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持续扩散，在威胁全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同时，也深刻改变着旧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人们普遍关心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治理问题时，在软硬件条件上具有显著优势并且号称建立了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已经超出“差强人意”的范围，让人产生了比较具象化的“政治衰朽”与“治理无能”的普遍感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诱发的连锁反应，以一种催化加速和感知放大的方式，让在疫情之前已经广泛存在的“政治衰朽”通过全球社交媒体平台，呈现在人们面前。

当前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本质是“政治衰朽”。20世纪70年代，受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挫败的刺激，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政治衰朽”的概念，用于描述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超越政治制度化水平之后出现的诸多现象。师承亨廷顿的福山则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一书中，将“衰朽”的概念用于描述美国这个发达国家内部当时正在发生的现象：政府的决策过程无法产出真正有效的治理政策；高度组织化且非常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可以在根本上阻止政府做出他们认为会阻碍其利益的事情。“政治衰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表现，不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不足，而是政治制度化程度过于发达，同时被少数高度组织化、专业化的行为体垄断和操控，在运行中，失去了输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政策产品的核心功能。发达的政治制度成了一种高度技术化、程序化和形式化的摆设，无法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真实问题。

就研究而言，福山面临的困境是，不能对西方政治制度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批判，但是又要指出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换而言之，即使设置了国家治理能力这种具有很强解释弹性的中间变量，如何在强调西方政治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前提下，指出西方政治制度的“衰朽”？于是，某种具有黑色幽默的话语就有了使用空间：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是因为这种制度设计得“太成功了”，因此必须要为这种成功支付某种“必要的代价”。

造成“政治衰朽”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某种政治制度之所以出现塌陷，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不仅具有某种重大缺陷，而且这种缺陷进入到了在各种时间尺度上都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或者缓解的阶段。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某个具体历史时空下的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需要从政治之外，也就是从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去寻求。要解决这种结构性缺陷，必然会涉及在这些非政治领域的重大变革，而非仅仅是单纯从政治制度层面本身着眼并形成矫正方案。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宏观分析框架，可以将西方政治制度在当下陷入的困境，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内部固有矛盾的体现。冷战结束之后30年西方国家表现出的各种问题，就是这种矛盾在新时空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对此，美国知名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约瑟夫·奈在《美国实力的困境》一书中曾经有过深刻的洞见，指出信息技术革命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发生在具体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之中的。他更多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对信息技术革命形成的制约，但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分析，信息技术革命在欧美的发端，本质上是在垄断性金融资本所构造的深层土壤基础上开出的技术革命之花。一个历史性的巧合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初步酝酿完成，开始进行全面扩展的时刻，约束全球市场扩展的地缘政治架构——冷战，迅速发生了变化，并最终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从剩余价值的创造来看，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提供了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外移的动力，还创生了新的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从市场的规模看，地缘政治障碍消除之后，市场化生产能够超越地缘政治边界，实现向全球市场的高速扩展，这意味着金融资本真正获得了在全球范围汲取剩余价值的新机遇。

从政治层面看，真正意义上严肃和认真的理论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特殊的时空环境下，被历史终结论这种披着理论术语外套的自由主义盲目乐观情绪极为轻易地终结了。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西方国家顺从着极其符合直觉的分析逻辑，将“苏联解体”等同于“西方成功”，轻易接受了历史终结论的核心逻辑，从此在事实上停止了对西方深层结构性矛盾的系统反思，继而顺应金融资本的逻辑，继续以一种自发而非自觉的方式，奔跑在原先的道路上，并最终与一系列偶发因素结合，推动历史进入了当下这个阶段。

从“经济-金融”的运行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21年，以“新自由主义”之名，金融资本在全球开始了一轮肆无忌惮的扩张；西方国家在消费“冷战红利”的认知驱使下，不仅在全球遵循最大化原则进行布局，而且在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毫不介意地一个接一个地拔掉了冷战时期因为阵营竞争关系而给金融资本安上的制动阀。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西方国家毫不犹豫地重新布局了在地理上覆盖全球的供应链，被认为无法带来巨额利润的制造业迅速地从西方国家本土转移出去。承接这种转移的国家，凭借个体能力的差异，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前景，例如中国就被认为是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新兴国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从来不是西方国家启动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观动机，如同2017年以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当西方国家发现这种客观带来的积极外溢效果时，它们的优先选项是用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去对冲并谋求最终消除这种外溢。

从西方国家本土的发展看，伴随这种转移的，是所谓“M”型社会的出现，是原先被认为是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产业工人阶层收入的整体性塌陷，但从中长时段的分析来看，这本质上是一种常态的回归。对金融资本来说，中产阶级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冷战时期阵营竞争过程中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而非主动追求的结果，更不是理想发展的目标；就资本的逻辑而言，冷战既然已经结束，那么预支的成本自然应该收回，否则就是不符合资本理性的行为。

在治理层面，冷战时期形成的“福利”机制，在冷战后也迅速被“市场化”了。“福利”的本质是一种转移支付，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用来约束资本和劳动在市场中必然存在的收益差距。马克思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解的基本矛盾，也是促成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关键。从实践看，以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推动“新公共管理革命”为标志，西方国家以市场化方式，一方面热衷于将政府的福利功能“外包”给市场，以提升“效益”，另一方面则热衷于将原先用于弥合差距的“福利”变成新兴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通过某种近似“一头牛剥两层皮乃至多层皮”的方式，真正去实现最大化利润。这方面最直观的案例，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至今西方发达国家令人瞠目结舌的治理表现，撇开领导人个人能力和素质的问题，被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体系无法提供并不能够直接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公共卫生应急处置功能，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2019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用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的话说，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深处，将其中的矛盾与缺陷，以无法否认的方式暴露在各方面前。西方政治制度有效治理能力不足，有效治理产品供应显著短缺的矛盾，更加充分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沈逸，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5月26日理论周刊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