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多元观点

认识复杂欧亚

2023年年初，《俄罗斯报》对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 )主任瓦列里·费多罗夫（Валерий Федоров）进行了专访。瓦列里·费多罗夫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背景之下的“四个俄罗斯”，并指出了2023年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三个主要趋势：社会更加团结、中小企业活力上升，人们逐渐适应不断变化的生活。现将访谈内容编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三个俄罗斯”与总统在一起

民众对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使整个俄罗斯社会团结了起来。一方面，对总统和当局的信任度都有所上升。另一方面，离开俄罗斯的人和留下来的人之间产生了裂痕，这个裂痕有多深？

瓦列里·费多罗夫：如果说社会是指所有人的集合，那么社会人士是指一小部分显眼的、密集发声的人，他们不仅塑造着公共场景，也对社会事件发表着评论、引领着方向。现在我们的俄罗斯社会仍在原位，但一部分专业人士的确已经离开。他们中有一些是艺术家、歌唱家、记者，也有一些是作家和社会学研究人员。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他们离开了俄罗斯，在国外建立了自己新的生活和发展路径。明琴科咨询公司（"Минченко Консалтин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分类方式来反映俄罗斯社会在特别军事行动背景下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当前不止存在一个俄罗斯，而是一共有四个。第一个是交战中的俄罗斯（Воюющая Россия），第二个是离开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уехавшая），第三个是都市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столичная），第四个是 "深层俄罗斯"（"глубинная"Россия）。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瓦列里·费多罗夫：交战中的俄罗斯所指的不仅是那些直接参战的和被动员的将士——无论他们是雇佣军还是志愿军，还指那些在大后方支援着前线的人，那些缝制着迷彩网，在国防工厂加着班，为直升机筹款和正在帮助解放地区民众的人。离开的俄罗斯指那些移居国外的新侨民。他们中有为躲避动员而逃出境的 "上拉尔斯英雄"、有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上不接受特别军事行动的人——这些人决定奋力反对，但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境的另一边；还有经济难民——包括企业家和跨国公司的职员，以及 "消费难民”，即那些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世界，并将与之脱节视为个人悲剧的人。

都市的俄罗斯不仅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还有那些拥有高生活水平、强专业技能、丰富社会资源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事实上，他们便是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普京二十年治下的主要受益者。他们正在努力适应变化了的条件，也在不断抓住新的机会。他们尽量不讨论特别军事行动，并苦苦等待着一切都结束，恢复之前的模样。他们不看电视，主要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

第四个俄罗斯是 "深层"俄罗斯，也即俄罗斯大众。他们的生活水平不高，所忧心的都是生存问题，但他们同时也是受物价上涨和收入下降冲击最大的那群人。这些人没有被政治化，他们过着自己的日常生活，努力维持生计，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是电视，较少使用互联网。

如何才能将这四个俄罗斯联结起来？

瓦列里·费多罗夫：今年， "顿巴斯共识"的轮廓逐渐显现。这意味着，四个俄罗斯中的三个已经团结起来，并以不同程度站在了总统和特别军事行动这边。只有“离开的俄罗斯”在对面阵营里。也就是说，留下来的 "三个俄罗斯 "在同一条船上。他们主要寄希望于总统和军队——期待普京是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战略家，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期待我们的军队会带来胜利。

您不久前说过，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将会由一个数据库逐渐转变为一个思想库。这样的咨询公司有利于联结“四个俄罗斯”吗？

瓦列里·费多罗夫：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特别军事行动的进程和结果，也取决于全球经济态势，包括是否会出现许多人预测的全球危机，即新的大衰退。至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我们确实有大量的数据、较强的专业性和优秀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经常比企业负责人更了解某个经济部门或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社会确实有理由期待我们不仅提供数据，也提供政策咨询。决策者的专业顾问——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定位。

“离开的俄罗斯”还会回来吗？

贵中心认为2023年的第二个趋势是"中小型企业的灵活性和积极性会有所增加"。这种趋势是否能够拉近剩余三个俄罗斯的距离，并将第四个俄罗斯带回家？

瓦列里·费多罗夫：让我们从商业复兴说起。担当俄罗斯经济支柱的大公司是透明的，因此也是脆弱的。制裁剥夺了他们出口商品和盈利的能力。而中小型企业则因为数量太多而无法被迅速禁止运转。这是硬币的一面。

硬币的另一面：许多欧美和日本品牌已经离开俄罗斯市场，他们留下的市场利基很快被国内企业接手。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一位西伯利亚企业家收购了麦当劳，并将其更名为 "好吃点"。这个在俄罗斯最大的餐饮连锁店，之前属于外国公司，现在变成了国内企业。而且如今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

根据您之前的判断，"好吃点 "(原麦当劳——译注）这样的企业已经开启了一波强大的品牌制造热潮，2023年将产生许多新潮流品牌。可以分析一下这些新品牌可能出现的领域吗？

瓦列里·费多罗夫：看看那些外国制造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行业便一目了然：连锁酒店、餐饮业、食品生产、汽车制造...... 现在这些领域的俄罗斯企业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机会均等的赛道。有些人将能够利用它，因为在30年的市场发展中，我国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批足够有魄力和胆识的企业家。

