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心理弹性研究在近几十年如火如荼，已成为心理学、教育学、临床医学、护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的热点。本文对心理弹性的概念及影响因素、国内外研究及测量方法等进行综述，旨在为心理弹性不同领域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

关键词：心理弹性；国内外研究；心理测量

心理弹性最初被用来解释“消极的环境下，一些儿童仍然可以茁壮成长，并成功地从青春期过渡到成年”这一现象。国际上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近30年里日益增多，并成为行为科学及医学研究的焦点，这可能与其对健康、幸福感及生活质量的潜在影响有关。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心理弹性对人们如何应对老龄化过程中的挑战有积极影响。心理弹性可能是解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对风险的抵抗，以及人们如何“恢复活力”和应对从童年到老年出现的各种挑战（比如健康问题）的关键。

心理弹性保护机制的研究是临床医学、教育学和积极心理学中一个比较新的领域。主要涉及生理、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积极或消极结果。弹性被描述为一个多维度或一维的结构，一种恢复模式。现在也有大量关于其是否与外部逆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研究。心理学认为，心理弹性与个人资源有关，而个人资源又会导致诸如自尊、自我效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适应性行为，这些行为在逆境中起着保护作用。作为一种保护机制，心理弹性使一些人能够面对超出常规预期的实际风险。疾病的心理弹性是一个积极的适应过程，尽管失去了健康，但它涉及到生命力和技能的发展，以克服疾病造成的逆境、风险和敏感、脆弱性的负面影响。

现心理弹性研究旨在整合多个层面的分析，从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到个人、家庭、同伴和社区层面的复杂适应过程。特定的人群和环境中，心理弹性是衡量、评价和发展的重要心理结构。现对心理弹性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以期为心理学、临床医学、教育学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依据。

1.心理弹性的概念和影响因素

心理弹性的定义有很多种，包括从压力中反弹或恢复的能力，适应压力环境的能力，在重大逆境中不生病的能力，以及在压力或逆境中高于正常水平的能力。美国心理学协会在《The Road to Resilience》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很好地适应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压力重要来源的过程。有学者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个人品质，有学者认为心理弹性无法直接测量，他必须基于创伤后的风险和积极适应程度来推断；后来这两种理论被结合为“调整自我-学习应对”的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心理弹性是一种结果。Windle[1]综合了270多篇研究论文后指出：心理弹性是疏通、管理和适应重大创伤或压力来源的过程；个人的资产和资源、他们的生活和环境促进了这种适应能力和在逆境中恢复的能力。因此，心理弹性并不是个人“拥有”的，它是一个多元的、决定性的发展过程，它以个人，社会和环境行为的方式展现并相互影响。

在人的一生中，心理弹性可以随时间和环境逐渐变化。心理弹性与个人能力（如自我适应力、积极的自我概念、坚韧性）、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可得性有关，与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挑战和调整相关。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在心理弹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心理弹性不仅反映在保护因素中，也反映在使个人在压力环境下成功适应或取得发展成果的应对机制中。促进心理弹性过程的常用策略包括更积极地重新评估情况、调节情绪、利用社会支持、获取有形资源和规划。作为逆境的结果，心理弹性应该促进学习和成长。随着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文化，有必要从不同的文化、种族和种族背景中去对心理弹性进行研究[2]。

