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阿Q到许三观，贯穿着20世纪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许三观的内涵意义是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创造典型须把握“度”，注意人物性格的多极性与人物之间的对比，从哲学高度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人物第一”，“叙述革命”、文体创新须“贴”着人物进行。小说的突破主要在于哲学的突破，哲学又须通过个性化的人物形象体现，创造典型的难处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诞生70余年以来，文学理论界一直在探索鲁迅创造这个不朽典型的艺术奥秘。很多为借鉴，努力创造新的典型。逼近20世纪末的几年里，有一位青年作家从的新的视角道出了这一奥秘，并在创作中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实绩。这位青年作家就是余华。他在《虚伪的作品》(1)一文中公布了自己的文学宣言。作为知音的莫言完全赞同这个宣言，并作了更为精要的转述：“故事的意义崩溃之后，一种关于人生的、关于世界的崭新的把握方式产生了。这就是他在《虚伪的作品》中所阐述的：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对精神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2)这个宣言代表了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种全新的写作态度和思维方式。

而这种全新的文学流向，在中国，正是由鲁迅作品、特别是《阿Q正传》所开创的。20世纪末期，余华和莫言重新感悟了它，并当作文学宣言公诸于世。余华的感悟可能并不来自鲁迅，而是首先得自于对卡夫卡、博尔赫斯等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的潜心阅读。但是当他从世界顶尖的现代作家那里获得启悟，又回归到鲁迅这里时，就由衷地产生了认同：鲁迅“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名字应该和卡夫卡、马尔克斯、普鲁斯特放在一起，他与博尔赫斯是20世纪小说家中最有学问的两个。”(3)从余华提供的新视角出发进行思考，对鲁迅所开创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写作方式会作出怎样的理解？对阿Q这一不朽典型的形成奥秘又会作出怎样的阐释？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须搞清楚余华对真实的理解。余华在宣言中说：“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然而，他关于文学基本规则的见解是反常规的，他的“接近真实”是“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的。常规认为：“接近真实”，就须精细地描常规认为：“接近真实”，就须竭力塑造人物性格。余华更不以为然，挑战道：“事实上我不仅对职业缺乏兴趣，就是对那种竭力塑造人物性格的做法也感到不可思议和难以理解。我实在看不出那些所谓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有多少艺术价值。

那些具有所谓性格的人物几乎都可以用一些抽象的常用语词来概括，即开朗、狡猾、厚道、忧郁等等。显而易见，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力。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对文学具有超俗悟性的余华，竟然无意中进入了阿Q典型研究的深层次，并道出了真谛。阿Q的复杂性格与精神胜利法的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争论的深层焦点之一。阿Q的性格是复杂的，确如有的学者所论析的那样，是一个多极对立的系统。然而，精神胜利法是这一性格系统的核心机制与哲学中枢，起到了对性格的“内控”作用。精神高于性格。倘若把阿Q的性格论述得面面俱到，却忽视了精神胜利法的主要作用，就会本末倒置。诚如余华所言：“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并非内心”。只注意性格，就会妨碍作家“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塑造出更深刻、更具普泛性、超越性的人物形象，也会阻碍研究家的视线，不能挖掘出人物更深层的内涵。更深层的是什么呢？在这里，余华说的是“欲望”。在同文的前段，又称为“精神”。认为：“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是他的精神。”“人只有进入广阔的精神领域才能真正体会世界的无边无际。

”其实，余华说的“欲望”和“精神”是一个意思。阿Q就是因为充满了处处当胜利者的欲望，而在现实中又处处受挫，所以只能退回内心，求得精神上的利。这种欲望和精神的两难处境，造成了他外表常规认为：“接近真实”，就须遵循“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余华仍不以为然，在文学宣言中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遵循，反倒公开宣布“背弃”，断言道：“任何新的发现都是从对旧事物的怀疑开始的。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余华又在整体性思维方式上与鲁迅不谋而合了。鲁迅之所以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对旧中国的一整套秩序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大胆怀疑，“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从而“自由地接近真实”。余华也正是在“关于现实是否真实的哲学探究”中体悟着虚伪与真实之间的悖论：形式是虚伪的，本质却十分真实；形式是真实的，本质却十足虚伪。因为在常理和经验的局限中，虚伪与真实往往是颠倒的。所以余华偏偏要冲破局限：“常理认为不可能的，在我作品里是坚实的事实；而常理认为可能的，在我那里无法出现。”执意要在形式上“虚伪的作品”中表现本质的真实。

而《阿Q正传》又恰是这样的作品，不仅未庄子虚乌有，与王胡比捉虱子等细节在常理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当时就有囿于常理中的短视者提出过批评。然而，从精神本质上思考，却不能不承认其中包含着坚实的事实，辛辣地嘲讽了的确存在的某些中国人一味盲目追求精神胜利的可耻现象。这种虚假的荣耀和胜利不是还被现代一些人刻意追求着吗？囿于常理是不可能理解《阿Q正传》这种拔俗之作的。同样，要理解余华创造的许三观，也必须从不同于常规的20世纪新的写作方式出发。二、许三观的内涵----“度”多极对比----哲学境界与历史深度提起当代文学中与阿Q相似的人物形象，人们就不禁想起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这个人物的风趣、韧性继续在探索中前进的是余华。他的《在细雨中呼喊》，对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生命体验的刻划简直达到了极致，但是由于人物过多，未能雕塑出更为突出的形象。到了《活着》，就开始发挥“狠劲”，集中笔力雕刻一个人物----富贵，终于实现了突破。富贵承继并凸现了阿的乐天精神，说明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以至几千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是怎样乐天地忍受着种种苦难，坚忍地“活着”的。正是本根于这种精神，阿Q才不致发疯或自杀，宙贵也没有跟随他所有的亲人去死，中华民族也才坚韧不拔地顽强延续了五千年。

