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就是对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一方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壮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同时对当时汪洋大海的个体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合作化改造，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农联盟；对个体工商业者进行合作化改造，实际上是使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贩者的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他们从分散的弱势群体向着强势的集体劳动者转变，由于符合个体手工业者的利益，所以进行得很顺利；唯有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对于在私营工商业就业的还在受着剥削的广大工人来说，是他们从奴隶变成企业主人的命运的翻天覆地的大转变，但是对于私人工商业者来说，从资本家变成劳动者仍然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对比民族资本在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挤压下，苟延残喘的痛苦，眼看自己的企业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人忘我的劳动中，得到了发展，自己过着管理社会主义工厂凭劳动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他们在思想斗争中也是敲锣打鼓的迎接了这场改造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这样顺利的完成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上消灭剥削的任务已经实现。这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过去我们反对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斗争任务是不是就都已经完成了？旧的制度已经被推翻、被改造，原来的剥削阶级在经济上已被消灭，革命的任务完成了吧！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的两段话 ，就反映了这样的认识。决议是这样说的：“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于是人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相适应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歌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1页）觉得“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刘少奇：八大政治报告（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党的领导层的认识就在1956年的八大之后产生了分歧，我们下面的同志也是弄不清楚，社会主义就在这里卡了壳。

毛主席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写上的一段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第653——6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清楚地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我们同意毛主席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不是因为我们“迷信”毛主席。而是因为经过了50年的历史过程，再回过头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眼光来看八大的“决议”，感觉它是荒谬的、不彻底的。

首先它对于马克思哲学基础“物质”与“思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是不彻底的，在哲学上它坚持的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它只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只承认“经济基础”对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意义，以为经济制度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内容，只要经济制度的改造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完成了；而从根本上忽视了文化和思想意识对物质存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30年改革开放，沿用的就是八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路线。但是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并不因为我们主观上对他的“不承认”而真的不存在。思想意识上的阶级斗争，果然使得我们已经消灭了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又复活了。正是由于我们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与当年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样，使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自己掌握的政权面前“丢人又失地”而变得更加尖锐。“韬光养晦”一厢情愿的“阶级斗争息灭论”的政策，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出尽了“洋相”，如果我们在现实面前，撞的头破血流之后再不醒悟，那真的是如毛主席所说，比猪还要蠢了。其次，所谓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规律来研究一下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可以认识到所谓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所有这些劳动人民的“愿望”也都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劳动者改善自己生活的“愿望”和劳动者在实践中积累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都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必要条件。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愿望”与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例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要求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愿望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都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关系发展的动力之一，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改变现实——要革命”。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变成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呢？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使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这对矛盾由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变成了非对抗性矛盾。劳动人民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者——生产关系的主要方面；同时与一切社会的劳动人民一样，又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要素。而劳动人民对于共产主义的向往，恰恰是代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所以认为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歪曲。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力永远是推动生产关系发展的动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它的是否“先进”，并不是可以由人主观“钦定”的，而恰恰是以是否能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来衡量的。一个自以为是“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由于它不能与它的“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他就不能起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你说这种生产关系还是先进的吗？从这里我们恰恰可以找到1958年，大跃进中某些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错误的理论根源。

第三，我们说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这是由它的特殊的内在矛盾运动所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有决定自己社会性质的一对主要矛盾。如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和佃农；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社会是无阶级的社会，也许只有思想合符客观规律和违反客观规律的一对矛盾了吧。

而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很特殊的，它和资本主义一样，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对矛盾。所不同的只是这两个阶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处的地位改变了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是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工人是处于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之下，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经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由于胜利而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资产阶级因为斗争失败降到了被统治的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样社会的性质就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它们的一对主要矛盾都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只是由于在斗争中双方力量“此长彼消”的变化，使得这对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的社会性质起了变化而已。所以毛主席说的在社会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就是这个道理。无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渡时期”，毫不放松的坚持与资产阶级不懈的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一切领域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最后胜利的一天，这就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