2.心理弹性的国内研究

心理弹性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多涉及较为特殊人群，对于躯体功能正常群体中，研究较多的为留守儿童及老年人、大学生及特殊职业群体（医生、护士）；对于躯体功能异常群体，研究较多的为癌症患者、糖尿病患者、抑郁症患者及多种慢性病群体。王雅倩[3]等对382名大学生心理弹性调查发现，不同生源地和专业的学生心理弹性不同。研究发现[4]，贫困大学生心理弹性与其焦虑、抑郁水平呈负相关，与其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即心理弹性越高，其焦虑抑郁发生率越低，生活质量越好。在我国，医学教育所需时间较长，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良的医学生需面临短期内难以“回报父母”、“回馈社会”压力。医学生的心理弹性评分较普通成人低，其中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在学校里有担任学生干部的人群评分略高。因此，在医学生的素质教育中，需同时注意心理弹性培养[5]。对我国临床医生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得分略高于国内常模，但低于美国普通人群。高心理弹性临床医生比率仅为14.9%。心理弹性越高，临床医生职业紧张度越低。在与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可以直接影响临床医生的应对方式，又因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对其产生间接影响。具有良好社会支持的临床医生会具有更好的心理弹性去面对职业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挫折来缓解职业紧张[6]。急诊护士工作压力较大，有关该群体的职业倦怠与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的研究指出，心理弹性可以干预并影响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可改善职业倦怠[7]。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受到重大灾难或创伤性事件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心理健康障碍。研究指出，ICU护士PTSD程度与心理韧性呈显著负相关；对其实施为期12周的多维度心理韧性培训可显著降低PTSD的症状[8]。

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弹性处于中间水平。有人研究社区老年人的心理弹性的影响因素，其中健康状况越好，家庭成员越多、家庭关系越和谐，医保政策越好，心理弹性水平越高。而社区失能老人的心理弹性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心理弹性及社会支持越高，生活质量越好。在控制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初始健康状况后，较高的心理弹性显著降低了死亡风险[9]。心理弹性在年轻人群中的作用略大于老年人群。我国儿童的心理弹性水平总体良好，其中，心理弹性总分，女生比男生高，城市比农村高，非留守儿童比留守儿童高，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高，汉族比少数名族高。良好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可以对青少年的情绪产生积极影响[10]。研究指出，仅有较少一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处于低水平，如果留守儿童可以得到较多来自于父母的情感关怀，那么其心理弹性水平并不比普通儿童低。拓展训练可以干预并给留守儿童心理弹性及生活满意度带来积极影响[11]。有人对2267名年龄在12到17岁的青少年进行了一项关于心理弹性和其他变量（即心理健康、孤独、焦虑、抑郁、压力和同伴关系）的横断面调查，结果表明，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和同伴关系呈正相关，与孤独、焦虑、抑郁和压力呈负相关[12]。

普通抑郁症患者的心理弹性及生活质量水平均较低。心理弹性可以影响、干预生活质量。有人对脑胶质瘤合并及未合并抑郁的患者进行了心理弹性测量，发现轻度抑郁患者心理弹性水平偏低[13]。多项研究表明，各种癌症患者的心理弹性评分均较低。其中，肝癌患者的心理弹性分数较普通社区老年人低，具有不同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职业）患者的心理弹性无明显差异，但城市患者较农村患者坚韧及乐观维度得分高。心理弹性水平可以影响患者疲倦、疼痛等临床症状体验，进而影响情绪、躯体功能，改善生活质量[14]。乳腺癌患者因其特殊的发病时期，使得其家庭角色及社会角色有所变化，生活自理受限，经济负担沉重，使得其情绪变化，心理弹性下降，需鼓励乳腺癌患者以积极方式应对疾病，减少疾病带来负面影响；同时需加强医护人员对患者的沟通指导，为患者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提高生活质量[15]。口腔癌术后患者心理弹性总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且其与自我效能、积极应对均呈正相关。提高病人的自我效能，引导病人采取合适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升口腔癌患者的心理弹性水平，减轻自我感受负担[16]。

一项关于化疗期PICC携带者自我效能干预研究指出，对于遭遇重大应激的患者来说，高自我效能的患者心理弹性高。如果提前实施自我效能干预，可以提高患者心理弹性及生活质量[17]。对于需长期护理患者的照顾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是不间断的、繁冗的工作，且他们照顾的患者本身具有消极情绪，所以他们具有较大的压力及信心缺失，遂需提高患者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及正性情绪。较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影响心理弹性、自我效能，然后通过其链式中介效应提高正性情绪[18]。脑卒中患者的心理弹性评分与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治疗依从性、患者的预后、生存质量及社会支持息息相关。其中，伴有偏瘫的患者心理弹性水平更低，多合并卒中后抑郁，高心理弹性的患者可以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克服负面情绪，主动的寻找改善生活质量的方法[19]。

