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四年半，而且似乎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对这场危机的理解是革命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的核心。我们面临的到底是资本主义上升曲线中的一个短暂小插曲?还是世界体系长达数十年的衰退?

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声称这本书（指《晚期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些答案。他指出：

“马克思主义解释了战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波的原因......同时确定了这一时期固有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确保了这一时期之后将出现另一个不断加剧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长波。”

由于相信曼德尔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追随者中至少有一人在企鹅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简介中表示，“《晚期资本主义》是发展《资本论》理论遗产的唯一一次全面尝试”。

毫无疑问，这本书是全面的——它用近 600 页的篇幅论述了生产的日益国际化、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作用的日益增强、军备在经济中的作用、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市场和利润率的问题——这里仅列举“晚期资本主义”的部分特征。

然而，它却未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把握这些不同特征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从而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危机会变成这样，为什么经济体系在某些地方（波兰、埃及、埃塞俄比亚、南非、意大利，或许还有英国）比在其他地方（西德、美国）更容易崩溃。

曼德尔的失败之处表现在，他未能就那些将马克思主义者与潜在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的有争议问题采取清晰明确的立场。曼德尔既要接受“不平等交换”理论，又要拒绝该理论最主要的支持者；他既要使用永久军备经济的大块内容，又要拒绝接受其理论基础；他既要在某一点上拒绝接受罗莎·卢森堡的再生产图式（证明资本主义必然会因无法为自身提供市场而崩溃），又要在稍后的某一点上打开后门让它们再次发挥作用；他想谈论国家作用的加强，却又忽视了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将经济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转移到了国际层面；他想承认帝国主义自列宁时代以来发生了变化，却又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没有多大变化；他想指出东欧经济中官僚主义的不足，却又对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经济体系”的神话表示敬意。简而言之，他总是想要鱼与熊掌兼得。

缺乏政治明确性的马克思主义，将会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在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派主义。这种缺乏明确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会导致人们对当下的实际任务感到困惑。曼德尔的书恰恰助长了这种困惑。

在过去的几年里，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根据政治实践中的时尚来调整自己所谓的理论见解——“第三世界主义”理论家、“新工人阶级”理论家、“新资本主义”理论家、“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或“内部殖民主义”理论家。曼德尔似乎总是以“批判性地”采纳这些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某些实践结论）的姿态收场。

方法论

曼德尔的工作方法是错误的。

他试图说明如何将现代资本主义纳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范畴。

“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的......资本主义的‘抽象’运动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具体’历史中仍然有效并可验证。

根据曼德尔的观点，资本主义危机是马克思指出的各种不同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分析仅仅在于确定这些要素，然后用一两章的篇幅把这些要素的各种表达一个接一个地堆积起来。

但是，马克思本人的方法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他是通过分析来确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然后说明它们如何动态地相互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相互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法是辩证的，是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

一旦错过这些相互联系的细节，就会错过整个系统的运动规律；你可以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方式把经济体系看作是一台由不同零部件组成的平稳运行的机器，甚至是一台会发生意外故障（在曼德尔那里是“偶发性”危机）的机器。但你却无法理解系统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的基础是整个系统的积累方式，积累会导致系统的老化，而老化则会破坏系统自身动力的主要源泉。

对马克思来说，他所发展的范畴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这些范畴使你能够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视为一个自相矛盾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正处于一个不断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转变必然会影响到分析范畴本身。

对曼德尔来说，这些范畴是一份清单，可以用来对照系统进行衡量，以证明 “马克思主义”仍然有效。这种方法与马克思自己的方法恰恰相反，也与在马克思之后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方法恰恰相反。列宁、布哈林或卢森堡等思想家经常犯错。但他们确实用理论阐明了系统的发展。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准备在应用马克思的范畴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完善。他们从来没有沉溺于迂腐地针对系统逐一罗列范畴。

卡尔·考茨基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但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痴迷使他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他无法反驳修正主义者的浅薄批评，因为“罗列”的方法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如何产生新特征的。修正主义者可以指出这些特征，并声称它与马克思主义相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教皇”则搬出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声称它与新特征相矛盾。

