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文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摘要】社会稳定是指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能够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社会整体上的协调有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新时代现代化发展的既定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维持社会环境稳定性的根本要素包括长期的政治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广泛的文化认同，这三者分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政治前提、物质基础和重要支柱，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个国家要实现长远的现代化发展目标，首先必须要具有社会环境的稳定性，使人们对未来抱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目标就只能化为幻影。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屈指算来所剩时间已经不多，此时我们既要对实现该目标充满信心，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困苦；同时我们必须要为实现该目标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不然现代化发展难以推进。因此，探究维持社会稳定性的根本要素，以及研究这些要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意义，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项课题。

维持社会稳定性的根本要素探究

关于社会稳定的具体含义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来说主要是指包括国家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处于协调有序、动态平衡的连续运行状态。因此，社会稳定并不是说整个社会静止不变，而是说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能够遵守共同的社会规范，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从而保障社会整体上的协调有序。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又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稳定性状态。

首先是政治稳定，即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主体、政治生活、政策法规、政治秩序等方面的相对稳定或者变化平缓，政治系统有序运行，政治制度按照既定程序正常运转，政府基本上能够将社会冲突控制在其所允许的安全范围之内。维护政治稳定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必须要面对的一大难题，正如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言，这些国家“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其次，经济发展是指在一个较长时期里经济平稳有序地持续增长，即不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太快或太慢及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而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或大起大落。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始终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各方面，因此经济发展对政治稳定乃至整个社会稳定的影响甚大。特别是对一些正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而言，因为在这一阶段容易存在资源分配、占有和使用的不公，以及权力在资源配置上的疯狂寻租，往往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阶层的巨大分化，进而引发社会骚乱、利益集团争斗和群体暴力等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政治不稳定现象。再次，文化认同是指社会大多数成员在思想文化的认同上大体一致，特别是对主流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持有共同支持的态度。文化认同有助于增加政治制度运行所需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任度，有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进而带来社会稳定。

新时代的中国现代化发展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途之中，容易出现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社会贫富分化加大、政治腐败现象增多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以及由此而触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加之中国还仍然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方位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巨大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以及国内民族宗教问题、国外对中国的遏制等问题的影响，都容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由此可见，维护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等社会稳定性的根本要素，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绩效、全面深化改革成果、“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我们必须要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来重视这些根本要素及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长期的政治稳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经过一个半多世纪的努力，已经初现胜利的曙光。此时除了需要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给我们提供战略机遇期之外，还需要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具备了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这个政治前提，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计日而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继续保持政治稳定需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尽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巨大不同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同，因为现代社会里的公民或相关利益集团，更加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愿，懂得通过合法的参政渠道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和维护自己的各项利益。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断增加，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也由此不断提升。此时如果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建设程度能够与公民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度相匹配，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那么不但不会带来社会动荡，反而能够起到促进公民的政治认同、减少政府官僚主义和遏制政治腐败等积极作用，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新兴社会力量的不断崛起和中产阶层的日益扩大，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也在不断增强，如何为公民提供更多合法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实现政治参与扩大过程中的政治稳定，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改革为公民参与提供更多的合法制度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需要，避免因为参与渠道不畅而引起的不满；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来实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因为作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政党是组织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主要机构，能够有效地同化新兴的社会力量或社会团体，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强大的政党和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有能力和责任来同化与吸收中国社会的新兴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合法的制度化渠道，以确保政权的稳固和政治的稳定。

二是要注意提高政府的权威和能力。历史发展经验证明，政府的权威和能力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因此亨廷顿就特别强调政府权威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性，认为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实际上，环顾世界，凡是政府具有高度权威和能力的国家，也是政治上高度稳定的国家。一般来说，政府权威往往建立在政府能力的基础之上，即只有具备执行力的有效政府才能在民众中树立起权威。新时代的中国要提高政府的权威和能力，首先就必须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防止少数地方势力为了谋求地方利益而罔顾整个国家的利益，如个别基层政府对中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又如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民族分裂活动，会严重破坏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其次要遏制因为历史原因和制度建设不完善所引发的政治腐败，因为腐败会侵蚀社会的公平正义，严重败坏政府的公共服务形象，进而削弱政府的政治权威和执行能力，影响到政治稳定。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强力反腐方针，遏制政治腐败，早日建立起廉洁高效的政府；同时继续加强对官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权力监督，严格官员的选拔制度和纠错机制，提高官员依法执政的意识，建立起对官员行之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制度。

