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宫博

本文主要观点如下：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新常态”出发，结合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立场，不能照搬马克思在一百三十年前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开出的药方。二是通过畅通市场风险传导机制，发挥市场风险在资源配置的作用，实现资本循环畅通。三是理性对待“杠杆”、“库存”和“产能”，要从我国的经济体制运行特征和经济发展阶段出发，要有辨别区分对待，不能简单视为洪水猛兽。四是发挥国家理性统筹生产体系的再造，发挥制度优势，提高生产体系的科技实力和供给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十分广泛，但是综合复杂的改革内容是服从于一个总目标，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供给侧改革是实现社会再生产体系给予的再造，不再是众多领域工作的集合。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供给侧”就不仅仅是生产，而是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运动各环节的联系，其内容不再局限于“供求”的范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应理解为建立动力充沛、内部协调、循环通畅、具有活力、产业水平不断提升的社会再生产体系。

一、如何应用和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一）充分理解再生产理论及其基础和前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的运动规律做了详细、周密的研究，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直接生产过程，揭示了单个资本与社会总资本正常更新乃至扩大，使再生产顺利实现的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条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单个资本的生产流通活动和社会总资本内部有机联系出发，从形式上揭示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种联系，详细地研究了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深入理解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的更多基础性内容。这些内容往往是作为理论的前提存在成为再生产理论的支撑点，在这方面有着更多的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的内容。“新常态”产生的问题直接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受阻但更多的根源性问题则是出在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部分。

（二）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

《资本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致力于回答它所属时代的问题，当前距离《资本论》发表已经有一百三十多年，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资源状况等经济要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外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与欧洲一直存在着巨大差异，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药方直接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遇到问题无异于是刻舟求剑。此外，中国的革命史已经证明了，任何主义任何理论只有在尊重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社会的向往，才能绽放出光芒。因此，应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能落入教条主义，不能照搬照抄，历史已经证明机械应用马克思思想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

（三）更不能断章取义的理解和应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以人民为核心的思想，否则就会曲解马克思主义，甚至会得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样违背我国宪法、违背历史潮流和违背人民意志的结论。要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看问题，用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结构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给予系统化、充实化，并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具体实际，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健康发展。

二、资本循环理论与供给侧改革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更新在理论上的抽象，《资本论》将产业资本分为三个阶段依次经过购买、生产和销售，分别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态，实现价值增值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个过程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资本循环表明资本运动的目的就是价值增值，生产资本循环表明资本是一个不断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商品循环表明资本循环是商品不断消费和不断创造的过程。

它分别从三种循环形式和总循环的角度揭示了单个资本运动的一般联系。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是它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殖，“价值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生产过程是资本运动的核心，资本的价值增殖就发生在这个环节；流通过程是再生产的中介，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实现是再生产继续进行的条件。产业资本正常循环的条件是三种形态在空间上同时并存，并在时间上相继转化，不断进行循环，才能实现不断增殖。

（一）资本循环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好的扩大在上生产，具体来说：一是如何有效现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补偿，补偿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和劳动力要素；二是如何有效实现价值补偿问题，降低流通环节成本，提高流通环节效率，实现上商品资本的“惊险跳跃”。

概括起来供给侧改革需要应对的问题：①高库存，供给质量不高，导致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转化不畅，惊险跳跃难以实现。②高成本，要素市场化迟缓，导致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生产物质资料不通畅和劳动力补偿不通畅。③企业利润率下降，资本价值增殖不高，再生产过程是价值增值的环节，反映资本的有机构成有待提高。④经济脱实向虚。虚拟资本能够实现资本集中为扩大再生产提供资本，能够促进资本循环，促进整个经济的资本流动，加速资本周转和循环。虚拟经济依赖实体经济，但虚拟资本存在着非理性有自身的逐利特征，如果得不到有效管控会侵害实体经济发；当前我国房地产和金融资产的过度膨胀扭曲了产业结构，侵害实体经济，造成了我国制造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资本市频频暴雷，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畅通资本循环，市场经济制度下，畅通资本循环的关键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和破除垄断促进经济的循环。政府是资本循环中的关键因素，是市场制度的管理者和经济运行的调控者，资本循环不畅跟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不能有效传导有着密切关系，政府在防范经济运行风险，采取措施不当会扭曲市场风险的传导，阻碍市场信号的传递，破坏资本循环；要解决高库存、高成本和脱实向虚就需要找准政府在经济运行调控中的定位，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高市场制度的管理能力和经济运行的调控水平，畅通市场风险的传导机制，让市场风险指导经济主体的行为。

