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都大伟

近日，《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珠峰计划”2.0版本的落实举足轻重》。这篇评论提到的“珠峰计划”，又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旨在培养一大批基础学科领域的人才。“珠峰计划”2.0版本中也纳入了哲学、经济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学等四个基础文科，这与近年来一直在着力推行的“大文科”“新文科”建设遥相呼应。

基础文科大致可以划分为基础人文学科和基础社会科学两大类。相比之下，基础社会科学与理工科更加亲近，因此也常常赢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不过，基础社会科学的三支柱——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赢得关注的比例并不均衡。其中最耀眼的是经济学。

经济学确实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堪称社会科学的皇冠明珠。不可否认，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对社会科学诸学科影响如此之广，以至出现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说法。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被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广泛吸纳，形成了新的交叉理论和交叉学科，譬如政治学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最近在学界较热门的“计算社会科学”，虽然得益于大数据的发展，但背后更多的还是计量经济学的身影。

但经济学绝非唯一重要的社会科学基础学科。政治学、社会学至少也是。这一论断体现于社会学家华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他在书中提到19世纪最初的社会科学有五个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到了20世纪，探寻世界普遍规律的研究在历史学和人类学中不再占据主流地位，因此它们也不再符合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定义。社会科学从19世纪的“五大支柱”变成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三大支柱”，而后者也成为至今公认的社会科学三大基础学科。

进一步说，如果说经济学探讨基本的经济运行规律，那么政治学和社会学则分别探讨政治权力分配和社会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三者并无高下之分。

更务虚地说，其实学科划分本来就是人为的产物。正如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中所讲的“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再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换言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分化，也不过才有一两百年的历史；但我们都知道，对人类政治现象和经济现象观察研究的历史又何止千年。这一事实其实就应该让我们树立这样一个信心：对社会世界的研究，其实可以尝试打通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之间的壁垒，从而能从以更丰富的视角去认识这个复杂而立体的社会世界。

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学术的分工愈发精细化、专业化。一个学者穷尽一生，可能都不敢说把某一学科某一研究方向中的一个细微分支研究透彻，也只能勉强撷取“沧海之一粟”。但对于以“培养未来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为宗旨的“珠峰计划”基础文科而言，或许人才培养起初阶段的宽口径是更合适的。

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以及未来肩负着创新使命的文科出身的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不能仅用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我们的社会世界，这也是华勒斯坦所谓“开放”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