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经济的高度现代化，这是复兴之路的物质基础。事实上，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短短的40多年里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大国，进而带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与此同时，稳定的经济发展还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社会稳定。众所周知，贫穷是社会不稳定的最大根源，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长期得不到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改善，那么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早晚都会地动山摇，社会稳定就失去现实依据，政府强力也只能奏效一时。而经济发展可以帮助消灭贫穷，带来社会稳定。根据美国著名学者李普塞特的研究，经济发展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安全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增强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民主的巩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前进空间，解决任何问题还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主题，因此继续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快速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如果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那么经济发展得越快速，各种社会矛盾也就越尖锐。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由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高位徘徊，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仍有待得到根本改变，社会阶层的流动机会减少，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等，来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源头上化解产生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根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加诸如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之类的社会向上流动机会，以优化社会结构，减少人们因为相对剥夺感所带来的破坏倾向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此外，利用既有的经济建设成果来加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政策导向，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如日本、韩国等一些东亚国家成功成为了社会较为稳定的高收入国家，而拉美的一些国家则长期陷入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荡不安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在发展过程中，及时地加强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改革力度，变相地进行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解除了人们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成功化解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种种焦虑和不安情绪。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发展水平限制，我国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切身利益上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一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所以要通过健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好这些问题，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保障制度，使人民群众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

广泛的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柱

共同的文化是在千百年来历史沉淀的基础上形成的，记载着生活在此文化背景下民众的共同记忆，能够在瞬间召唤起他们共有的情感，产生极具凝聚力的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虽有劫难仍能存续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没有根本断裂过的古老文明，与中国人强烈的文化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大凝聚力和共同体意识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文化认同的支撑，因为广泛的文化认同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团结，减少政府政策执行的制度成本，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里的文化认同主要限定在政治文化的认同上，不包含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认同。

共同的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因为它反映了国民对政治制度的评价，而社会的和谐稳定取决于民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以及对这个制度的原则、目标和规范的自觉维护程度。具体而言，人民群众对国家制度认同的话，会从内心世界产生一种政治情感上的归属感和对制度的信任感，从而赋予政府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和必要权威；人民群众对制度的认同，还可以使民众自觉履行对制度的义务、忠诚和信赖，实际上维护了该制度及其政府的权威性。因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必须要有适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对新时代的中国而言，由于仍处在以现代化为背景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既要正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价值冲突以及由此出现的观点分歧，防止因为观点分歧引发认同危机和社会不稳定风险，又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认同，因为该制度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充分显示出了强大效力和优势，在经济发展、维护稳定和应对灾难方面尤为显著。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宣传制度优势，让人民群众牢固树立起对该制度的认同，以利于社会稳定。

政治文化认同是与政治价值观紧密相连的，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认同，今天现实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政治观点分歧，往往都是起因于政治价值观的歧异。因此，我们在新时代要加强政治文化的认同，提高广大民众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凝聚力，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首先就需要加强公民的政治价值观认同。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对所属政治体制及其政治实践的主观态度，主要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态度等，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并对个人的政治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一般来说，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会受到政府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后者往往会为民众提供理想信念、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进而形成全社会共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目标。广大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影响下形成的政治价值观的认同，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促进国内各阶层的团结统一，防止社会秩序的失衡。据此，在新时代现代化背景下，我们应当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新时代的政治价值观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适应时代所需的正确政治价值观，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认同，从而维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的社会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保持社会的稳定性十分重要，否则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各种建设都不可能顺利进行，已经取得的各种现代化建设成果也有丧失殆尽之虞。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而言，长期的政治稳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没有它整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没有它将难以解决引发社会动荡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广泛的文化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柱，没有它，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也将难以维持。因此，在新时代保持政治的长期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文化的广泛认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价值。

【参考文献】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