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边日渐卷“学历”的求职市场，另一边在加速贬值的文凭，我打开了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的《文凭社会》，它带给我的心灵冲击丝毫不亚于奥威尔的《1984》，它彻底消除了我的名校情节和对高学历的一昧推崇，更为重要的，还改变了我对教育的认知，忧伤里带着深深的失望和绝望。教育一直以来被弱势阶层当作实现阶层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而到头来，它不过是富裕阶层用来维持和巩固自身阶层地位而设置的“门槛”和“屏障”。“寒门再难出贵子”不是言过其实，而是它就是现实；“中产阶级焦虑”也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再真实不过，大多数中产阶级在焦虑中努力保持阶级不滑落，唯有富裕阶层吃着资本的“复利”，无论外部经济环境怎么变化，都不会影响他们的财富积累。

兰德尔·柯林斯在1979年出版的《文凭社会》中，清晰地阐述了美国教育系统扩张和文凭通货膨胀的来龙去脉，对照近40年后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正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可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社会矛盾升级，促使教育不断扩张，文凭通货膨胀将成为普遍的全球性问题。柯林斯通过系统论证和分析，揭示了不言自明的社会现实，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研究能力，更需要勇气。他在书中的诸多教育研究结论以及提倡文凭废除主义以应对学历通货膨胀可能引发的教育系统危机，有可能会砸掉自己和同事的饭碗。因为发表了对教育通胀的批评而感到不安，柯林斯曾一度从大学辞职，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可见，这本书对教育的论述多么震撼和极具颠覆性。

01

教育扩张还能够改变命运吗？

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提到的“教育扩张”主要是指个人学历水平的纵向提升，而不是国家层面的教育横向扩张。

上名校，找好工作，这是长期以来颠扑不破的教育信仰，激励着为人父母者倾其所有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鼓舞着无数孩子在题海中度过童年，“成就”了无数小镇做题家。但是随着教育扩张，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历，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这一现象发生在二十世纪70年代的美国，也发生在此刻的中国乃至更多的国家，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文凭通货膨胀危机。

1.高学历一定高薪？——当时代决定命运

随着文凭的通胀，高学历人才不再是求职市场的香饽饽，越来越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处境，他们怀着无限希望与憧憬走进大学，却带着无限彷徨与迷茫走出校园，努力谋求一份中产阶级职位，曾经期待着的毕业后在社会大展拳手，实现自我价值与经济自由的理想职场生活变成了一场幻象。最近看到一篇文章《90后海归女生亲述：我花了父母268万读美高藤校，到30岁一事无成...》，这名90后海归女生，目前在北京从事建筑师。16岁被父母送去美国读高中，3年后成功考上了美国前30的本科，每年都获奖学金。之后研究生考入藤校，继续学习建筑。留美多年，拿奖学金，藤校学历，在很多人眼里，这算得上是“别人家的孩子”、“前途一片光明”了。但是，她从藤校毕业后，回国到现在快30岁了，工资还与刚毕业时一样，只有1.2万人民币。听完这个故事，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惊叹和惋惜，甚至还会产生上大学无用的想法，但这就是文凭通胀带来的残酷现实。

国内有学者就“中国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进行研究，发现即使个人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高学历劳动者的收入回报却并不高于适度教育者，相反，甚至还要显著地更低。该研究结果也验证了职位分配论的观点，即个人生产力水平的发挥是受到工作特征限制的，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由工作职位的特征而非劳动者的个人特征所决定的。

到底是教育改变命运？还是时代决定命运？作为这个时代的局中人，我的感受是：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俘虏，不过是在它编织的笼子里起舞。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即使你是清北复交和国外常青藤名校也不一定就会有光明的出路，文凭决定了个体发展的下限，而时代决定了个体发展的上限。

