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少买花的人，突然送给室友一束鲜花；然后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好好活下去”。如果有着基本的常识和敏感，就应该即刻领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有自杀意图的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对这些信号的足够重视，可能会及时挽救一条生命。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杀可以鉴别和预防，即便有自杀意图的人已经下定决心实施自杀计划——隐性自杀者，他仍然会流露出自杀讯号。

研究自杀的鉴别与预防，对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来说，并不是出于研究的兴趣。每次听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以残酷的方式离开世界，她都会感到一阵心颤。

在世界上，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3秒就有一个人企图自杀。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表明，2000年，全球约有100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未遂者的人数是这一数字的10~20倍。

按照WHO制定的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每10万人中自杀的人数少于10人，那么它就属于低自杀率国家；这一数字高于20人，则为高自杀率国家。

1993年，WHO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为19万~21万，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30%，每10万人中有22.2人自杀。中国进入了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自杀成为全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其中，在15~34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了第一位死因。

事实上，在世界各国，16~23岁的青少年都属于预防自杀的重点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正处于心理学分期中的“青春期后”和“假成人期”阶段。近几十年来，美国青少年（15~24岁）的自杀率成倍增长，从1960年的每10万人中有5.2人自杀，上升至1984年的12.3人。

“发生自杀事件时，许多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件事就选择自杀？’其实，自杀并不是单纯一件事情就可以引发的，而是多方面助长自杀的因素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最终由一个压力或者创伤让自杀者启动了自杀计划。”许燕说。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庞宇告诉记者，引发自杀的应激源，不一定是工作压力，也可能是生活压力、感情压力，比如遭遇亲人故去、发生重大灾难，或者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等。存在应激源，更是冲动性自杀的首要条件。

“有的人本性冲动，喜欢用极端行为解决问题；有的人性格内向，他们隐藏的激情性的、毁灭性的心理同样会在应激源的作用下爆发，这些人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庞宇说。

然而，在这些人周围，社会的支持系统往往并不理想。亲人、朋友、同事之间沟通交流不足或存在障碍，因此，他们长期得不到倾诉，产生不良念头的时候，也没有人及时干预和化解。在长时间的工作、封闭的环境中，不良情绪一时无法发泄，就选择了自杀。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自杀未遂者，在行动前只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自杀；考虑时间不超过2小时的自杀未遂者，达到60%。在自杀者中，大约60%的人在自杀前两天遇到一个急性诱发事件，而且一般是人际关系矛盾。

对于非理性、冲动性的人来说，如果已经产生了自杀意图，还容易发生“模仿型自杀”。这种自杀又被称为“维特效应”，源起两百年前，德国文豪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引发欧洲青少年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

“自杀是具有传染性的。”许燕说，当一例自杀事件发生，有的人就会受到诱导。模仿型自杀者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有的遇事容易情绪化，缺乏理智和冷静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有的认为自己无法左右人生；有的对死亡的理解存在偏差，憧憬着死亡带来美好结果；有的则与模仿对象有着相似的境遇，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

另外，在模仿型自杀者中，有一类需要格外引起注意，那就是曾经有自杀行为的人。因为有研究发现，1/5的模仿型自杀者曾经自杀过。

“自杀从众心理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杀引起的一系列自杀事件。”庞宇介绍，从张国荣自杀的当天深夜到第二天凌晨，短短的9个小时内，全香港有6人跳楼自杀，而当月，香港共有131起自杀死亡事件，比以往月份增涨了1/3。其中，有死者还在遗书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选择跟张国荣有关。

除了上述模仿型自杀者、遭遇重大生活事件的普通人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之外，严重的躯体疾病患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同样是需要关注的两类。其中，在各种精神疾病中，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自杀人数占了精神病人全部自杀人数的1/4。

许燕告诉记者，一些重度抑郁患者的后代，大脑会发生结构的变化。这一发现来自美国精神病学家的一项研究。科学家们通过磁共振扫描技术发现，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大脑右半球的皮层变薄了，从而影响人们正常地处理社会信息，导致人际关系障碍。不过目前，学界还没有数据证明，有多少比例的自杀者与脑皮层变薄这一生理因素有关。

目前，临床上使用《自我毁灭评定量表》（1996）来区分自杀倾向与非自杀倾向患者。这是一份较为有效的量表，由具备心理学专业资格的人士对施测者进行评分和解释。表中列出了84项主观想法，例如“让他们不要理睬我，我也不需要他们”“这个世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地方！就让自己从地球表面消失吧！”“每天都如此艰难度过，为何还要继续？”……

