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作者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和衣食住行的变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变化等。

1，作者以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

李鸿章与俾斯麦

2，作者在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写了一段总结性的话：“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

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中的早期改良派，都持有“器变道不变”或“中体西用”说，他们为采纳西学找根据。到了戊戌维新，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改造为历史进化论；严复批判了“中体西用”说，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便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五四运动

3，陈旭麓用“近代中国”一词，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年）为界分为两个段落。

4，中国封建社会是漫长的。西方的封建社会，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起到1640年英国革命为止，前后一共1164年。

中国封建社会的起点，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一种，从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6年算起；另一种，从商鞅变法即公元前365年算起；还有一种，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算起。

作者更赞同第一种意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急剧变动最能说明社会形态的新旧交替。

5，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型之中。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这种特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土地在不断集中的同时又不断地分散。

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相比之下，西欧的农奴只不过是庄园经济的一部分。固然，小农经济是一种遭受剥削的经济。

6，王亚南说过，“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有三种“性格”即：

（1）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

（2）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方面，密切而协调的关系

（3）贯彻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为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所憎。

7，（1）从世卿世禄制，即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等级世袭。

（2）到秦始皇设职授官，从一面看，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从另一面看，却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终止。这一改变，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养士，聚徒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士横议之风逐渐发展的结果。它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

（3）两汉时代实行过察举，以及天子直接聘人做官的“征”，和长官属任僚属叫做“辟”。同时，还可以向政府纳粟若干，自备马车行装到长安听候朝廷选用，时称“赀选”。

（4）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5）隋唐科举制，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的可以参政的机会。于是而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

追索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漫漫绵延的历史原因不能不看到，由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可以在社会对流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但是，话又不能说过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毕竟是官僚政治而不是平民政治。

8，宗族和行会

（1）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家法和国法相通，罪人同时也是逆子。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

（2）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行会多以“会馆”和“公所”名。

借此可以助济“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等。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因此，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9，儒学定于一尊

凌驾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是相应的意识形态构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孔学定于一尊的格局，是历史地形成的。

（1）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儒、墨、法、道为主流，儒、墨并称显学。

（2）秦始皇统一中国带来了法家的全盛。

（3）西汉初年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恰恰是旧王朝有为过头的结果。这种转化的背后，起作用的是历史辩证法。董仲舒是儒学由衰转盛的一个中介人。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动到这个时候已成为一种新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因此，中国社会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用以反映、说明和维系这种经济局面和政治局面。而儒学最能适应这种需要的观念形态。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为：

一，天道观念。如奉天承运。

二、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在早期儒家中已经存在，但经过董仲舒之手更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他并不急于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论来说明大一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他手里，理论是落后于历史的。

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但是大一统总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它又排斥了一些不应当排斥的东西，并由此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三，纲常伦理。自两汉以来，这就是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而经过宋明理学之后，纲常伦理就等同于“天理”。

这三者相互联系，对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非常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并非没有变化。这些变化也说明了儒学的发展和丰富，也说明了儒家学派为维护其精神支柱地位所做的努力。以上几个方面互相连结和支撑，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整体。要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必须综合考察这个整体的。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停滞，社会总还是在变化。

这种变化，因为微小，仅以前后想接的两个朝代而论，可能不太明显，但隔开几个朝代加以比较，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但是，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主要是：

（1）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

（2）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

（3）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这些人和事都给中国社会带来过新气象，产生过明亮的火光。但是它们在总体上又是微弱的，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硬壳。一直到龚自珍，还只能是“药方只贩古时丹”。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

10，地理大发现由西方人完成的原因

在西方，当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大海的时候，前后相承，构成了整个地里大发现。而且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强悍的冒险精神只会是海面上的一股盲流。郑和的船上也有罗盘，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只知道天圆地方，和西方人的“地圆说”不同，反映了东西方航海学的前提不同。

他们还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获利之物。

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人们走向世界，在航海者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下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到一睹泱泱大国的威仪。所以要说他寻找，那么寻找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没在要求并没有必然联系。

11，广东十三行

天朝的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对外贸易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总商和行商们在贸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同夷商之间的中介，他们是外国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成为一种亦官亦商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十三行的出现维护了天朝的规制，而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遮断了他们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

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

12，天朝尊严，曾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这主要是儒学长期浸润的结果，而中国在地理环境上，一边沿海，一边多山，中间几条大河的构造，也便利封闭式体系的产生和形成。生活在这里的人必然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

13，鸦片战争的基础和原因

以保守的对策来对付进取的政策，这种中西之间的态势就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它同外国和外部地区的交通发达程度，往往同其文化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经见端倪了。

