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一词的基本含义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由此，法分良法和恶法，只有良法之治才能称得上法治，恶法之治只能成为专制。良法之治必须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应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定律”:人是社会的中心;满足个人利益是治理社会的基础;政府宗旨是保护人民去创造财富的自由。制定出来的法律应当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不应该背离人类理性，不应该背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更不应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集中意志。

只有满足以上条件的法治才能称之为良法之治，只有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的良法，人民才会遵守和信仰。我们必须制定一整套反映人本位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体系，坚决、及时地废除恶法。《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由此，法治实现的前提是人民对良法的信仰，而法治的精神也在于民众对良法的信仰，只有良法才能产生一种宗教般虔诚而真挚的对法的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如果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如果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就不会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也就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讲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被人们普遍遵守的基础必须是代表民意、反映民心，而得民心的法律必须统治社会，决不能让人治横行。世界上最早的大学设置的三大专业均是以人为核心的:一是医学，解决的是人身体出现的问题;二是神学，解决的是人精神上的问题;三是法学，解决的是对人的保护和行为的规制问题。

法治精神实质上就是良法善治之精神，它的基本标志有五个:法律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必须建立在立法为民的基础上;必须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国家结构;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文化;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民权和实现正义;政府的权力应当受到制约。笔者认为，良法善治对社会利益的划分和调整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社会利益分配与调整的制度基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决定》指出，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应当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引入道德评估机制。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的。应当指出，法律是一元的，道德是多元的。对立法过高的道德要求是暴政，过低的要求是纵恶。所以，将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依据的核心在于，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自愿去遵守。应当承认，法律的指引可减少冲突发生。然而，利益的差别常常又会引起利益的冲突，从而产生社会矛盾。所以，只有良法善治方能有效处置和消除矛盾纠纷。其实，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是没有矛盾的秩序，而是一个有着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的秩序;法律的重要使命就是发挥各种机制的作用，去化解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制。要通过立法来整合资源，更新理念，创新治理方式，形成新的社会治理格局。

《决定》要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想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使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诉求得以反映，权益得以保障，行为得以规范，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状态，必须有完备的良法善治的体制。良法善治的完备需有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包括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健全的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透明的社会预警机制，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唯有在良法善治的法治环境下，社会运行机制才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最恒久而有效的保障作用。

(作者为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