2.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高学历？——当文凭一再贬值

我国每年的考研报名人数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一个数据，今年考研报名人数为438万，比去年减少了36万，下降约7.6%，这也意味着，2015年以来我国考研报名人数连续8年增长态势就此终结。考研报名人数的下降引发了人们的热议，它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人物》针对今年考研人数下降发表了一篇文章《考研少的36万人，有我一个》，访谈了一些从备考到弃考，转战求职市场或加入考公的大学生，他们是如何重新审视考研的价值最后做出放弃考研的决定。在越来越艰难的就业环境下，大学生们从一开始的盲目随大流备考，到现在回归理性，越来越多身边的人告诉他们一个事实：考研的含金量在下降，即使研究生毕业，也不一定能够找到高薪的好工作，而且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考公务员，似乎考公才是职场的终点，所以多读三年书的意义在哪里？如果是学习更多的知识，大学生们毕业时又普遍面临社会招聘上的技能要求和学校学到的东西差距很大的尴尬处境。这篇文章吸引了很多人的评论，透过这些评论，可以发现，在现在的大环境之下，无论考研、考公还是求职，似乎每一条路都非常拥挤。正如这条评论，一语中的：“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毕业的时候感觉面前摆着很多条路，每一条路上都有很多人，但每一条路也都能走通，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面前感觉就那么几条路，每一条都那么拥挤，然而每个人又都无路可走……。”

今年9月，我认识一个88年的女生，211本科毕业后顺利进入四大行，从事与自己经济学专业对口的工作，但在30岁生完宝宝后，她毅然辞去了已经工作了7年的银行工作，攻读一所211学校的工商管理全日制研究生，希望未来能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读研究生期间，刚好赶上了3年疫情，三年后顺利毕业，而迎接她的是工作机会缩减、女性35岁职场危机，很多岗位向她关上了大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整整找了一年多的工作，还未找到心仪的入职单位。这个女生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思考高学历的意义在哪里？

大多数人做出考研的选择是基于未来更高的经济回报的期待，因为更高的文凭可以让他们在求职市场中“脱颖而出”，更容易找到“体面”的好工作。但伴随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毕业生数量连续创下新高，高学历人数的增多随之而来的是文凭的贬值。无论是新闻媒体、研究数据还是自我感知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高学历找好工作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学历改变命运的大门关上时，大多数普通人如何找寻改变命运的另一条通道？

3.学历越高越好？——当高学历成为枷锁

2020年美团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在近300万骑手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骑手达72.8万人，占比24.7%，几乎达到了四分之一的人数，其中本科以上学历人数有17万人，研究生学历人数有6万人。这个数据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就业形势的严峻，当白领市场难以吸纳那么多高学历人才时，就会出现文凭过剩的现象。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抓住教育改变命运的这根稻草，努力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导致过度教育的情况发生。在大多数人将提升学历视作可以换取更高劳动报酬的教育投资的情况下，过度教育带来的后果除了投资失败之外，我认为，更为严重的是对于人的心理的影响，尤其是受过精英教育的名校毕业生会经历更大的心理冲击，甚至会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而社会会冠以“失败者”“普通人”的称谓，部分父母以及身边的亲友会基于此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这种来自社会、家人、朋友的否定最为致命。因此，当高学历没有带来与其相匹配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时，它反而成为了一种痛苦和束缚，相较于低文凭的人，后者可能会有更高的职业满意度，因为在教育水平高到某一程度的人们中，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自己的职业越不满意，这一结论已经被研究证实。而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越来越多的名校毕业生、高学历者在毕业后被“分配”到中产阶级工作职位，陷入是他辜负了文凭，还是文凭辜负了他的迷思中。

当这些“高学历低成就”的故事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如何还能相信教育可以改变命运？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审视教育？柯林斯的《文凭社会》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这本书考察了1850-1978年间美国的教育发展历史，以文凭社会的文化生产为研究切入点，从社会学视域分析了文凭的本质和文凭异化的过程，揭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内在关系，进而完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反思和批判。

02

教育的功能是什么？

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基于研究分析阐述了对于教育的功能的一些看法，因为与主流观点相悖，而让人震撼不已，他否定了教育的兴起是因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基于社会分层的内在需求。

“......学校对学习的影响相对较小，它们只是在塑造上层社会中早已根深蒂固的顺从文化；成绩只不过是用来奖赏和证明中产积极的自律而已。”

“我们确实发现，在制造业和相关的材料分配部门中，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与较高的教育水平相关，特别是对蓝领工作来说更是如此。但是，大量证据都指向了反面。在个人层面，教育与工作效率无关，而且工作技能主要是从实践中学到的，为组织创新而进行的再培训为这一点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柯林斯还以作为世界上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最发达的美国为例，分析其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美国世界领先的国民生产总值必须归功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而这些条件是无法被其他国家模仿的。他在书中的这段话揭穿了大众一贯认知的教育推动了美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不过是一个未经证实的虚假推测。

