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1939年出生于重庆，在南京读完小学、中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本科毕业，分配至贵州安顺，先后在地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

如今，82岁的钱理群在“和生命抢时间”，他认真计算过，大概还有五年就能把想写的东西写完。

看了五季《十三邀》，唯二让我流泪的两次，一次是许倬云，一次是钱理群。

总有人值得你诚惶诚恐。

“鲁迅是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人，因为他的思维太怪了，太反常了，太超出我们习惯的事物了。人们美化过去、未来、死亡，其实不过是想找一个精神的避风港而已。但鲁迅恰恰不允许我们有这样的避风港，任何地方都不能逼疯，你必须正视现实的不幸、不满和曲折；你只有一条出路——正视，而不能逃避。”

“我是北大的乌鸦。”钱理群说。

即使是北大，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是钱老自诩为北大的乌鸦的一种自嘲。

钱老膝下没有儿女，在谈到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的时候，钱老说：“因为我过去的经历，让我对于苦难这个词，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不愿生孩子，就是为了不想让下一代，再遭受我所经历过的苦难。”

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人生经验和阅历总是不同后辈。尽管过去的苦难很多，但钱老也说，“我并不建议美化苦难，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应该被理想化。”

如今，82岁的钱老可能在写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本书”。钱老形容这本书是“庚子大疫的现场观察与历史书写”。

根据这本书，钱老给出了现今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我们正处在一个无共识、无真相、没有确定性的时代，也因此，让人恐惧、让人不安。”

许知远问了钱老一个和访谈许倬云时同样的问题：“您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年轻人应该如何立足呢？”

钱老说，“我们需要先观察，然后等待，最后是坚守我们心中的理想，这个东西很重要，不管外界世界如何变化，心中的理想仍然需要坚持。尽管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处于这个社会的边缘位置，但我们依然可以站在边缘位置，关心和讨论中心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钱老的这本“庚子大疫的现场观察和历史书写”，作为钱老的最后一部绝唱，钱老并不准备发表，也不想产生什么影响，只是自由的写作。

在钱老看来，这或许是智者的心态或是不可抗力；但在我看来，这何尝不是对现实的妥协呢？

钱老膝下无儿女，妻子早在两年前因癌症去世。如今钱老自己也身患癌症，却并未采取任何延长生命的治疗手段，同妻子的选择一样，在生命的最后终点，钱老只是平静地等待，并没有对生命的恐惧和惧怕。

钱老形容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只有在文字中，自己的笔风才会犀利、现实。而妻子的刚强和独立性，很大程度上给予了钱老很大的力量支撑。

钱老痛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甚至认为这种人比贪官更可怕。

他讲了一个故事：

当时钱老在北大讲课，一位学生表现得特别热情，每次都来听他的课，而且很自觉地坐到前排。

后来这名学生和钱老走得越来越近，课后还主动和钱老进行学术交流，这让钱老对这名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好感。

有一天，这位学生突然找到钱老，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钱老能够帮自己写一封推荐信。到国外留学，有教授的推荐信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钱老很自然地答应了下来，帮这位学生写了一封推荐信。写了这封推荐信后，这位学生就再也没有出现在钱老的课堂上，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钱老后来说，这种人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甚至不愿意花几分钟时间道别，就这样潇洒离去，不留下一点牵绊，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最是可怕。

比起一些明面上的“坏人”，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会给你一种错觉，认为你们之间是有着某种共通性的，而对方恰恰利用的就是这一点共通性，在利用完你后，潇洒而去，不留下任何痕迹。

在谈到今天年轻一代的精神危机时，钱老所提出的独特观点更是让我大开眼界。

钱老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年轻一代；但也没有必要去跟着年轻一代走，那些试图去理解、甚至是讨好年轻一代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是可笑的。

钱理群先生一辈子都在边缘和中心。考取北大后被分配到贵州这样一个边缘地区，后又以39岁的年纪考取研究生，回到北大任教。

钱老形容自己一辈子尽量保证自己不说“假话”。“如果我非要说假话，我有三个原则。第一原则是，我必须意识到我自己在说假话，这一点很重要，有的人起初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但说着说着，假话也就变成了真话，以致于他最后自己都信了。”

第二个原则，那就是我知道假话和真话之间的界限。这个原则很重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哪些是假话，哪些是真话，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个原则，我尽量不去说伤害到他人的假话。说假话肯定有后果，但我希望这个后果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的，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钱老说。

钱理群先生在节目中这样说道：“我这辈子，最真的朋友都在贵州。跟北京的朋友在一起，很多话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谈，爱人走了以后，她交代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去贵州看看。”

钱老去了贵州。和一群昔日的同学促膝长谈，那是一群怎样的学生呢？没有上过高中，却直接考取了大学，而且是全部都考取了大学。

《十三邀》中有这样一个镜头令我动容。钱老坐在围炉旁，旁边是一群学生，钱老举着话筒说：“我这次来，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今天我想和你们说，在这样一个地方，我们能够谈鲁迅、谈家国情怀和关心大问题，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镜头一扫而过，钱老的许多学生眼眶都湿了，有的眼角还挂着泪。对一群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来说，他们还能对钱老有这样的感情，着实令人动容。

而链接他们之间的纽带，我想除了鲁迅，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胸襟。

在节目中，钱老自嘲自己成不了像鲁迅那样的文学大师。“鲁迅应该是近代最伟大的大师了，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出现能够和鲁迅在比肩的大师，而我，一辈子也成不了鲁迅那样的人。”

知识分子的批判和独立思考，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德行。在这样一个时代，随着更多的像钱老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断老去、离去，未来的文化传承，还能交给谁呢？

交给像你我这样的年轻人吗？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与钱学森之问遥遥对应的，是钱理群之忧。

钱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的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钱学森之问”与“钱理群之忧”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行学校教育中所真实存在的关键问题，一个涉及顶尖人才的培养，另一个则涉及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是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如今，两代知识分子都日渐垂暮，新的支撑点又在何方？

许知远问钱理群，“您现在写了有多少字了？”钱老回答：“已经写了有40万字了。”

“我之所以要写“庚子大疫的现场观察和历史书写”，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我认为，这次疫情给了全球局势一个非常不明朗的变化。从过去的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实际经历了冷战、全球化和现在的混乱、无序，共识越来越少，危机并存可能有新的希望，但也可能没有。”

“我所要做的，既是记录历史，同时也是参与历史。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钱理群说。

由衷希望，钱老还有下一个五年时间。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