当今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像考茨基时代的修正主义者（只不过为了站在左边保护自己，他们通常声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是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曼德尔没有反驳他们的方法。但他又不能否认他们所指出的某些表面现象的存在。因此，他最终选择对这些观点半信半疑。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反复的自我矛盾，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暗中修正——比如为了向“不平等交换派”让步，曼德尔谈到了以“劳动”而非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价值（第345和351 页）——引发了荒谬的主张和随意的预测。

在相对较短的回顾篇幅内，我无法一一指出所有这些例子。相反，我将集中在几个部分——曼德尔试图分析战后繁荣及其崩溃的部分，以及他批评本刊多年来对此提出的分析的部分。

长期繁荣及其后

曼德尔试图解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期繁荣，他首先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孟什维克)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正如存在短期的繁荣-萧条周期一样，也存在几十年的长波周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体系一直呈上升趋势，繁荣期相对较长，衰退期相对较短。然后会出现一个转折点，接着是更短暂的繁荣和更强烈的衰退。但最终会到达另一个转折点，整个系统会再次开始向上运动。

康德拉季耶夫之所以是孟什维克分子，正是因为他把经济起伏看作是“大周期（长波）”——周期顾名思义就是重复的东西，下行导致上行，上行又导致下行等等。对于这个系统来说，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概念是非常乐观的：无论情况多么糟糕，最终都会好转！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谴责康德拉季耶夫，尽管他自己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也坚持区分“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上升期和下降期。

托洛茨基写道：“预先反驳康德拉季耶夫教授用小周期（即萧条-繁荣）中可以观察到的同样严格的规律性节奏来投资被他称为‘大周期（长波）’的企图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大部分）特征和持续时间不是由资本主义力量的周期性相互作用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流经的那些外部条件决定的。”(托洛茨基《资本主义发展曲线》，译自《第四国际》，1941年5 月）。

曼德尔以其知识分子典型的粗疏风格，引用托洛茨基关于康德拉季耶夫的论述，然后又假装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这或许是因为他在暗中决心与康德拉季耶夫站在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曼德尔致力于发现“资本主义力量的周期性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产生了他所说的“长波”。“波浪”和“周期”一样，是一种机械规律性的上下运动。

长波理论

曼德尔认为，资本主义内部产生长波的机制是这样运作的：

(1) 在一定时期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那样。增长放缓和衰退加剧的趋势日益明显。在此期间，利润率的下降使资本家不敢完全改组生产以利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下，一个7年或10年周期结束时释放的价值当然足以购买比周期开始时更多和更昂贵的机器。但是，这些价值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更新生产技术，特别是在第一产业（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种更新通常是与全新的生产装置的创造联系在一起的。”（第111页）

因此，潜在的创新成果被积累而非利用；失业率不断攀升；金融危机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资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而处于闲置状态。

（2）但是，曼德尔接着说，经过四五个这样的周期后，有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投资浪潮，耗尽所有“过剩资本”和失业劳动力，因为：

“在几个连续的周期中，购买额外固定资本所释放的价值使积累过程实现了质的飞跃..... 投资不足时期的周期性反复出现，实现了为这种技术革命释放必要资本的目标功能。”

当达到这一点时，所有积蓄的创新都可以立即发挥作用；整个社会的资本都会重组；如此便可以为失业的资本资源提供工作岗位。

（3）但是，新一轮的投资高潮不会自行出现。它首先需要抵消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曼德尔认为，如果出现 “资本有机构成的突然下降”、“剩余价值率的突然上升”，例如，“工人阶级的彻底失败和原子化”；“不变资本，特别是原材料的价格要素的突然下降”；“流通资本周转时间的突然缩短”（通过改善运输和通讯），利润率就会出现必要的上升。

