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的张梦（化名）默默弃用了自己的微博追星账号，弃号前，她仔细删除了可能涉及自己其他账号和个人信息的内容。

“同一个追星群里的小女生因为对‘正主’（喜欢的明星）最近的表现表示失望，就被‘同担’们（喜欢同一个偶像的粉丝）质疑粉籍，甚至追着骂了几十条信息，最后女生脱粉销号。”4年前，张梦因为心疼喜欢的偶像被网暴而加入了饭圈，4年后，因有感网络戾气越来越重而退出饭圈，“一些粉丝从最初反网络暴力，到成为网络暴力的一员，突然觉得很可怕”，如果继续下去，她怕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近年来，网络暴力成为网络空间的一大“毒瘤”是不争的事实，中央网信办、国家网信办也多次对网络暴力开展专项治理。2022年4月，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同年11月，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今年3月，国家网信办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相关治理数据：2022年11月以来，拦截清理涉网络暴力信息2875万条，从严惩处施暴者账号2.2万个，预警防范了377起热点事件可能出现的网暴风险。

而此次《征求意见稿》第1条就提出要“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和网络秩序”，在网络上针对个人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有的造成了他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朱莎接触过不少涉网络暴力事件，在她看来，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有三个方面：对网络暴力的直接受害者，造成身心伤害；施加网络暴力的人，无论出发点如何，都会使其形成“可以通过网络暴力方式去影响和破坏他人的生活秩序”这一错误的社会观念，造成价值观偏差；每一个网络用户，很容易就被裹挟进网络暴力事件，成为网络暴力的帮凶或是受害者。

“在很多所谓的网络暴力事件中，要全面认识导致事件后果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将后果单纯地归咎于网络暴力所致，而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亚太网络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刘德良则指出，在很多涉网络暴力的热点事件中，其最终的危害后果是由多种复杂因素造成的，网络暴力可能只是其中一个促成因素。事件发生后衍生出的网络暴力问题应该关注，但更应该关注诱发网络暴力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才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法律上如何界定网络暴力

实际上，网络暴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现实中，人们对于网络暴力的认定标准也并不统一。

目前，我国未出台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门立法，对网络暴力的规制是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如，民法典、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综合立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英雄烈士保护法等专门立法，以及最高法、最高检关于诽谤、侵权个人信息、侵害人身权益等相关司法解释中。2022年11月，《通知》首次明确：“网络暴力针对个人集中发布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违法信息及其他不友善信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网络秩序。”

“《通知》更多的是针对网络暴力治理过程中，作一个范围上的界定，不足以直接作为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朱莎认为，网络暴力作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同时形态具备变化性，其行为本身确实很难“一棍子打死”定性，界定网络暴力，需要结合实施的环境、主观和客观行为来具体判定。但总体而言，网络暴力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一是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如微博、校园论坛乃至公共微信群、一定范围的局域网等；二是对他人生活和工作等秩序造成影响，无论网络暴力的动机和目的是否看似正当，客观上对他人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就要对暴力的范围作扩大解释；三是通过爬取他人数据、曝光他人隐私等本身就不合法的手段。

“网络暴力的本质是对个人的一种侵权行为。它区别于其他网络侵权行为，是因为网络暴力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其危害后果和传播范围不可预测、不可控，需要在防范、责任追究机制、受害人保护上予以特殊关注。”刘德良表示，他认为法律上的网络暴力是指发生在网络公共空间，针对特定个人的人身侵权行为，对他人身心造成消极后果。网络公共空间包括论坛、贴吧、微博、大型微信群等，一人发起后往往有很多人参与；侵权行为主要体现在谩骂侮辱，侵犯名誉尊严、披露他人隐私等。

刘德良进一步解释，网络暴力作为不同学科都会研究的社会问题，不同学科使用同一概念时不能直接照搬。从法律角度谈网络暴力，其行为要受到法律的规范，那么法律上所说的网络暴力首先一定具有违法性，对网络暴力的认定要准确。他认为《征求意见稿》的最大亮点就在于第10条，且应该将该条提前重点强调。

《征求意见稿》第10条明确“准确把握违法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规定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违法违纪行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的，不应当认定为诽谤违法犯罪。针对他人言行发表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偏颇、言论有所过激，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的，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

朱莎则认为，《征求意见稿》若能出台，无论是对网络暴力维权个案还是对网络暴力治理都有正面引导意义。其出台本身就说明对网络暴力问题的重视，且对司法机关的实践意义比较大。其明确了5种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类型，并对应了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等适用情况，可以给一线执法者提供更为明确的执法依据和标尺。

《征求意见稿》明确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包括依法惩治网络诽谤行为，依法惩治网络侮辱行为，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依法惩治线下滋扰行为，依法惩治借网络暴力事件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行为。同时，列明了5种从重处罚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类型，包括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的；组织“水军”“打手”实施的；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的；利用“深度合成技术”发布违法或者不良信息，违背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的，应当从重处罚。

“《征求意见稿》里所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基本都是现行法律中有规定的。”刘德良指出，《征求意见稿》可以视为司法机关办案过程中的参考指南，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司法机关对网络暴力的治理还是依照现行法律的规定，由此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行了”。

网络暴力治理的立法完善

尽管现行法律对网络暴力有所规制，但在受访法律人士们看来，由于实施效果不太理想、网络隐蔽性使得寻找施暴者及取证困难、受害者维权成本高、网暴参与者持有法不责众观念而有恃无恐、惩罚机制不突出等原因，导致网络暴力现象愈演愈烈。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坚持严格执法司法，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依法严肃追究，切实矫正“法不责众”错误倾向。此外，在朱莎看来，《征求意见稿》加强了对网络暴力的公权救济，如落实公安机关协助取证，加强立案监督，更加明确侮辱罪、诽谤罪公诉要求，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等，能有助于解决网络暴力维权立案难、举证难的问题，能更有效地制止网络暴力的实时发生、减小危害，同时对施暴者起到震慑作用。

刘德良则提醒，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征求意见稿》提及的“自诉转公诉”等程序不被滥用。例如，当公民行使监督权，在网络上揭发贪污腐败行为时，要防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此作为打击报复的工具，以诽谤罪、侮辱罪将对方提起公诉。

对于如何根治网络暴力，近年来，“出台网络暴力专门法”的呼声渐起。刘德良和朱莎都认为，从立法成本考虑，是否出台专门法有待斟酌，但网络暴力的立法确实有完善空间。

在刘德良看来，要治理网络暴力，需要从三个方面在立法上加强关于网络暴力的针对性规定。一是平台对于施暴者信息披露的义务；二是发生网络暴力时，平台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管义务，尤其是受害人告知后不处理，则要追究平台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三是加大对网络暴力个人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网络暴力治理与预防，需要依靠民事、行政、宣传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综合治理。”从法律角度治理网络暴力，朱莎也认为应该加强网络暴力惩戒措施，压实平台义务等，但她认为从根源上解决网暴问题，需要在法律之外加强基础教育，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网络素养教育，从小树立预防网络暴力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