此外，在自杀可能性的评估中，《贝克绝望量表》被用来测量成年人和青少年对未来的消极与悲观态度。它是对具有自杀倾向和自杀未遂者的一个较为有效的间接测量指标。绝望程度高的人，应确定为心理咨询工作者重点帮助的对象。

许燕指出，虽然多数自杀事件看上去难以预料，但自杀者周围的人仍要留意一些细节，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从自杀念头的产生到最后采取这种行为，自杀的心理过程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自杀念头或自杀动机的形成阶段、矛盾冲突阶段、平静和准备自杀阶段，以及实施自杀行为阶段。” 许燕告诉记者，其中，在矛盾冲突阶段，自杀意图的表露是显性的；到了平静和准备自杀阶段，就转为了隐性状态。“对有自杀意图者的鉴别，最好是在进入隐性自杀阶段前就作出；一旦进入隐性阶段，鉴别的难度就会加大。”

有研究表明，80%的自杀者在自杀前都曾流露过要自杀的想法。也就是说，自杀的人中十个有八个曾明确地表示过自杀的念头。

当一个人形成了自杀念头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他陷入“生死抉择”的矛盾冲突之中。大部分的想要自杀的人会在这一阶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发出一些信息，这可以视为他内心痛苦挣扎的求救信号。他希望有人倾听、在意自己的心声，希望听者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例如，在言语线索上，有自杀意图的人在说话时，会有“我不在了，也没有人会在乎的”“我再也不想活了”“我很难过，真想放弃一切算了”等间接或者直接的陈述。他会经常与人谈论与自杀有关的话题，探讨各种死亡、死亡的方式、对死亡的看法、死后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日记等文字中流露出自杀意图。

在行为线索上，有自杀意图的人会开始逃学、旷工；有突然或者明显的行为改变，与平时的表现反差过大；把自己心爱的、有价值的东西扔掉或转赠给别人；与平日的朋友断绝来往，或者访问、打电话给关爱他的人，说告别性语言；甚至留下遗嘱。

如果这个人不再谈论自杀，情绪平静了下来，千万别放松警惕，以为是他的心理状态好转。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犹豫，决定自杀；或是为了摆脱旁人对其自杀行为的阻碍和干预，而进行的掩饰。

隐性自杀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不过，从他的情绪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例如，他情绪上极度消极、沮丧，喜怒无常的情况增多了，或者变得冷漠、木讷，甚至异常平静。

一旦自杀行为实施，一个人的自杀会使6个家人或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根据WHO的这一估算，中国每年就有150万人承受着自杀事件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

“预防自杀，周围人的发现最为有效和主动。构建一个预防自杀的网络，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个体共同参与。”许燕说。

社会需要形成一个及时的自杀干预机制。社区工作人员、医生、警察等社会人士都需要接受相关的训练，能辨识自杀高危的人群，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同时，对于一些可能被用来当作自杀的工具，社会应该加以限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1970年，英国减低了煤气中有毒的一氧化碳的含量，结果自杀率骤减26%。这可能是由于一氧化碳含量的降低使企图用煤气自杀者被救回的机率增大。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陆益龙指出，从传统社会到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工作节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带来的精神问题在全世界都是存在的。对于这些问题，从心理卫生的层面来看是可以治疗的。最主要的就是从企业到社会要有一个完善的支持系统，这是以良好的心理沟通为基础的。

许燕告诉记者，在处理自杀危机的过程中，试着和有自杀意图的人沟通是第一位的。

对还未实施自杀行动的人，沟通除了要找寻他的家庭状况、生活状况等基本信息之外，要了解自杀行为计划的各种细节，进而采取干预行动。例如，“who”——有无其他的人牵涉其中，“what”——什么事件促使他做此决定，“when”——计划何时自杀、“where”——计划在哪里自杀，“how”——打算用何种手段或方法自杀。对于正准备实施自杀行为的人，要说服他暂缓实施，先让他到安全地带，放下手中的危险品，再与他沟通。

沟通时，不要对自杀者所言之事表示震惊，不要去否认他的感受，也不要争辩自杀的价值、替他做心理分析；可以协助他寻求专业的帮助。

“有自杀企图的人，不仅仅是要结束生命，真正的目的是结束痛苦。这是自杀者在事前作出的一种价值判断。”许燕说。

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半杯水”实验。乐观者在看到“半杯水”时，他们将其视为“半满”，他们从“获益”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反之，悲观者在看到“半杯水”时，将其视为“半空”，从“损失”的视角来看待事物。

正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引发了人们不同的情绪体验，乐观者更多地体验到的是积极的情绪体验，悲观者更多地体验到的是消极的情绪体验。

许燕教授强调，学会自我调节、增强抵御挫折的能力、树立积极的价值取向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将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