如果所有这些事情，或者大部分事情都发生了，那么投资就会突然变得有利可图，就像过去那样。经济体系将从停滞和衰退阶段转向扩张阶段。

只需补充一点，那就是资本主义的长期衰退为工人剥削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低投资水平导致失业劳动力后备军不断增加。这就开始产生降低工资和增加剥削的压力，尽管这种压力可能只有在工人阶级运动遭到大规模失败，阻碍降低工资和加快剥削的政治和社会障碍被消除之后才会充分发挥作用。

曼德尔声称，这些因素的结合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萧条转变为一个新的长期扩张阶段。

“在我们看来，两个决定性因素解释了从1940年（45年）持续到1966年的带有扩张色彩的长波。首先，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使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得以提高剩余价值率。其次，资本积累（投资活动）的增加，加上技术革新节奏的加快，以及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导致了资本在国际范围内再生产市场的长期扩大，尽管有其地域限制”。（第442页）

因此，在短时间内，创新速度的提高会缓解短期的周期性危机，并使经济体系快速增长。

（4）但最终，创新的“长波”会逐渐减弱。与此同时，充分就业使工人获得了新的信心。利润率开始受到传统的压力。扩张的井泉开始干涸，新的危机和停滞期开始了。

曼德尔的长波模型具有某种美感。如果你是资本主义者或改良派，就可以放心地看到隧道尽头的曙光。虽然描绘的这一切可能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看不见的手”依然存在，会让事情好转。至少从长远来看，凯恩斯时代可能一去不返了，但需求与供给、资源与预期、生产与消费、利润率与生产潜力，都将重新相互协调。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是一台永远不会运转的机器。因为拼凑而成的各个部分的齿轮是不协调的。

反对事实？

反对曼德尔关于“长波”的说法既有事实依据，也有理论依据。（1）

首先是对事实的批评。这些说法的核心是，1945年后，由于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和剥削率的上升，经济出现了“好转”；随后，由于劳动后备军的减少、工人阶级力量的增强和剥削率的下降，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 “下滑”。

1945年后的西方经济由一个主要经济体美国和一个次要经济体英国主导。其他欧洲经济体则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所以说，美国和英国的“历史性失败”体现在哪里？在过去的10年里，两国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都在增长，在美国，随着CIO的发展（曼德尔几乎不愿提及），工人阶级组织的力量得到了巨大增长。在战争期间，工会或多或少地自愿交出了一些权力。但这与“历史性失败”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什么“漫长的上升浪潮（长波）”会从那时开始呢？

同样，在德国、意大利、日本，甚至在1926年的英国，凡是有过工人阶级失败的地方，都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如果说战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突然转变导致了从下行浪潮到上行浪潮的转变，为什么10年或15年前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呢？顺带一提，正如曼德尔自己指出的那样，1945年后利用的技术创新在10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此外，曼德尔声称剥削率向有利于资本的方面转变的数据，没有一个能证明在20世纪50年代(而不是在30年代初)使资本快速积累成为可能的说法是正确的。毕竟曼德尔自己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长期繁荣之前，劳动力在德国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仅比上世纪30年代长期衰退之前低2.8%。

对于工人阶级施加的压力增大导致资本主义繁荣之路在20世纪60年代末被打断的说法，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

曼德尔声称，当“扩张性长波的动力开始达到劳动后备军的极限……实际工资的显著增长开始拉低剩余价值率。”

曼德尔的这部分观点与一些右翼经济学家、两位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格林和苏特克利夫：Glyn and Sutcliffe）以及一大批修正主义经济学家（例如罗索恩和珀迪：Rowthorne and Purdy）的观点倒是非常相似。（2）

无论是哪一种论证，我们都能够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首先，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政权都同样表现出来。（3）

这与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或其他方面无关——就比如，尽管英国工人阶级的组织更强大，生产率更低，但许多评论家仍有可能指出，西德关键行业的利润低于英国。

