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一、通过刑罚的风险控制：功能与挑战
二、风险刑法：对挑战的回应
三、刑罚的限度：风险刑法的风险
第三节 行政性风险规制活动的兴起
一、从通过责任的间接控制到直接性的行政控制
二、风险规制：行政任务的变迁
第三章 政府干预风险的限度：安全与自由的辩证
一、现代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
二、不确定性的一个例证
三、不确定性引发的决策危机
第二节 传统消极防卫的立场及其挑战
一、预防危害的传统模式：危险防卫
三、风险社会对传统模式的挑战
第三节 风险预防原则的兴起
一、风险预防原则的起源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发展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构成要件
四、风险预防原则作为法律原则
第四节 防止过度干预：风险预防原则的检讨与修构
一、安全与自由的辩证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检讨
三、修构风险预防原则
第四章 理性与民主：风险规制法治化的要义
第一节 科学与政治：影响风险规制的因素
一、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风险规制的基本制度
二、科学与政治：理解风险规制活动的两个维度
第二节 确保理性与民主：风险规制法治化的要义
一、理性与民主：风险规制的两种理论模型
二、理性与民主的融合：走向审议式民主
三、法律的作用
第五章 正确对待科学：厘清科学、政策与偏好的纠缠
第一节 科学评估风险：风险规制的事实基础
一、风险评估：借助专家判断风险
二、科学性：风险评估的规范要求
三、风险评估的哲学：事实与价值的分离
第二节 政策、偏好对风险评估的影响
一、质疑风险评估：政策、偏好影响客观性
二、政策、偏好影响风险评估的例证
第三节 寻求诚实的代理：用制度规范风险评估
一、如何对待服务于监管决策的科学
二、完善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的建议
三、寻求诚实的代理
第六章 有效监管风险：行政的变革
第一节 安全保障的常态化：从事件预防到风险规制
一、对突发事件的预防
二、预防的“事件”视角和“风险”视角
三、从“事件”预防到“风险”规制
第二节 治理能力的提升：体制机制的变革
一、监管机构：机构职能配置的科学化
二、监管工具：确保监管工具选择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引 论（节选）
一、为何研究风险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4号机组发生泄漏，数千人遭受强核辐射，二十余万人被疏散；同年，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发表《风险社会》，预言风险社会已经来临。三十年余后，中国的核电发展亦受邻避活动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对矿石能源严重依赖所引发的大气污染也引发愈加集中的批评。
这样的困境一再出现在诸如垃圾焚烧、转基因生物技术等领域，从而深刻地反应了现代化的困境：一方面，人类不得不依赖技术进步以改善生活，而且，一些技术的应用的确显著降低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某些风险；另一方面，公众日益觉醒的忧虑要求政府将风险控制植入政治议程的核心，以强化规划未来生活、提供安全保障的职责。正是这种政治议程的改变揭示了从法律、特别是行政法的角度研究风险的意义。
实际上，也许与大多数人的直觉相反，风险概念并非描绘了一个更加黯淡的未来：古人早已明白世事如棋，在通往唯一结局的过程中，事物潜在的可能性却有多种。过去对这种可能性的把握依据经验与直觉，精确计算是神明才有的能力，即使损害真实的发生，他们也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命中注定。然而，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人们则力图掌握这种可能性的范围，将其数字化为概率——通过采集某一风险事件在过去一段时期发生的频率和损害强度，并假设其保持稳定，归纳推算，对未来可能的后果进行评估。概率的引入，使风险概念更加精细化，并体现人类希望通过理性发展来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并享有风险所带来收益的努力。于是，风险与其说是一种命运，不如说是一种选择，它作为对不确定未来的判断，力图让“未来服务于现在”。因此，研究风险的意义更在于，它的确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持续性的隐秘动力——更加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命运。
二、为何以健康、环境风险为中心
对风险社会的哲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领域，较少对风险分类研究，其原因或在于，这些学科意图从整体上理解现代社会中风险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根本性的反思策略。但是，本研究旨趣在于法学的角度来研究风险规制的制度安排，由于不同领域的风险所对应的制度方案可能存在巨大差别，有必要予以区分。本研究将主要限定于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人类活动和现代技术应用引发的对个体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选择这一领域作为研究的中心，是基于以下理由：
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人的活动如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聚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还是一些新兴的现代技术应用均导致了社会中对健康、环境的潜在威胁不仅在量上累积，而且也发生了质变：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放大了诸如非典、禽流感的威胁；核能、基因生物技术、纳米等技术的应用也产生了新的威胁。而且，这些风险的属性表现出以下不同于传统社会风险的特征：
1.风险的全球化，一些风险并不局限于一国领土范围，而可能影响到所有人，例如，气候变化；
2.风险的复杂性，一些技术对健康、环境的影响难以直观判断，具有高度复杂、难以量化的特征；
3.风险的规模，一些技术运用，例如核能，一次事故就可能造成巨大的环境和健康损害；