至于品牌的话，情况就更复杂一些。一个品牌的建立往往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但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我可以举一个例子——Bork。这个品牌生产相当高规格的家用电器，品质和价格都在线，它是一个俄罗斯电器品牌。

许多消费者认为这是中国品牌。

瓦列里·费多罗夫：不，它是俄罗斯的。另一个著名的鞋履品牌Carlo Pazolini也是一个国产品牌，但听起来很像外国品牌。这个品牌也很不错，其产品品质与分销体系、包括员工都很专业。

中小型企业的蓬勃发展可以吸引那些离开的人回来，或者留住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吗？

瓦列里·费多罗夫：离开的人各有各的原因。有些人是出于对动员的恐惧、有些人是出于反战情绪，说不想生活在一个有战争的国家，因此去了以色列——据称是最和平的国家；有人一直在 "精神上反对 "与普京有关的一切，最后终于意识到，是时候将其转变为地理上的反对；而有人曾在外企工作，品牌撤出俄罗斯后，这些人也被建议离开，因此其家人和孩子也都跟着搬走了......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便是宣布所有离开这里的人都是 "叛徒"，并禁止他们回来。当然，叛徒、敌人以及真正的 "仇俄派"都真实存在，他们的名字众所周知，这些人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惩罚，这在法律上是有可能实现的。但他们是绝对的少数，大多数人是由于其他原因离开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自己人，而且这些人一般都有才学，有头脑，有财富。是的，现在他们做出了这个选择——在我看来，是错误的选择——但这是他们的选择，而且是合法的。让我们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并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在哪里、和谁一起生活。

我的熟人都去了亚美尼亚和以色列，我知道，那里的人将这些从俄罗斯迁居而来的人视作过境之客。

瓦列里·费多罗夫：去亚美尼亚这个现象尤其有趣，我们的新侨民普遍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持否定态度。而亚美尼亚是亲俄，亲普京的。那里的人听到逃过去的俄罗斯人的离开理由时都感到很惊讶。未来会有回流潮吗？我认为会的。但它会有多大规模，主要取决于前线和后方的情况。

谁在寻找新目标

很明显，我们的敌人正在寻找新的目标：他们不再盯着那些已经跑掉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正在将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视为新的目标。我们应该如何避免他们得逞？

瓦列里·费多罗夫：过去有、将来也会一直有沿着不同路线分裂我们社会的企图。过去的分裂行为来自乌克兰、美国、英国、波兰等其他不友好的国家，但那些现象在2月24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启——他们正在发起攻势，首先被瞄准的是民族间关系。他们一直宣称俄罗斯是 "人民的监狱"，叫嚣着要将俄罗斯分裂成至少40个国家。到目前为止这些挑拨之举还没有奏效。当前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团结，而不是分裂。

他们试图打击的另一个对象是俄罗斯经济：他们扬言将再次粉碎我们的经济。但俄罗斯人还在坚持，在工作，在战斗。每个人眼底有光、心中有暖，手里有面包。

纯粹的政治领域则是另一个潜在的被攻击对象，但暂时还不是优先目标。总统及执政党的支持率只升不降，所有的议会力量都支持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社会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反体制的政客——"有些人已经不在了，剩下的人已经走远"。早在2021年，"反体制 "的组织架构就已被拆除，而新的还没有出现。

明白了，那通过国内生活这条路径来分裂俄罗斯社会呢？过去人们习惯了拿申根签证去世界各地旅行，近距离欣赏文化瑰宝，而现在却无法实现了。

瓦列里·费多罗夫：这对 “都市的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沉痛的打击，但还是可以“曲线救国”的。尽管比以前更难一些，但申根签证依然能拿到；人们也还是能去欧洲，只不过需要在伊斯坦布尔或迪拜中转；大家不去巴黎也能在塔什干或比什凯克买到香奈儿包...... 但总的来说，如果您认为大多数出国的俄罗斯人都去了伦敦或柏林，那就错了。事实是大家最多去一下波兰。最受俄罗斯人欢迎的度假目的地是土耳其、埃及等有海的国家，这些国家一般在东边。在漫长的冬季到来之前，人们飞去那里休息、充电。这样的传统已经持续了30年，并且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习惯性适应

第三个趋势——民众对新生活的适应——这给技术性分裂俄罗斯社会留下的空间已经很少，但仍然存在。根据贵中心的调查数据，人们开始降低外出作客、去咖啡馆、餐厅和出去旅行的频率，要么搬到远处，要么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上网。

瓦列里·费多罗夫：所谓适应，就是根据环境的改变进行调整。适应的替代选项是逃避或抵抗——三个典型的反应类型。选择了逃避的人群很明显，是我们的新侨民。如果说反抗的话，2月24日之后的头两个星期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过抗议集会，但持续时间很短，人数也不多，因此这种抵抗反应并不是大规模的。最主流的应对方式还是适应——在新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如果失去了旧的收入方式，就去找新的；至于休闲和媒体消费的方式，有的人看得比较多的是新闻和谈话节目。有些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对自己进行了信息过滤，态度是“不，我现在不听也不看了”。独处内观，也是一种适应的方式。