“在解释当今美国的社会结构时，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看到高水平的经济生产并不是由教育系统的产出或现代职业的模式所决定的；相反，这些都是奢侈品，只有资源丰富的社会才能负担得起。”

1.文化同化，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

柯林斯在《美国的历史》这一章节中，分析了美国文凭系统兴起的缘起。美国作为一个由多国移民组成的国家，面临着多元族裔的文化冲突，而解决的方式就是建立庞大的学校系统，由此开启了公民教育。

“这些文化冲突首先带来了文化生产部门的扩张，特别是教育系统的扩张；教育系统曾被盎格鲁-新教资本家用作控制和垄断的工具，最终却变成许多移民群体创造职位和寻求职业流动的途径。文凭系统通过专业化成为争夺职业控制权的基础，也成为其他类型的执照和职位垄断的参照。”

“为了守卫盎格鲁-新教文化，最重要的努力投入在了教育中。公立学校靠义务教育法在面临最大移民潮的州里迅速发展起来；教育者们声称公立学校可以将移民美国化，这成为他们获得公众支持的主要原因。19世纪晚期，在争夺社会特权的斗争中，美国开始越来越依赖教育文凭。这不仅影响了学校，也影响了工作领域和整个职业结构。”

教育的普及实现了文化同化的最初目标，族裔藩篱被打破，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差异都消失了，在不同的职业层级和领域中，依然能看到重要的族裔差异，但是因为教育构建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文化冲突得以抑制。

如今世界各国，基本都有免费的公民教育或者说义务教育，其功能除了普及国民基本的识字算术能力等工具性和认知上的技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普及传统标准下的社交能力和礼节以及构筑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的国民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治理。因此，义务教育必须要放在群体冲突的背景下来理解，“教育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公民意识、维持政治稳定和培养道德品质。”

2.支撑生产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的经济系统

既然教育对于技术的进步以及提升个人的工作技能没有太多作用，为何还会发展出庞大的教育系统，柯林斯从文凭凯恩斯主义的立场进行了解释。随着高效资本的累积逐渐减少了经济需要的劳动力，会导致很多人面临失业，而教育系统的扩张提供了工业生产力过剩的反作用力，有利于解决累积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这一问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首先是教育扩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其次是吸收了劳动力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让他们成为学生。因此，教育系统的扩张有利于抵抗生产过剩和工作不足带来的经济危机，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减少社会中求职人数，缩短人在职场的工作时间，从而缓解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

但是即便建立了庞大的教育系统也难以彻底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因为经济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生产上，我们面临的不是生产不足而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无论是经济还是教育都难以解决分配的问题，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但是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上层阶级把控着政治要职，只会将更多的财富掌控在自己手中。

3.设置阶层流动的障碍

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揭穿了文凭对于成功有多么重要的“谎言”。

“如果教育并不能提供技能，那么即使让更多人获得教育，也不会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然而，教育文凭已经成为就业市场上的通货，因此，即使它是人为制造的商品，如果能拥有更多，也理应会有所影响。但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人为制造的，某些群体能否获得文凭并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分层中所处的相对地位。随着更多人能够获得教育，上层与下层社会阶层的孩子们以同样的比例提高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因此，基于社会阶级的相对教育水平比例在过去50年里乃至更久以来都未曾改变。”

这就是学历通货膨胀带来的后果，它让无数人为了获得那张职场“通行证”而过度接受教育，将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提升学历上，失去了拥有更为丰盈的人生的机会。当下的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同样的职业岗位，与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人们需要接受更高的学历教育、获得更排名靠前的高校“认证”——一纸毕业证书，才能“够得上”。如我们会惊讶的发现，高校的行政管理员甚至辅导员对学历的门槛要求已经提高到博士，硕士已经被卡在了门槛之外，如果要想应聘这些岗位，只能继续进行更高的学历教育，才能获得那张“入场资格券”，这就是当前的学历内卷。

过度教育与学历通货膨胀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我认为它们比这更为复杂，应该是互为因果，越来越多的人过度教育导致拥有高学历的人增多，学历贬值，而回应这一现实的最好方式就是获得更多的教育，因此，它又进一步驱使更多的人为获取更高学历而过度教育，只是为了维持原有的中产阶级职业地位。那么造成这两个后果的本源又是什么？科斯林指出，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上层阶级为了维持、巩固乃至固化阶级优势，赋予教育水平证书在就业市场中通货的性质。说的露骨一些，人们上学并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买一个学历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正如李银河老师在《文凭社会》的推荐序中所言：

