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在磊/广东广州报道

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流动速度加快，人员流动、迁徙变得异常频繁，相应的城市管理水平却难以及时跟进。针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如何得到较好的保障？现阶段流动人口治理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政府如何去保障流动人口的权益？未来流动人口治理的趋势又是什么？《瞭望东方周刊》就此专访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

“三日内登记”的要求一直都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近来，广州市政府网发布规定，外地来穗人员到达居住地三日内需向有关机构报到，并登记信息。广州为什么会忽然出台这样一个引发争议的规定？

黄石鼎：首先，“穗府36号文”不是新鲜事物，“三日内登记”的要求一直都存在，全国各地都一样，并不是最近提出来的。

再者，这里边体现出的是越来越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思路。我们常说，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均等化，但是到底要给多少人提供服务？他们是谁？年龄结构是怎么样的？他们什么时候来，又是什么时候走的？等等，这些基本情况要了解到位。

例如，一个地方要提供基础教育设施，如果放在以前，只要统计一下这个地方的户籍人口，就可以推算出一年有多少学龄儿童，以此为依据修建学校，提供学位。

问题是，现在城市的状况变复杂了，除了常住人口，广州还有一半的流动人口，他们很多人是没带小孩的，有的小孩还是“候鸟儿童”，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提供公共教育服务呢？

跟常住人口比起来，流动人口是流动的，这些信息自然很难被人掌握。交通、医疗、社会保障，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对流动人口的地域分布，年龄结构这些信息不了解，怎么可能“对症下药”提供公共服务？登记的规定也是这种治理思路的延伸，还是希望能拿到这部分数据。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城市管理压力增大，广州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尺度会越来越紧。

黄石鼎：以后是收紧还是放松，这个很难评价。一个城市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城市里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拥挤，因为人太多了，导致投入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水平反而不断下降。

而且，广州的流动人口治理形式是非常严峻的，压力非常大。我们调研的数据是，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一比一，流动人口有800多万，这个体量是非常大的，而且类型也越来越复杂。

但是，获取信息，不仅仅是对社会治安的控制，很重要的原因是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当然，随着技术进步，完全可以采用移动终端、智能网络等灵活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至于很多人担心的信息安全，也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有法律法规来保障信息安全。

如何消除不稳定因素

《瞭望东方周刊》：既然服务这么重要，为什么还是会看到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权益未能得到很好保障的现象？

黄石鼎：流动人口在一个地方得不到应有的服务、保障，就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可是，怎么样能让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里有一个关键性问题，目前我们国家的财政体系是“分灶吃饭”，各家各管自家的娃，修路也好，建学校也好，用的都是地方财政的钱。

比如，一个湖南户籍的小孩，到广州来读书，这笔公共教育支出谁来掏呢？如果所有人一视同仁，全部实现“市民化”，广州的财政是支撑不起的。

《瞭望东方周刊》：流动人口来到一个城市工作，也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也理应发展带来的成果。

黄石鼎：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的城市治理还精细不到这种程度。因为，还有很多人是没在当地交税的，如果一刀切，全部都做到本地市民待遇，就会导致落后地区的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地区流动，城市规模无限膨胀，最后瘫痪。

这就造成一些作了贡献的人群，暂时没办法享受到相应的服务。目前能想到的办法是积分制，根据你在广州生活的年限、交税年限等等，综合多方条件，给你一个积分，积分累计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享受更多到医疗、教育保障。

市场手段可平衡人口结构

《瞭望东方周刊》：总体来讲，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之间的区别应该是越来越小的，这在哪个方面最显著？

黄石鼎：在政治层面，会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参与到城市发展的决策过程中来，赋予他们更多的政治权益。比如说，流动人口可以参选人大代表，参与到社区基层治理，等等。

《瞭望东方周刊》：未来广州的流动人口管理模式会是什么趋势？

黄石鼎：在理念上，城市管理会越来越文明，会渐渐地从过去单纯的管理，向服务转变。服务是首位的，手法也会越来越柔性。

会越来越多地运用一些市场手段进行调节。一个地方流动人口的多少，不是以部门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与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有很高的关联度。这个地方的经济在不断增长，就不断会有外地人到这里工作，而且产业结构不一样，流动人口的结构也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产业升级，调整产业结构的方式，平衡人口的数量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