3.心理弹性的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心理弹性的研究早于国内。早期研究的群体多为“面临逆境的青少年”，随后研究对象逐渐多元化。一项关于青少年歧视、亲子冲突和同伴间的亲密关系对心理弹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早期的歧视和冲突程度越高，早期的抑郁症状和危险行为水平就越高，晚期的心理弹性也越高。家庭教育的培养对儿童心理弹性的影响巨大，在多个系统和层次上的教育有助于建立好的心理弹性。在学校和生活中，心理弹性力对学业和社会成功至关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可以提高较强心理弹性的学生的比率，学校环境和资源可以改变较低心理弹性学生的成绩。心理弹性作为青少年良好调适的相关心理资源，由于教育机构在促进学生幸福感方面的关键作用，引起了教育积极心理学的极大兴趣。教育背景下的心理弹性研究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些学生能够适应或在逆境中反弹，甚至从逆境中走出来。尽管人们对心理弹性缺乏共识，但它通常代表了充分应对特定发展阶段固有的发展任务的能力。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不利环境中恢复能力相关的特征、结果和过程。

有研究指出了发展心理弹性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提高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干预措施的目标。心理弹性调节了情商三个维度（情感注意力、情感清晰度和情感修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联系。青少年中存在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比率逐渐增高。而保护性因素（个人资产，如解决问题的技能，自尊，情绪调节；生态资源，包括父母和家庭、同伴和学校，以及更大的社区和文化背景）可以促进自杀想法和行为的恢复。在很多国家，儿童的死亡原因中，癌症仅次于意外事故。心理弹性在解决和克服疾病及困难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与抑郁、父母压力和焦虑呈负相关。提高父母的心理弹性可能改善儿科癌症后的家庭生存水平。国外有大量关于艾滋病患者心理弹性的研究，大多数患者具有中等以上的心理弹性水平（27.68%的患者具有高心理弹性，49.05%的患者具有平均心理弹性，23.37%的患者具有低心理弹性），但仍需提高心理弹性，以提高疾病应对能力。

一项关于精神分裂症父母子女的心理弹性及其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只有15%的子代的心理弹性处于低水平。而中、高心理弹性组有参与接纳、宗教应对、问题解决、寻求社会支持等应对机制，可通过提供与心理弹性相关的干预措施来提高那些不能很好地应对生活挑战的个人的适应力。有高压力的女性比低压力的女性容易暴饮暴食，而心理弹性可以降低年轻女性高压力对饮食行为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非裔美国人（AAs）患心血管疾病（CVD）的风险更高，这不仅仅与吸烟、肥胖、高血压和糖尿病等传统CVD风险相关，慢性压力、低主观地位和缺乏社会支持亦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此类患者心理弹性评分较低，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支持有助于AA女性的心理弹性从而改善社会压力对心血管疾病发展的影响。对心理弹性的培养可以调节情绪和缓解压力带来影响，改变大脑行为和认知策略，从而提高社会行为。心理弹性得分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功能呈正相关，心理弹性对60岁以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心理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地调节了压力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和身体健康的影响。超过一半的医学生报告说他们感到倦怠，学生需要适应的技能来应付一个苛刻的学习环境的压力。大多数人感到缺乏这种技能，无法充分应付挫折。医学生渴望心理弹性训练，并重视实用的、易于使用的、基于技能的工具，以帮助他们应对压力和防止倦怠。适应力强的人有适应各种生活环境的综合能力。心理弹性可以预测一个人对压力的生理反应。心理弹性与自尊呈正相关，与焦虑、抑郁剂压力呈负相关。

4.心理弹性常用测量工具

心理弹性的测量有一定的挑战性，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很多学者都研究并推荐出适合自己国家文化宗教背景的测量量表，目前全球尚无完全统一量表。目前比较公认、使用率较高的是康诺-戴维森心理弹性量表、成人心理弹性量表和简易心理弹性量表。