诚如余华在他那篇文学宣言的结尾所说：“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活着》称得上是一部“洋溢着象征”的真正的小说，富贵乐天地“活着”的精神正是一种“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与阿Q相比差距甚大。其中症结在于：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主要采取的是批判的态度，深刻揭示了其负面的消极作用，让人引以为鉴，克服自身类似的弱点。余华对富贵乐天地“活着”的精神主要采取的是赞颂的态度，对其负面的内在消极因素缺乏深掘。中肯的批评往往比正面的歌颂更深刻，对中华民族也更为有益。余华在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就对中国人“活着”的方法、简言之“活法”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严酷的批判。这部小说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主题重复”，轻易下这种断 语，只能表明评论者的浮浅。深一层去看，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许三观卖血记》是《活 着》的深化，是余华朝前迈出的一大步，作家是通过许三观这个典型形象，从与阿Q 不同的另一个更为具象、更为残酷的视角批判了中国人“求诸内”的传统心理与精神机制。所谓“求诸内”，就是拒斥对外界现实的追求与创造，一味向内心退缩，制造种种虚设的理由 求得心理平衡和精神胜利。

儒、道、释之所以在中国能实现“三教同源”，原因之一是这三教 都有“求诸内”的心理渊源，合流之后更加重了这种趋向，长期积淀为一种顽真是令人毛骨 悚然，于惊骇和恐惧中联想得很多。造成许三观屡屡卖血的主要原因是时代环境，在禁绝商 品经济的极左年代，老百姓除了卖血没有其它任何获得工资以外收入的途径，所以只能这样 可悲地“求诸内”。然而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不必卖血为生的时期，许三观还是坚持卖血， 并为自己的血已卖不出去而哭泣，就形象地说明“求诸内”这种“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已 经成为他自身的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非常难于扭转。像许三观这样的中国百姓是很多的。 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在真的卖血，而那种一味强调节俭，把自己的生活费用压缩到最低点， 守贫，守穷，以极少的碳水化合物维持生命的“活法”，岂不是一种变相的更为普遍的“卖血”？ 他们对内只能出卖自身的鲜血，对外又要求绝对平等：“当他的生活极其糟糕时，因为别人的 生活同样糟糕，他也会心满意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然 而，“遗憾的是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到头来却发现：就是长在自己身上的眉毛和毛都不平等。 所以他牢骚满腹地说：‘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是比眉毛长。

’”(3)许三观这时已经对自己 “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表示怀疑了。我们也通过这一形象联想和省悟到：如 果不从根本上纠正中国人“求诸内”和追求绝对平等的致命弱点，将心理定势与精神走向扭 转为求诸外，在建设中求生存，竞争中求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不可能成功，或者暂 时成功了还会被巨大的惯性拉回老路。这就是许三观的内涵意义，是这个典型形象给予我们 的哲学启悟。 因此，许三观的典型意义明显高于富贵。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余华在创 造典型时更为合“度”了。所谓“度”就是分寸感，合“度”就是把握好人物的褒贬程度与 臧否分寸。鲁迅对阿Q 是充满同情的，并没有完全贬斥。然而正因为如此，就反倒会哀其不 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等病症更为痛恨，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态度，也就是说贬大于褒，否多于臧。倘若不合“度”，缺乏分寸感，变成以欣赏为主，褒深刻的批判， 却又没有采取贬斥、嘲笑的态度，令人从许三观的失败和固执中感受到他是位既可悲又可爱 的人。这种褒与贬、臧与否、赞美与批判之间的合“度”与互渗，使许三观这个典型形象深 含哲理意蕴。 而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小宝虽然算是一个相当生动的社会形象，其价值却无法与阿 相比。

这个人物是妓院长大的小流氓，偷抢拐骗，吹牛拍马，没有什么不可做，而且做得心安理得。他就靠着侥幸和流氓气而获得了成功，居然也妻妾成群，封侯拜爵，成了大人物。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小宝式的成功者远没有阿Q 型的失败者普遍，他只能助长人们的侥幸心 理和流氓气，绝无阿Q 那样的鉴戒作用。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涂抹的过“度”的喜剧色彩更 冲淡了他的典型意义，使他绝不可能取代渗透着适“度”喜剧因素的悲剧典型阿 有许三观那样的深刻内涵。当然，“度”是极难把握的。因为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呈现于人物性 格中就显示为多极性，难于用一个概念囊括。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以一系列连珠炮式的 反问表达过对主人公倪吾诚的困惑：“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这 些王蒙风格的反问，道出了一条真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复杂、多极的，很难用一个词 语和概念总括。阿Q 也是这样的，无法简单判定他的类别归属：农民？落后农民？浮浪农工？ 保皇派？革命党？投机者？„„多极性与模糊性成为阿Q 性格的突出特征。同样，许三观的 性格也不可能一言以敝之，他的固执令人恼火，而他对亲人的无私奉献又让人觉得可爱。 造成人物性格多极性的内在原因是其内核中搏动的活泼泼的生命力。用80 年代人们对贾 平凹《浮躁》中金狗性格内核的评语来说，就是：“野性”。金狗这位穷乡僻壤的才子和路遥 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也经历了一番从农村到县城记者然后又落魄回到农村的循环。 然而，金狗绝对不是高加林，他虽然有与高加林相同的经历和相似的文采，却比高加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