4.风险的不可感知型，有些风险人类不能通过其感觉器官感知，而必须借助技术手段才能了解；
5.时间性，有些风险发生作用的事件无法或者难以确定，因此，可能产生代际公平的问题；
6.风险的不可逆转性，一些现代技术应用导致的健康、生态损害难以恢复。
另一方面，对健康、环境风险的规制，是具有相当知识密度的活动，正是这种知识的门槛，在很多场景中引发了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分歧——本书将涉及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即是典型。由此，这一主题涉及对一个经典命题在新形势下的重新诠释——即科学与民主的关系。
自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一直是国人追求的两项重要价值。然而，科学与社会对话中所产生的冲突，深刻地说明这两项价值存在内在紧张。这种紧张在现代社会有激化的趋势：科学的技术化运用逐步主导了财富累积和社会福利增加的进程，知识取代资源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人类也似乎从19、20世纪旧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成功——科学技术日益增强的对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也导致社会要求控制科学技术自身缺陷的呼声日益高企，可以说，权力的扩张必然要求责任形随。遗憾的是，这种紧张虽然在近年来在我国诸多公共事件中均有所呈现：核电站、PX化工项目、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中科学界与普通公众的观点均发生明显分歧，甚至引发社会分裂，但法律系统与监管部门似乎并未有效地回应。实际上，科技在改进人类生活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愈加引人关注，只有对这类风险充分研究，有效规范，方能可持续地运用技术进步的成果，并为科技创新营造一个更为友善的社会环境。
结合上述两点理由，具体而言，之所以选择健康、环境风险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
其一，现实层面，虽然风险是人类社会一直伴随的现象，但是，传统社会向现代“风险社会”的转变，其核心便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不可预知的健康和环境威胁，科技和商业进步在促使生产力飞速发展同时将人类置于“文明的火山口”上。
其二，哲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反思，也主要由现代工业文明、科技发展产生的健康、环境风险所触发。在当代社会，虽然人类的进步有赖于科技，但新技术的负价值亦开始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社会对工业文明的反思性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对社会在二律背反中前行的历史课题的注解更多以健康、环境风险的现实具象、两面效应为范例。
其三，政治层面，也正是面对种种健康、环境风险，各国政府才开始通过制度调整来寻求获得重建的能力与机会，而且，对健康、环境风险规制也是在现代社会引发公共政策争论的核心原因：一方面，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风险确实使未来笼罩上阴影，但另一方面，伴随这一阴影的却是大量的机遇：新材料、生命科学技术等等均如此。机遇与风险的并存使得公共政策处于两难的境地：放任不管，风险可能会现实化而形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过度规制，又会遏制发展，导致繁荣的机会丧失。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法律与行政方面的争论不断，需要予以梳理解析。
三、行政与行政法的影响
工业化、现代技术应用所产生的健康、环境风险，对现代社会运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应对，需要从教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全方位地予以探讨。而从行政法层面讨论的必要性在于，规制风险以确保新兴技术安全运用，在相当程度上要借助行政的手段，但现代社会风险的特质，导致行政活动面临一系列合法性危机：
对未来的控制需要基于预测行动，而它往往没有充分的证据作支撑：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转基因食品是否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这将导致行政面临一种困境：虽然我们感受到了威胁，却发现已有的知识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无法确定问题的范围，更没有足够的确信去实施某种干预措施。于是，每当威胁变得更加紧迫和明显时，我们却发现自己不能借助科学的手段来确定证据、找到原因和进行补救。
证据不充分导致决策不可避免地容易受到质疑，且这种困境是无法通过知识的积累予以根除的，它与德国学者贝克描述的现代风险社会的特质有关：现代社会风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对决策提出了一系列难题：谁定义并确定风险的大小？对引发事件的原因、维度和行为我们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对于这些原因、维度和行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吗？在一个关于风险的知识必定是有争议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什么算是充分的证据？
这种困境对行政监管体系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面对风险，法律不应当无所作为。然而，面对如此广泛的不确定性，我们用什么来构成控制未来灾害的适当规则？又用什么来证成我们的选择？这一系列问题说明，控制风险的现实需要已经使行政活动的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详尽讨论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并寻找应对之道，无疑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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