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信用是以高利贷形式存在的。高利贷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时期就已经产生。那时，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财产的出现和交换的增长，就使原始公社内部发生了财富的分化。这样，在原始公社中就出现了富裕家族与贫穷家族。

货币资财集中在某些富有家族手中，而另一些贫穷家族则会因种种原因而需要货币，这就是产生高利贷的根源。最初，高利贷部分地是以实物形式出现的，如借贷粮食等等。但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借贷遂逐渐成为主要形式。不过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货币关系不很发展的地方，在小额借贷中，实物形式就会比较普遍。

旧中国的农村就是如此。在原始公社解体时期产生的高利贷，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获得了广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态，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小生产者是自己占有劳动工具并依靠自己劳动为生的生产者。如所周知，小生产经济是最不稳定的，任何意外的、不利于他们的因素都会促使他们的简单再生产难于甚或不能继续进行。

比如，战争时期，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要负担兵役、徭役，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的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再如歉收、瘟疫等天灾也会使他们贫困、破产，甚至象婚丧嫁娶这样的事情有时也会使他们陷于窘境。为了继续再生产以维持纵使不足温饱的生活，就不能不去告贷。这时，他们告贷是为了获得购买手段以换取必需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支付的需要更是小生产者需要求助于高利贷的重要原因。

封建统治者的苛捐杂税是支付需要的一方面，而货币地租则是支付需要的另一方面。要贫困的小生产者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巨额的租税与地租往往是很困难的，这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告贷。所以，小生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就给高利贷的滋长造成了良好的温床。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奴隶主阶级与封建主阶级，这两个不参加任何物质生产过程的寄生阶级，也是适宜于高利贷活动的对象。

这些寄生者们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大量的货币支出，而这种需求往往不能由他们虽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收入来满足。这样，他们也就向高利贷者提出借款的要求。同时统治阶级在政治方面的需要，如贿赂、豢养保卫自己的武士、豢养军队等等，也往往要向高利贷者借债。如汉景帝吴楚七国之乱时，长安贵族就曾以十倍于本金的利息向高利贷者借钱。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高利贷者首先是商人，其中特别是货币经营业者，因为大量的货币资本就聚集在他们手中。例如隆巴德的意大利商人就经营大规模的高利贷业务，所以后来在欧洲各国把动产抵押放款称之为隆巴德业务。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从事高利贷活动的还有宗教机关，如寺院、庙宇、教堂、修道院等等。它们所以能大规模地经营高利贷业务，是因为它们聚积了大量的货币资财。

这些货币资财或是善男信女布施的，或是一些富有者害怕被抢劫而寄存在那里的。西欧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在名义上禁止收取利息，但实质上则是以迂回的方法来收取。比如，教堂允许把作为担保的财产移交给债权人，它们就用这种方法占据了大量的土地。除去商人与僧侣以外，在奴隶社会，主要的高利贷者还有包税人、军事掠夺中发财致富的骑士、富有的政治活动家等等，他们或贷款给自由民，或贷款给奴隶主、政治活动家以及从属于罗马的独立城邦等；在封建社会还有一部分封建主和农村中的富裕农民，他们主要是以农民为贷放对象。

高利贷资本的增殖是以利息的形式出现的，而高利贷利息的来源则是奴隶或小生产者的劳动。高利贷者直接贷款给小生产者时，很明显，高利贷者剥削的就是小生产者的劳动。甚至欧洲中世纪的神学者在论及高利贷的利息时也承认这一点。但高利贷者贷款给寄生阶级时，被剥削的则不是借款人本身，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劳动的。他们向高利贷者所支付的利息不过是他人劳动的产物：奴隶主所支付的是奴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封建主所支付的是农奴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高利贷的剥削率是非常高的，这反映在高的利息率水平上。年利30-40%的利息率是很一般的，100%、200%的利率也在所多见。利息率水平也很不一致。在这样高额的利息下，不仅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会为高利贷者所吞并，并且生产者的劳动条件。如土地、房屋、牲畜等等，也经常被高利贷者剥夺走，甚至可以占有借款人自身，这在奴隶社会中是很普遍的现象。高的利息率水平和债务压迫，促使小生产者反对大地主与高利贷的斗争加强。

比如在罗马的全部漫长历史中都充满了债务人反对债权人的斗争。高利贷所以能够榨取极高的利息，首先是由贷款的性质所决定的。高利贷的借款人不是为了获得追加资本，而是为了获得购买手段与支付手段。如果是为了获得追加资本，那么当借款人考虑到高额的利息不能使他获利时，他就会不借。但是为了获得购买手段与支付手段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比如，小生产 者借取购买手段与支付手段是为了解决在维持生产方面不能再少的需要和进行当前不能不进行的支付，这就使他们很少或是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其次，高利贷的高利息率还是与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密切地联系着。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货币比较难于获得，而小生产者与寄生阶级对贷款的需要量，相对说来，则是很大的。在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对信用的大量需要就为高的利息率水平提供了条件。所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

前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利贷是促进自然经济解体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因素。本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是高利贷存在的前提，但后者也能促进前者的发展。因为高利贷主要是货币的借贷，所以债务者在高利贷的束缚下不能不把自己的产品（当债务者是小生产者时）或者自己所剥夺来的产品（当债务者是寄生阶级时）拿到市场上去出卖，以便获得货币来支付利息和清偿债务。

这自然就促使商品货币关系扩大。但高利贷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对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权、对小生产起覆灭和破坏的影响，在于使生产力衰退。在高利贷的无餍的压榨下，奴隶主和封建主会因为债台高筑而破产，小生产者更会因为不能清偿债务而失去自己的劳动条件。

但是伴随着奴隶主、封建主和小生产者的破产，却不能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奴隶主和封建主在债务重压下破产以后，高利贷者会代之而为新的奴隶主和封建主；小生产者在债务重压下破产以后会变成奴隶、债务农奴或流氓。所以高利贷虽能破坏所有制，但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

高利贷不仅不创造新的生产方式，而且它是使生产力衰退的重要因素。当寄生阶级负债累累的时候，为了清偿债务，他们会更加残酷地压榨从属于他们的奴隶或农奴。残酷的剥削自然就会促使生产力衰退。当小生产者负有高利贷债务时，为了支付利息和清偿债务会使他们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或连同一部分必需的生产资料都转入高利贷者手中。这就不能不使他们的再生产要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进行。

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期间，高利贷是促进资本主义前提条件形成的杠杆。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利贷者蓄积起大量货币资财，这些货币资财就有可能从高利贷资本转化为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另一方面，高利贷资本促使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并无产阶级化，因而促进雇佣工人阶级后备军的形成。

但是必须注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高利贷才有这种意义。在前资本主义的漫长岁月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并不具备，所以高利贷虽也形成了大量货币资本，但并不能使它转化为产业资本；高利贷虽也使小生产者破产，但这些破产的小生产者只是转化为奴隶、农奴或流氓，而不能转化为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