4.1康诺-戴维森心理弹性量表（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该量表由Connor & Davidson于2003年开发，主要用于临床实践，作为压力应对能力的测量。包括25个项目，5个维度（个人能力、信任/容忍/强化压力的影响、接受变化和安全的关系、控制、精神支持）。计分方法从“0”（代表完全不是这样）到“4”（代表几乎总是这样）来计算，总分越高心理弹性越好。内部一致性为0.89。中文版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于肖楠等于 2005 年修订，其对280名不同阶层的人进行CD-RISC验证，结果形成了三因素结构，并将它们命名为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20]。修订后的中文版CD-RISC具有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中国人群，值得推广使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有人分析了681名大学生的心理弹性，对10项-CD-RISC进行了有效性和可靠性验证，内部一致性为0.85，此量表在年轻人中显示出良好心理测量特性。

4.2成人心理弹性量表（The Resilience Scale for Adults ，RSA）

该量表由Friborg2003年开发，用于对保护性因素的测量。其保护因子可以缓冲压力的影响，从而防止情感症状、疼痛或一般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本来为37个项目、5个维度，后于2005年调整为33个项目，6个维度（自我认知/计划未来/社交能力/结构化样式/家庭凝聚力/社会资源），前四个因素在个人层面评估保护因素，后两个因素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评估保护因素。

4.3简易心理弹性量表（The Brief Resilience Scale，BRS）

该量表由Smith于2008年开发，主要用于评估“反弹”或“从压力中恢复”的能力，是专门评估弹性的指标。BRS可能在行为医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与个人特征、社会关系、应对方式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可预测的。可能为人们应对与健康相关的压力提供独特而重要的信息。在研究已经生病的人时，评估具体的恢复能力可能比评估抵抗疾病的能力更重要。BRS的6个项目中第1、3和5项是肯定的，第2、4和6项是否定的。BRS通过对第2、第4、第6项的反编码进行评分，求出这6项的平均值。每题包括5个选项，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非到“5”（代表非常同意）。BRS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0.89-0.91）和测试重测可靠性。

4.4儿童及青少年心理弹性测量量表

包括儿童和青少年弹性测量（CYRM）、弹性青少年发展模块（RYDM）、儿童和青少年弹性量表（RSCA）、社会情感资产和弹性量表（SEARS）以及弹性技能和能力量表（RSAS）。SEARS是适用于5-18岁学生的积极社交和情感属性评估，包括12-35个项目。CYRM有58个项目，适用于5至23岁；RYDM包括47-56个项目，适用于对13-17岁学生，这两个量表适用于内部资源（自我效能、自我意识、移情、解决问题、人际关系和身份）和外部资源（例如获得物质资源或学校支持）的评估。

5.心理弹性研究及展望

在心理弹性的测量方面，可能因为样本的不同、生活环境的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而有差异，同时，也因为心理弹性本身可因不同文化和环境而有所不同。现国外关于心理弹性量表较多，我国仍需对特定的群体进行弹性量表的修订，建立相关群体的心理弹性常模。目前，心理弹性的研究方法较为局限，国内现很少有针对研究对象的长时间的重复研究，多在某一个时间段，未能发现心理弹性发展过程及可能转折点，需在以后的研究中重视纵向研究。

心理弹性水平是可以被干预的。现不单单研究心理弹性高的相关的个人、家庭和环境因素，而是越来越努力地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以产生更好的结果，这种对潜在机制及相关作用过程的研究不仅仅推进了心理弹性领域的理论研究，也是为面临逆境的个人或某群体设计适当的预防和干预战略的关键。如在心理健康领域，增强心理弹性的干预措施主要集中在加强儿童的保护因素上；在人道主义和发展领域，干预措施主要侧重于向受灾者提供各种社会资产及资源。遂需加强心理弹性干预的研究。心理弹性的研究仍任重道远，仍需加强学习及研究，以使得更多的人获得良好结局，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较强的幸福感，甚至降低疾病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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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超（1983.10-），男，汉，安徽省蚌埠市，本科，主治，研究方向：临床心理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