14，清朝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因此，当社会由盛转衰的时候，它又会面对着前朝所没有过的困顿。从顺治八年到道光十四年，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人口的大幅度增多，促使土地兼并加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二是会党。他们强调的是“出门靠朋友”的互相帮济，有饭同吃。会党成为近代中国宗族势力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15，中国清朝以来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

一，是康熙的“永不加赋”。二，是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三、粮食作物的引进，生产力提高。

16，鸦片走私的危害

一，白银大量外流。二，流通中白银的减少又造成银贵钱贱。三，吸食鸦片的人数，在那时候已经达到200万。

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最初胜利。从此，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渐改变。而日本则从中国的遭遇中由震惊到。

17，第一组条约的产生

第一，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吏的平等权，对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压力。从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

他们要求的“平行之礼”，对传统中国来说，不单单是一个礼仪问题：一方面，这种平等同天朝大国对待外夷历来的不平等是对立的。它的实现，会使王朝体制裂开一个大洞，并促成夷夏之防的逐渐奔溃。另一方面，透过这种具体的平等权利又会泄露出一点资本主义的一般平等观念。恼人之处在于：西方索取的那种内涵复杂的平等，是传统中国不能答应，又不得不答应的。

第二，英国割取香港，意味着获得了经营中国的基地；而五口开放则提供了由沿海推向内地的孔道。

第三，从香港和五口输入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自然经济的顽强抵抗，不愿退却。这种抵抗的顽强性不仅来自传统的巨大惰性，而且来自几亿小农求生的挣扎。

第四，鸦片战争后，外国人来华的日渐增多，大半是商人和传教士。他们的活动活动，不仅带来了商品和教义，而且在中国社会内，因此而长出了从未有过，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这就是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他们是依附外国势力的中国人。

18，改朝换代的力量在咸丰时候逐渐爆发出来，当时最具有影响的力量，大概可以举出几个方面：

（1）白莲教支派，后来的捻军就是其流派之一。

（2）天地会

（3）1843年初创的拜上帝会，

（4）以西南、西北回族起义为主干的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

分别地看，他们同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改朝换代力量似乎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是，它们在时间上共存，在空间上并列，互相感应，聚合成推波助澜之势，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唤来了中国历史上自发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高峰。

19，白莲教和天地会等长时间没能做到的事情，后来居上的太平天国却能成事的原因？

（1）白莲教有过狂飙期，但是它由于缺乏鼓舞人心的现实政治目标，它向世俗世界着力描绘的宗教末世感就成了一片黑暗。而捻军之近于打家劫舍，与它缺乏理想主义不无关系。洪秀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要“复明”，而要建立新朝。

（2）白莲教、天地会信奉的是多神主义。拜上帝教则抬出了唯一真神天父皇上帝。

对于成千上万卷入这一潮流的人，一是因为在上帝年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上帝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地关注摆布世间的人和事。在这两重性下，形成了太平天国的大一统。外来观念和教规渗入以后，近代民间宗教组织也在发生着新与旧的代谢。

（3）太平天国以宗教为旗帜。而其中所寄托的正是中国小农固有的憧憬和向往。特别体现在圣库制度上，废除私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是超越历史的。因此它注定不能长久维持下去。鸦片战争后，南方经济的变动，丧失生存资料的人数剧增，因此他们也是社会中最容易被均平和互助黏结起来的部分。所以，当太平天国进入两湖之后，贫苦农民、船工、小生产者和游民如山洪爆发地涌入其中。太平天国在寻找他们，他们也在寻找太平天国。

20，洪秀全的思想

（1）拜上帝。相比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他就是托上帝以改朝换代

（2）承袭并激扬了自天地会以来的反清意识。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是太平天国反清思想的直接先导。太平天国的反清思想中又包藏着当时社会现实的阶级对抗内涵。正因为这样，它才能造成巨大的反清社会运动。

作为19世纪中叶的一场历史震荡，太平天国对近代社会思想的显著冲击无疑正在于此。30 年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的创建兴中会的孙中山，正是一个自命为“洪秀全第二”的人。

（3）反孔，同时又吸取了儒家的某些东西。太平天国可以说是历史上头一次大规模的反孔运动。在秦始皇之后，想这样肆意践踏孔孟的事是没有先例的。而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方面，太平天国的制作明显地脱胎于《周礼》。

这种反孔又依傍于儒学的矛盾不难从那个时候的社会历史中得到解释。太平天国与孔夫子所争的是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并不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

其次，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积两千年之久，它已深藏于中国人的心中，其支配性并不是每个被支配的人能够意识到的。洪秀全在接受上帝“洗礼”前，儒学早就为他行过洗礼了。所以，他在自觉地反孔的时候，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为儒术更应手。于是三纲五常都在不知不觉中回到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