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各领域制定了新的发展目标。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领域也面临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究竟应如何答好这个重要命题？北大教育学院院长阎凤桥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学科本土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相关举措，并提出：“强调本土化的当代价值，不是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放弃国际化的目标。而是说，对于从别国借鉴来的东西，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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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就是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积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在2035年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为此，要进一步加快作为战略先导的教育强国建设，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步伐。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呢？我想从人类学中一个命题即 “边缘就是中心”出发，阐述学科本土化的必要性。

今年3月份，我与几位同事一同前往新疆，为石河子大学进行发展规划的论证，因此有机会了解和学习了兵团及其所举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历史。这所大学是扎根于祖国边陲办学的一个典型，走出了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随后，我们移师到位于南疆的塔里木大学。塔里木大学的校长张爱萍是我们教育学院的院友。张爱萍给我们讲了她在这里工作的故事。她调到塔里木大学工作已经有11年了。刚调来时，她不理解兵团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荒芜之地办一所大学，因此她常到王震将军的雕像前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南疆变成了国家的重点发展地域，新建校区和校舍拔地而起，塔里木大学的办学规模从1万多人扩大到3万多人，还要继续扩大。于是，张爱萍的职业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对塔大的学生说，如果灵魂深处不被触动，是做不出像样研究的，而这种触动不在远方，就在身边。在确立大学研究方向时，她说，如果塔大不选择独特的与当地盐碱抗逆基因有关的世界性生物学难题，就愧对了这里的特殊地理环境。她的办学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与此相关，我们知道，敦煌由于其石窟壁画等历史宗教和艺术杰作而成为举世瞩目的地方，敦煌学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重要学术领域，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樊锦诗老师终身致力于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的研究，感动了无数的北大学子。

之于中国中原，新疆处于地理位置的边缘；之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影响力正在从边缘走向中心。新疆学术价值不可小觑，中国的学术也要从边缘走向中心。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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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本土化

社会学界多认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在20世纪前半叶针对中国现实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为创立中国社会学科奠定了基础。针对时弊，王铭铭指出“我们今天社会科学范畴内更愿意懒惰地借用现成的西方概念来认识自我，以此方便地展开我们的研究。”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谈对于学术本土化的看法。

第一，静态意义上学术本土化的必要性。对于历史事实进行缜密的甄别，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世界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持世界同质观点的学者容易忽视本土化的价值，反之，持世界异质观点的学者会关注并发现本土化的独特价值。在像梁漱溟等许多学术前辈眼中，文明的形态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没有优劣之别。作为反映客观事实规律的学科，就应该关注到这种差别，在差别上找到学科发展的突破口。

第二，动态意义上学术本土化的必要性。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源起于西方国家，是在西方民族国家及其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过程。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殊相”与“共相”之争。现代化肇始于英国和法国，在传播到其他国家过程中，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阻力。德国的浪漫主义运动、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其他非西方国家中的去殖民化运动，以及在英法两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内部出现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于西方现代化模式提出了挑战。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一些问题，诸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道德沦丧等，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对于西方式现代化的质疑和学术界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声音。既然西方现代化是存在着偏误的，建立在对其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西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反映西方社会实情，这些学说是否可以拿来指导其他国家的实践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任何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都无法虚无地凭借外来模式而不发掘本土资源得以实现。

第三，比较和互动意义上学术本土化的必要性，表现为是否可以打破“传统-现代”二元线性思维模式，从历史和边缘中阐发现代意义，从而原始和弱小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世界文明发展走向有所启示。余英时指出：“比较的历史观点本来是有利无弊的，但是比较如果演变为一方是进化的高级阶段，而另一方则仍停留在较低的层次，因此前者成为批判后者的绝对标准，那么许多历史和文化上的歪曲则发生了。”斯特劳斯断言，即使贫穷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杜赞奇认为，“中国和印度等亚洲文明国家的超越传统中涵盖了许多值得挖掘的思想和实践，足以为人类应对未来的环境危机提供若干强大的认识方法和道德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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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与“国际”关系

如果我们把清末废止科举和兴办学堂视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点，那么一百多年来，包括学术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的“殊相”与“共相”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消失过，只是紧张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而已。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中国高等教育在提高普及化程度的同时，也把提高质量和追求卓越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这就是从211工程、985工程到双一流工程的接续，它们都是要把中国高等教育带到世界水平的举措。但是，对于学术卓越却因学科差异而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标准。早期的提法侧重于世界一流，而2015年之后的提法则由两个部分组成：“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这种转变意味着“殊相”与“共相”关系在高等教育建设中有所调整，也可以说是“本土”与“国际”关系的调整。强调本土化的当代价值，不是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放弃国际化的目标。而是说，对于从别国借鉴来的东西，需要经过一个本土创造性转化。

学科本土化的举措包括：增强本土意识、主体意识和学术自信，发掘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注重开展问题导向的学术工作，注重理论与经验的对话，建立自主知识体系，为文明的和谐与人类的共同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