“教育虽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不能改变父子两辈职业的相关程度，甚至也无法提供职业所需技能，但教育水平的证书却实实在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通货。它对一些人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使另外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绝了往上爬的念头。”

科斯林在书中以医生、法律、工程师这三种职业为例，详细阐述了上层阶级为了垄断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位如何将职业文凭化，在没有文凭之前，人们获得这些技能的主要方式是师徒制或自学，就已经具备了胜任这些岗位的能力。但上层阶级为了维持住自己的阶级地位，逐渐将这些职业文凭化，通过文凭将这些岗位限制在高社会阶层内部，设置社会流动的障碍。

现在的大学教育提供给我们的不是知识，而是一个通货凭证，一张在劳动市场获取就业机会的“明码标价”的入场券，毕业的学校决定了这张凭证的价值，你能进入什么样的企业，获得什么岗位和多少薪酬，以及决定你的人脉、圈层质量和视野......，所有这些当中，知识和技术是最不值得一提的部分，因为走入社会之后，这些基本不会用到。

“现在，大学毕业已经成为许多职位的门槛，而此前这些职位并没有过这种要求。大学教育曾经是精英地位附带的伴生物，现在却成为获得体面生活的必要前提

03

我们为什么需要教育？

过去、乃至现在，即使文凭没有改变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但是人们依然对文凭充满“敬畏”，对获得较高文凭的人满怀“崇拜”“艳羡”。我想是因为还有一小部分的人确实通过文凭教育获得了社会流动，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但这个几率就像一扇“窄门”，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会彻底关闭。当教育的经济功能日渐凋敝时，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神话是否将不复存在？人们对文凭和拥有高文凭的人是否还如现在这般“谄媚”，是否还对教育怀有乌托邦的信仰？柯林斯在40多年前写这本书时，就严厉批判了教育的这种功利性：

“无可否认，当前的教育是功利的，学习的内容已经不再是重点，重要的是在哪里学；学习的目的也不再是获取知识，而是顺利进入一个学习阶段，获取特定等级的学位和正式文凭。”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教育最初的纯粹的育人功能。面对教育系统的膨胀带来的社会危机，柯林斯在看清教育不过是社会分层，加剧社会不公的一种合法工具之后，提出了“文凭废除主义”。这一观点也许有些过于激进，且即使废除了文凭，也难以实现完全的社会公平，贫富差距依然会存在。也许我们要做的是教育改革，让教育回归不参杂任何功利目的的育人本位，而不是一味强调甚至只看到它的经济功能，文凭不能决定人的一生，即使去了常青藤名校，也不能保证这一生从此前途光明；去了一般的学校，也不意味着一辈子就只能在社会底层。因此，无论出身名校还是普通学校，亦或本科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不能就此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他自身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以及个人的努力程度和时代机遇。

所以，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德国教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应以培养少数的精神贵族为目标，且每个人无论出身都平等地享有成为精神贵族的机会，大学生进入大学应对成为精神贵族充满憧憬。

“精神贵族来自各个阶层，其本质特征是高尚的品德、永不衰竭的个体精神和极高的天资才性，因此，他们注定是少数。大学的理念应以这少人数为目标。总而言之，规则应从精神的原初力量中生发，而资质平平的学生则在对高贵精神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精神贵族拥有自己的自由，无论是在达官贵人还是在工人中间，在富裕人家还是贫民窟里，我们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但无论在哪里，他们都是极少数人。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应是全国民众中的精神贵族。”

英国教育学家怀海特认为，教育应该是“富有想象力的传授知识”，完整而健全的教育不应当只是知识教育，而应当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教育。教育应该充满文化精神、浸透了浓厚文化气息，这种教育是与纯粹的知识教育根本不同的，它是知识教育的延伸、拓展和升华，目的是要使知识回归其文化，使教育回归其本性，从而让教育更加人性化并更加富有成效。

而我作为受教育者，我对教育的期待是，助我走出人生迷途，找寻到生命的意义，成为一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

我希望，我们对于名校的敬畏和崇拜，不应该是那张有职场竞争力的文凭，而是因为那里有更多散发思想之光和富有灵魂的老师，可以引领我们走出人生的迷途，成为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成为构建美好国家、社会的中流砥柱。

总而言之，对于文凭，秉持够用就行了的原则，对文凭“祛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