（二）辨别资本必要的储备和真正的过剩

资本的来源包括资本集中和资本积累两种形式，当前我国企业的资本主要来源并非资本积累是资本集中，依赖信贷和合并来实现规模的扩张，这就导致资本积累占比过低，企业杠杆过高。该种扩张模式虽然带来了来了很大的财务风险，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规模急速膨胀和生产能力需求急速提升相适应，是中国四十年经济迅速扩张的重要基础之一。

“杠杆”的高低不能仅仅通过数字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具体行业的特征、社会融资习惯和金融制度等方面来进行分析。换句话说，“杠杆”只是经济运行的症状并不是病因，无论是“稳杠杆”还是“去杠杆”不能“邯郸学步”更不能盲目“吃降压药”，应结合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实际来分析宏观经济、中观产业和微观个体是否有病，即杠杆是否过高，产能是否过剩以及具体的病因，并从我国经济体制出发，通过完善经济体制，增强经济活力。

三、资本周转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的速度可以用资本周转的次数和周转时间来衡量。资本周转理论是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其物质技术属性更紧密结合起来的一部分。

（一）缩减资本周转时间

资本周转时间是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组成，进入生产过程而没有进入使用过程的这段时间，流通时间包括生产要素的购买时间和商品销售时间。这些地方揭示了因劳动过程长短对资本周转回流的影响、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缩短流通时间的效果等等。这些内容都启示我们如何从消除再生产障碍方面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二）“去产能”与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是一个国家潜在生产力的基础，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工业实力和人民生活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物化的体现，固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和现代化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指标。一个社会的产能总规模是由不同产业固定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决定的。“去产能”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固定资本进行处置，为此必须对过剩产能行业的固定资本作具体的分析，一是要区分产能过剩的原因，哪些是由于经济暂时下滑导致的产能过剩，哪些是由于需求结构变化造成的产能过剩，对于经济波动造成的产能过剩应当尊重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对于需求结构变化的永久性产能过剩应通过市场化手段淘汰；二是要区分落后产能和现代化产能，对于落后产能要淘汰更新，对于现代化的产能应保存或封装。总之，在“去产能”时需要审慎区别对待，需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市场化手段去产能，避免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和理性优势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微观个体。

四、再生产理论与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则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的，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

首先，我国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供需存在脱节，具体而言第一部类供给质量不高，高端装备制造大量依赖进口，卡脖子对我国产业升级造成的制约日益显现。第二部类的供给同样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第二部类主要是指消费资料，我国大量进口国外的高端消费品，而国内消费品的质量和功能尚不能满足消费的升级。两大部类分产业价值补偿难以实现尤其第一部类更为突出，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本循环不畅。物质补偿得不到实现尤其第二部类特别突出，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所以要使得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该协调好两大部类三大产业结构。

其次，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是资本循环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能够形成资本积累。现代产业的发展，扩大再生产不只是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还包括产业的升级，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企业利润下降，负债率较高。要想实现扩大再生产，就要通过金融手段帮助企业获取足够的资本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实现产业升级转型。

五、发挥国家理性在生产体系再造中的引导作用

马克思理论中强调了国家统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来看，政府在这场改革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历史重任，在改革中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新常态的经济环境要求社会经济进行根本的转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构和再造再生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以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为基本动力的市场导向只能引导资本投向那些在未来具有可预见的良好利润前景的领域；所以社会经济的根本性转型是不能仅靠市场的短期引导，必须有国家理性的存在，国家代表全社会，运用国家所掌握的经济力量积极发展新兴技术，积极构造新兴技术基础上的再生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