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万宏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18766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8.70%，相比2010年第六次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比第六次普查上升4.63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除了西藏外，全国30个省份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其中辽宁、重庆、四川等12个省份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

通常提到“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但这个概念很自然地将老年人口排除在外，认为他们是“负担”。事实上，深度老龄化社会，也潜藏着巨大的“长寿红利”。为此，本刊独家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老年学研究所副教授谢立黎，探讨潜藏的巨大“长寿红利”该如何充分挖掘？

“长寿红利”在哪里？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老龄化进程还在进一步加深。在劳动力老化、社会养老保障压力增大、人口红利减少等问题之外，巨大的“长寿红利”体现在哪里？

谢立黎：通常我们习惯将老年人与“疾病”“负担”“贫困”“落伍”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但长寿社会下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在身体素质、经济状况、文化水平等方面其实都比过往的“老年人”有了很大提高。

首先，从健康程度看，相对于其他年龄群体，老年群体患病的风险确实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老年人都会失去功能发挥的能力。有研究显示，一半以上老年人在去世之前各项生活自理能力都是基本完好并且保持稳定的。

从2005和2015年两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比较来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普遍有显著提高，老年人口中能够自理的比例从83.5%提高到了97.2%。也就是说，即便可能带病，但绝大部分老年人可以照顾自己，不会成为家庭的照顾负担。

其次，从受教育程度看，在诸多对七普数据的解读中，有一项数据经常被“忽略”——文盲人口。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文盲人口已不足四千万人，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这一方面得益于大力扫除文盲活动和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年人口的更替，新进入老年期的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

根据2015年的小普查数据，我国老年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已达6.05年，其中城市男性老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9年，说明从平均水平来看，城市男性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水平。

最后，从经济独立性看，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和稳定性不断提高，并在2005年实现历史性的转变：主要依靠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供养的比例首次下降到了50%以下，主要依靠离退休金的比例首次超过主要依靠劳动收入成为第二大生活来源。截至到2015年，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供养的老年人进一步下降到36.7%，相比20年前下降了20.4个百分点。

老年群体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经济独立性提高，都意味着老龄化社会蕴含着巨大的“长寿红利”，特别是老年人所拥有的经验资源，如果能够合理挖掘，将为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能。

提高社会参与

《瞭望东方周刊》：当前，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现状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谢立黎：过去发展老年人社会参与，主要受到老年人自身能力和外部资源的双重限制。进入长寿社会以来，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比例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设计，人大调查与数据中心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项目“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显示，老年人在劳动就业、志愿服务和非正式助人活动等领域的参与比例整体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从整体来看，照顾子女在老年人参与的各项活动中占比是最高的，达到43.3%。从不同领域来看，个人生活领域占比最高的是学习社交类活动（40.6%），之后依次是经济活动（25.0%）、个人娱乐（18.5%）和志愿活动（17.2%）。

另外，我们的调查显示，“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性别分工在老年期可能随着社会发展和老年人队列更替发生潜在变化，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参与家庭照顾的比例都很高，而学历更高的老人在个人领域的活动（如参加志愿服务、学习社交等）参与性更高。

与此同时，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仍存在高意愿、低参与的矛盾现象。综合分析老年人在志愿活动、家庭照顾、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等领域的参与情况，我们发现在各类社会活动都比较积极的“高参与型”老年人仅有11.7%，有54.7%的老年人属于“低参与型”，尤其是高龄、受教育程度低、农村老年人更可能属于这个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低参与型”老年人中，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具有自理能力并且健康状况良好，“低参与型”占比并没有因为新进入的低龄老人而出现明显变化，这意味着个体健康不再是限制老年人参与社会的主要因素。

其次，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数量和占人口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这种转变将对当下以青年人为中心的文化提出挑战。这种转变需要老年人自身的参与，如参与终身学习，提高人力资本，不断提高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发挥老年人在文化传承和知识传授方面的优势，为年轻人树立榜样；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或者提供隔代照料，身体力行获得社会和家庭的尊重和认可。如此，不仅有利于消除“老年歧视”，还有助于重塑积极的老年文化。

面临哪些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充分挖掘“长寿红利”还面临哪些挑战？

谢立黎：合理开发和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重大关切。尤其是在深度老龄化社会下，若要进一步推进老年社会参与的发展，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上学-工作-退休”这种“三段式”生命周期划分基础上，其实，60岁也许正值壮年，70岁还能开启一项新的爱好。如果仍然保持这种“三段式”，将限制人们更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以“三段式”生命周期为基础形成的现代教育制度主要是以学前教育，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为主，老年教育的发展既无法与现有教育制度相融合，也尚未形成独立发展体系。

志愿服务是老年人参与社会的另一重要方式，但相对于组织机构健全、项目内容丰富、制度保障完善的青年志愿服务体系，老年志愿服务尚未形成体系。根据我们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不知道有这些活动”“不知道如何参加”“对当前活动不感兴趣”和“没人组织”位列老年人不参与社区志愿活动原因的前五名。如果我们仍然按照过去的方式发展老年人社会参与，则可能会造成大量银发资源的流失。

第二，时间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资源。很多人认为老年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但是进入老年期的个体虽然会脱离大部分职场上的角色，其往往会承担起更多家庭中的角色。例如，参与隔代照料可能会消耗很大一部分老年人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不尽快建立0-3岁托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支持政策，很可能会与延迟退休等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产生冲突。

第三：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对组织的依赖性较强。目前，现有的社区组织、公益机构大多将老年人视为服务对象而不是服务者，适合老年人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非常有限。

随着长寿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的队列更替，无论是用60岁还是65岁作为老年年龄起点都无法全面概括出老年群体的所有特征。因此，亟需重新审视我们看待老年人的视角和现有制度安排，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友好的“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做好迎接“长寿红利”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