这也与劳动后备军的相对规模无关。举个例子，尽管失业率呈上升趋势，但美国的利润率九年来一直在下降，以至于现在经济繁荣时的失业率与经济萧条时的失业率一样高。

曼德尔自己的数据显示，在失业率比现在低得多的1951年至1969年期间，利润率水平的波动幅度从未超过平均水平13.2%上下1.1%左右。

1951

1956—60

1961—65

1966—70

14.3%

12.2%

14.1%

12.9%

直到本世纪70年代初，这一比例才大幅降至9.8%。

然而，70年代初的美国的失业率远高于50年代和60年代，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

除却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其他一些重要地区也是如此。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的失业率远高于20世纪50年代。实际工资的增长率较低，事实上，在过去三四年中，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利润率也在直线下降，而在 1955-1965 年期间，利润率基本保持稳定。

即使在西德，盈利危机和投资减少恰恰发生在劳动后备军增长到约 100 万人（还有 100 万被遣返的移民工人）的时候——尽管多年来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不高，但这一危机依然存在。

从经验证据来看，似乎不是工人力量和斗志的增强导致了危机。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经济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危机时期，它无法维持其盈利能力，即使工人接受比过去更低的工资增长(甚至实际工资下降)。

曼德尔、格林和萨特克利夫、珀迪等人从劳动后备军的规模、工资水平和剥削率入手，将其作为危机的原因，简直是本末倒置。他们没有看到，危机的原因绝不可能发生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简单的蛋糕分配之争。是危机决定了斗争的条件，而不是相反。

曼德尔没有看到这一点，这在他的分析中埋下了极端武断的因素。毕竟，如果说劳动后备军的减少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平衡，使之有利于工人，并在一段时间后导致整个系统陷入长期危机，那么我们难道不能期待过去几年后备军的增长会再次改变平衡，使之有利于资本家，并带领整个系统走出危机吗？这就是曼德尔声称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这一切不能像现在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者和改良派假装的那样再次发生呢？

曼德尔只能绝望地寻求对危机的其他解释，以支撑他那摇摇欲坠的结构，才能逃避这样的结论。

在某些时候，这种支撑来自于创新“长波”的观点——就好像有某种神奇的装置在起作用，意味着在若干年后，人类的创造力就会开始枯竭，技术进步就会停滞不前。又一次本末倒置了。如果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信心无止境地扩张，那么它就会提供资源投入，确保在生产中无止境地输出新技术。造成长期繁荣或长期危机的不是某个自主领域的“创新”。相反，决定技术创新动机的是长期繁荣或长期危机。

或许曼德尔也不太肯定这种解释，因为他转向了其他解释。他突然向我们展示了与罗莎·卢森堡在 1912 年制定的“再生产理论”非常相似的方程式。这些公式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崩溃。也许会的。但这并不是仅从公式中就能得出的结论。为什么现在就会崩溃，而不是一百年、七十年或二十年前呢？

这些公式在马克思时代是正确的，但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经历了长期的扩张。事实上，公式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重要的是其中不同变量的取值。曼德尔以一种相当武断的方式赋予这些变量一定的值，从而展示了一个即将无可挽回地崩溃的系统。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方程式中应该有他的这组数值，而不是另一组数值，例如，这组数值可能显示该系统将继续扩张 30 年。正因如此，他为所有改良派的反驳留下了余地。（4）

无奈之下，曼德尔提出了第三个更加神秘的观点。他认为，随着自动化的引入，整个系统必将瓦解，因为如果所有劳动都变成熟练的技术劳动，那“就意味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将被彻底压制......（这）将破坏工厂和经济的整个等级结构，没有这种结构，就不可能从生产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崩溃”。

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建立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工”之上——这是社会民主主义神话的一部分，它将中产阶级与统治阶级等同起来。

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一个阶级拥有（或控制）生产资料，而另一个阶级（包括 “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必须向他们出卖劳动力。这种制度不会因为工厂内部“等级制度”的变化而面临崩溃的恐惧。也就是说，如果工厂内部的“等级制度”暂时遭到破坏，只要工厂之间的市场关系继续存在，这种制度就能生存下去。如果曼德尔假装不是这样，那就等于放弃马克思主义，去追求曾经流行的“新工人阶级”和“自我管理”理论家的更疯狂的幻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