到2022年7-8月，俄罗斯民众已经完成的第一阶段的适应。但随后又出现了对他们的另一波冲击——部分动员。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研究，这种冲击持续了长达三周的时间。然后人们又开始了习惯性调整。总而言之，我们的适应能力还不错。这是我们30年来面对的第六次严重危机。不能说我们已经对危机建立了免疫——自然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危机，并且知道该怎么应对。年轻一代在这方面可能应对起来更难一些，但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了——新冠危机已经被他们留在了过去。

俄罗斯家庭将走向何方？

危机思维投射在现实社会的表现之一是，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意愿降低。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现在我们的统计结果都像是在讲笑话："处在民事伴侣关系中的女性认为自己已经结婚，而男性认为自己仍是单身"。那么，俄罗斯家庭将走向何方——非婚同居、反复走入婚姻、也不愿生育？还是我们将在“母亲基金”的帮助下加强传统家庭的模式？

瓦列里·费多罗夫：我们的社会已经非常现代化：家庭普遍少子化，人们对婚姻的态度相当自由，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比较从容，还有许多人选择了民事伴侣关系。人们对离婚的态度也比较淡然：如果第一次婚姻没有成功，并不是悲剧。还有机会找到下一个伴侣，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或者再去尝试第三次也可以。年轻人的初婚年龄也逐步提高。在农村，人们结婚稍早一点，城市里的年轻人则一般到接近30岁的时候才走入婚姻。他们更愿意先养活自己，立好业再成家。这些是城市化水平非常高的发达国家正在面临的趋势，但在我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已经在城市生活了很长时间。这已然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方式，并且与生活标准的提高和人们更加关注自己有关，他们希望能生活得更自由。因此当前我们的社会上出现了非常多元的家庭形式。这种现象很复杂，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已经习惯了。

您认为我们应该探索传统家庭的新模式吗？比如谁养家则谁成为一家之主之类的新模式是否可行？

瓦列里·费多罗夫：路都是走出来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时期，女性就离开灶台开始出去工作。我们不能将她们赶回厨房，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今天我们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女性。局部动员只会进一步加强这一趋势。

对女性和男性职业的态度也在改变。无论是在职业种类还是在工作岗位方面，女性都获得了更多机会。之前存在一个 "玻璃天花板 "的现象：很多女性都在基层岗位，职位越高，女性越少。这种玻璃天花板正在逐渐被拆除。

但人口学的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如何确保人口的简单再生产？这是一个“价值十亿美元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法国、瑞典、美国等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每个方案都有其优点。

但我认为我们会找到自己的俄罗斯方案。这不仅与提高出生率有关，也涉及外来移民问题。近年来，俄罗斯人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善。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很多人都已经明白，如果这些人走了，我们想买的房子，想让外卖员送到家里的食物，想乘坐出租车或者想走在干净的街道上，最后都要花更多的钱。而且有人来我们国家总比大家都抛弃我们要好。

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数据，虽然人们已经逐渐适应了新条件下的生活， 但"幸福指数 "正在下降，应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瓦列里·费多罗夫：2022年3月，俄罗斯民众的幸福指数是68分；到11月，下降到66分。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它仍处于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并且自2019年以来没有明显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明白，俄罗斯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是健康、工作和家庭。如果这三个都拥有了，俄罗斯人一般就可以确信自己是幸福的。

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己的生活各方面都感到满意。他可能会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够不到的优质医疗服务和昂贵的药品所吓到。但总的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健康、工作和家庭——他都拥有。

所以只能说，我们的生活满意度长期低于幸福水平。您可以不同意这种对幸福标准的定义，但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来自于人们对 "您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认为俄罗斯人对幸福的理解是朴实的，因为我们仍然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只有当我们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民众对幸福的标准才会大大提高。而且，到时候幸福程度反而会下降，因为它将更难实现。这就是一个悖论。

我们当前经历的这些趋势中——社会的团结、商业的灵活性和人们对持续变化中的生活的适应——哪一个步子迈得更大？

瓦列里·费多罗夫：这三个趋势是同一进程的不同方面。人们的适应过程是最快的，但这仅仅是因为“适应”是历史上，也是事实上俄罗斯人应对不断发生的危机、问题和变化的主要方式。

目前国内企业的发展势头非常积极，方式也很灵活。发展的成果我们也都有目共睹：尽管面对全面制裁，但商店里有我们需要的一切，我们也有工作，离开俄罗斯的品牌已经腾出了利基，这些利基很快就被国内生产商填补。在所有领域都搞进口替代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但在食品、工业、军事和技术保障等关键领域还是必须的。

我们曾经认为，一切都是可以买到的，但事实证明并不能。我们必须自己制造许多东西。这很困难，很昂贵，也很缓慢，但却是必经之路。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将学会依靠自己的智慧生活。

原文题目：Гендиректор ВЦИОМ Валерий Федоров в интервью "РГ" - о "четырех Россиях" и трендах 2023-го

原文出处：

编译：姜半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