助均能覆盖到80%以上的学生，联邦资助能够覆盖到至少35%以上的学生，（见表2）而我国国家助学金与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人数仅为在校生总数的20%与3%。在资助额度上，美国公立高校生均资助额约占生均学费的37%（2018年）；根据毛建青等人测算，我国公立高校生均资助额约占生均学费的27%（2013年）。对比中美公立高校的学费和资助金额不难看出，美国是“高学费-高资助”国家，而我国则属于“低学费-低资助”国家。但由于美国不仅高等教育的学费高，同时住宿费、生活费、医保等其他费用对于绝大多数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来说也相当昂贵，即使有高额的财政补助，仍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这也使得经济困难学生需要大量申请助学贷款才能完成学业。而从整体资助额变化趋势来看，美国高校资助总额有所下降，而我国则保持了稳定增长。美国高校总资助额在2010—2011学年达到顶峰（按2019年换算为2178亿美元），2019—2020学年降至1838亿美元，平均每名全日制本科生获得的助学金增长了33%，联邦助学贷款则下降33%，其他资助项目保持稳定。而据《2019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以来，我国高校资助总额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增长了一倍以上。

高校的学生资助金帮助学生抵消了部分高等教育费用，减轻了经济负担，而余下的部分即需要学生本人和家庭支付的净价。美国高校基于完善的大数据系统，根据助学金申请人在FAFSA（联邦学生资助免费申请表）中详细填写的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收入和资产信息，匹配相应的“资助包”，进而为每位学生计算出实际需要支付的净价。据NCES统计，家庭年收入越低的学生平均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越多，所需要支付的净价越低。（见表3）且不同类型大学的学生能够减免的资助和净学费也有较大差异，两年制学院净价低于四年制院校，公立院校低于私立院校。对家庭年收入3万美金以下的学生，进入本州内四年制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私营大学就读需要支付的净费用分别为9300美元、19860美元、20660美元，减免的资助部分占总费用的55%、55%、24%。虽然四年制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费用减免比例相当，但由于私立大学高昂的学费，仍然极大地限制了贫困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我国学生资助的获取依靠学生自主申请，不同学生享有的资助类型不同，虽无高等教育净价的统计数据，但结合我国高校的费用与学生资助金额数据可以推算，我国高校学生需承担的高等教育净价占全部高等教育费用的比例应超过美国。

3. 家庭收入与高等教育可负担能力比较。通过计算净价可知，美国低收入家庭学生获得的各类资助基本能够抵扣一半多的高等教育费用，而剩下的费用对于低收入家庭意味着什么？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6.3万美元，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2.87万美元，根据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收入的比例处于85.72%到90.45%之间估算，私立院校的净价已经接近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70%，即便是净价最低的公立院校，净价仍然占到他们家庭收入的1/3以上，这显然是难以负担的。

而我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 523元。按全国居民五等分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380元。按照公立高校6000元学费和3人为一个家庭单位估算，公立高校学费占我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8%，占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27%。有学者对农村家庭所需要支付的净价进行估算后发现，2016年我国高等教育净价约占农村家庭收入的26%。可见，我国家庭高等教育负担能力要强于美国。而在优质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上，我国的表现更加突出。美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多集中在收费更高的私立院校，但私立大学的净费用已超出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极大地限制了低收入群体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我国重点高校由于拥有更加充足的财政支持，并不依赖高学费满足学校运营需求，收费标准并没有因高质量而飙升，反而略低于一些普通本科院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优秀的寒门子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从经济困难家庭高等教育可负担性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促进社会流动与社会公平的社会效益。

从变化趋势来看，近十年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稳步增长，但高校学费标准并没有大幅调整，经济困难家庭高等教育的可负担性将不断增强。（见图2）而美国近年来家庭收入中位数一直保持在6万美元上下，高等教育学费却飞速增长，私立高校尤其明显，对高校资助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能否有充足的资助资金提升经济困难家庭的高等教育负担能力，保障贫困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将成为严峻的挑战。

（二）中美高校学生高等教育负债情况比较

高校学生贷款是资助体系的重要构成，对于高校学生资助水平的提升发挥着重要作用。适合的学生贷款制度能够帮助学生延时支付高等教育费用，缓解经济负担，也能帮助政府减轻财政投入压力，反之则会导致严重的学生贷款危机。当前，助学贷款几乎成为美国高校最重要的资助方式，然而其助学贷款运转却面临严峻挑战。据统计，2018—2019学年，有56%的公立和私立四年制院校的学士学位获得者毕业时负债，平均负债水平为2.8万美元，有62.5%的贷款者无法在30岁之前还清学生贷款。这意味着随着他们成家立业，同时要面临学生贷款、车贷、房贷等多重贷款压力。这也致使学生贷款的违约率持续快速上升。截至2019年上半年，美国学生贷款借款人累计4470万人，金额拖欠率达到了11.4%（90天违约），违约贷款金额高达890亿美元。在所有发生严重违约的消费者信贷中，35%是学生贷款，比重远超车贷、房贷。学生贷款已成为美国个人信用违约的最大原因，也成为美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各类型院校中，公立与私立四年制院校违约率稳定在6%左右，而公立两年制院校和营利性高校的违约率最高，达到13%以上。（见图3）Looney与Yannelis的研究认为，公立社区学院与营利性高校的人数增加，导致学生贷款违约率激增，根本原因在于这部分人群收入偏低，偿还债务能力不足。

