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君子”都是一个褒义词。与君子对应的当然就是“小人”了。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恐怕也是几千年我们中国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首要标准。很显然，对于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我们常常习惯于做道德区分和判断，而不是做事实判断。中国的几千年来所谓的文明史明白地告诉我们，那些真正的正人君子，往往出于谦逊考量，并不愿意特别标榜自己为“君子”；恰恰是那些非正人君子的小人，却总喜欢标榜自己道德高尚，以君子自居。这样造成的结果便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君子总是属于“稀有动物”，而伪君子则充斥社会，泛滥成灾。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个亘古以来便存在的问题：君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教育出来的呢？这个问题的实质又牵扯到了人性善恶的问题。中国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开篇就阐述了人性，即“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自宋代问世至今天也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也就是说，中国人上千年的启蒙教育都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其实何止宋代以后，自从“亚圣”孟子提出了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的观点以后，“性善论”便进入了传统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既然我们愿意相信人性向善，那么我们当然也就相信君子是天生，抑或人人都可以成为君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了。

但是，我们又知道，即使在孟子的时代，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人性善”的。比如在诸子百家当中同样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家就持“人性恶”的立场，其代表人物韩非曾经鲜明地指出“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在韩非看来，人之为善为恶全是利害的驱使。

尽管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对于韩非那套为暴秦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君王术”一向深恶痛绝；但是我还是不得不相信“人性恶”的观点。对于从孟子到《三字经》直至今天的人性向善学说，我可以表达无限尊敬之意，却是完全地不能够同意的。每当我读到中国历史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悲愤油然而生。儒家学说自汉代以来，虽然为历朝历代所尊崇，甚至蒙元、满清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把孔孟儒家思想视为正统思想；但是，从那些历朝历代统治者的血腥暴政来看，却又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法家“王霸之术”。既然封建统治者骨子里真正相信的是法家的“王霸之术”，而不是儒家的“修、齐、治、平”学说，为什么还要在百姓中推广传播儒家思想，以至自隋以后的科举制度都将其作为必修课程呢？在我看来，根本的道理在于，儒家学说有助于统治者统治百姓。或者说只要百姓接受了儒家学说，他便会心甘情愿去做顺民、良民。

回到我们谈的君子，当然是好人无疑了。如果一个社会是君子遍地，而不是小人遍地，那一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和谐的社会，至于是不是富裕的社会、幸福的社会却未必了。按照孔子描述的君子标准，君子是不应该逐利的，而应当追求“义”和“道”，即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不义而富，于我如浮云”。进入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守君子之道的正人君子，常常会到处碰壁；而不守君子之道的小人，却总能青云直上，升官发财。比如，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曾经富可敌国，但是其发财招数和手段无非是贿赂官员，官商勾结而已；与我们今天许多富豪的发迹路径没什么两样。由此看来，我们的传统社会里，官方虽极力提倡君子，却实质是小人遍地。

我心目中的理想，既不是君子社会（也不可能），更不是小人当道的社会，而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因为只有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虽然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未必真心向往君子之道——毕竟人的本质是自私自利的，但守君子之道的人，却可能成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性选择——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至于小人在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吃得开的——公权力受到监督为民主法治的真义，没有公权力的支持，小人又怎么可以兴风作浪呢？没有了或者说少了小人兴风作浪的社会，该有多么美好。

【作者介绍】刘明清：著名出版人，大道行思（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