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对于完成现阶段减贫脱贫目标、推进教育公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实现高水平人力资本积累、建设人才强国的重要保障。2019年，全国发放国家助学贷款人数474.44万，发放金额346.07亿元，同比增长6.31%。其中，生源地助学贷款在我国助学贷款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461.08万人，发放金额336.51亿元。我国助学贷款目前运行平稳，授信规模和违约率都相对较低。有测算表明，2008年底中央部属高校毕业生违约率仅为6.9%，但经济欠发达地区违约率很高，如贵州省在2012年底的违约率为29.8%。未来，随着贷款人数和贷款规模增加，贷款偿还不确定性将会逐步增大。同时，由于我国助学贷款以生源地贷款为主，还款期限长，目前助学贷款期限已从学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调整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虽然较长的期限有利于缓解借款人还本付息压力，但也会增加借款人还款的不确定性。且由于生源地助学贷款属于无担保性质，高校毕业生就业和收入不稳定，贷款回收有风险，助学贷款又无利息收入，也造成银行积极性不高。因此，我国助学贷款仍需要在制度设计上不断完善，在充分发挥助学贷款优势的同时警惕出现像美国今天发生的学生贷款危机。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

我国刚刚步入高等教育普及化初级阶段，以美国为代表已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地区）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普遍规律，能够为我们提供警示与借鉴。本研究通过对比中美高校学生资助体系发现，中美高校都建立起包括奖、助、贷等多种资助方式在内的资助体系，但美国资助资金的来源更加多元，我国对政府财政投入依赖性更强，社会资助空间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进一步比较两国高校学生的资助水平发现，美国具有典型“高学费-高资助”的特点，但低收入家庭高等教育的负担能力低于我国，两国家庭高等教育负担能力均有待提升。同时，当前美国高校学生负债问题严峻，严重影响到学生资助效果，我国需进一步完善助学贷款机制，预防学生贷款危机。基于此，本研究在汲取美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提升资助力度，增强经济困难家庭高等教育可负担性。从世界整体来看，高等教育生均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高于20%则为高学费，将增加家庭的学费负担，挤占其他正常开支。按照202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与公立大学平均学费6000元估算，我国大学学费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在20%左右，但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一比例将超过该标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由大众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为实现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使更多经济困难家庭也能实现大学生“零的突破”，仍需要适当扩大高校资助覆盖范围，提升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确保普及化阶段有更多的寒门学子能够顺利迈入大学校门完成学业。

2. 丰富资助资金来源渠道，开发社会资助空间与潜力。充分的资金供给是高校学生资助的基本保障，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虽有助于经费稳定，但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面对超大规模的资助需求群体，政府负担将进一步加重。警惕资助资金紧张问题，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吸纳社会各方资金力量是必由之路。美国高校资助经验表明，在财政资金缩减的情况下，社会资助将是重要的支持力量。美国的社会资助丰富得益于历史悠久的社会慈善文化以及有效的财政税收激励政策等因素，而我国目前尚未在全社会形成资助文化氛围，亦缺乏完备的机制支持。未来需要在理念上进一步深化公众对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认识，理解高等教育是一种双赢的价值投资，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社会、企业与个人都应共同分担教育成本。在制度上需要大力建设专门性平台与机构支持与管理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完善接受、使用社会资助资金制度，使其透明化、公开化；完善捐赠人奖励激励机制，如税收减免、财政匹配、冠名楼宇等，满足捐赠方物质授予与精神收益，充分调动社会资助积极性。

3. 完善学生贷款制度，健全贷款回收机制。学生贷款以其减轻财政负担、可回收循环和能增强学生责任感等优点，在高等教育成本上涨、财政投入紧缩的背景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广泛使用，普及化阶段我国高校学生贷款也应进一步实现应贷尽贷。但美国当前严重的学生负债危机也警示我们，必须谨慎评估提高学生的还款能力，平衡奖助贷资助比例，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同时完善大学生信用体系，健全贷款回收机制，完善监督检查长效机制，保证良好的信贷环境。最后，还应完善助学贷款相关法律法规，使其有法可依，填补立法的空白，促进助学贷款体系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能只是从他国经验中寻找解决我国问题的药方。我国高等教育的超大规模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与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也是我国独特的国情，这就注定了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将面临新的难题与挑战。而我国在不断推进教育公平的实践探索中也逐渐形成了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与关注每个学生成长全过程的发展平等在内的三种政策逻辑，在资助理念上实现了从“助困”向“育人”的转变，凸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点也从经济资助转向育人资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扶困”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探索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的良性循环。这些立足中国国情，回应中国问题的经验是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应对新阶段新挑战的宝贵财富。未来我国既要参考借鉴普及化阶段高校学生资助发展的国际经验，更要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之路。

【本文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1年重点课题“中美高等教育质量比较研究”（2021ZDWT01）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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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7期“比较教育研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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