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种姓制度”。这一制度将人分为了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另外,比这四个等级更为低贱的,还有一个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阶层,也就是“达利特”,或者称为“贱民”。
(最底层的“贱民”)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贱民”。
印度历史上有一段并不清晰的“雅利安时代”,学者们实际上并没有找到雅利安时代的考古证据,而印度历史又因为其“神话特色”而充满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关于那个时代的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所有学者认同——所以我们下面所说的“印度历史”,没有太多佐证。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生活在中亚高加索山区的雅利安人,因为灾难或者战争,开始离开家乡四处迁徙。其中有一支队伍,一路向东南方向前进,在现伊朗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
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支队伍再次分裂,其中一部分游牧部落继续向南,寻找新的栖息地。很显然,他们通过兴都库什山的开伯尔山口(印度屡遭侵略都是因为这个大口子),顺利的来到了印度这片大平原。
作为游牧部落的雅利安人,当时并不比印度原住民先进。实际上,当时的原住民已经拥有了“构筑堡垒”的定居点。很显然,雅利安人战斗力更强,他们成功的攻下了一个个原住民定居点,当起了统治者。
“异族统治者”想要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事情。雅利安人到底采取了什么办法,让他们能够控制住人数众多的印度原住民呢?
(雅利安人的迁徙路线)
我们从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经典《梨俱吠陀》中,可以找到答案。由1028首诗组成的这部圣典,大多数内容都是献给各位雅利安神,请求得到祝福和恩惠的。所以,雅利安人首先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带到了他们的新领地。
在《梨俱吠陀·原人歌》中,首先出现了关于种姓制度的解释:“四大种姓”源于原人身体的不同部位,婆罗门最先出生,源自口;刹帝利第二出生,源自臂;吠舍第三出生,源自腿;首陀罗最后出生,源自脚。
这种分类其实源于雅利安人自己的习惯,他们的内部部落组织分为三大类:祭司、武士和平民。在和印度原住民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这种社会结构也沿袭了下来。祭司成为了婆罗门,首领和武士成为了刹帝利,从事各种生产的自由平民就是吠舍,而那些奴隶战俘则成为了最底层的首陀罗。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为什么没有“贱民”呢?
是的,最初的《梨俱吠陀》中,并没有提到“贱民”阶层。美国学者斯坦利·沃尔波特在《细数恒河沙:印度通史》中表示:“在《梨俱吠陀》中没有提及‘不可接触者’……这一亚种姓很可能产生于雅利安时代晚期,最初可能来自做被视为‘不干净’事务的那些首陀罗或达萨,像与动物尸体有关的制革工和清洁工……”
我们确实无法知道“贱民”阶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按照常识猜测,雅利安人在统治越来越稳固的情况下,臣民也会越来越多。这其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战俘、罪犯和奴隶,他们很可能被分配去干那些最“不干净”的工作。
在不断强化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贱民”无疑成了所有人最轻视的阶层,永无翻身之日。
战乱往往会打破固有的社会结构,但在印度的战乱时期,“贱民”阶层从未有翻身的机会。
(种姓制度)
约公元前1000年以后,北印度一系列征服统一战争,确实使印度进入了一个混乱时期。我们无法根据印度神话来确定战争规模的大小,只能认为这个统一的过程并非“翻天覆地”的。因为雅利安人带来的“种姓制度”并没有瓦解,反而更加稳固了。
如果“贱民”阶层出现在这一时期,理论上也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统一意味着社会规模的扩大,更多的部落和城市被征服,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等级社会中。农业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方式,就是“阶级固化”——农民要一直在土地上劳作,他们的后代也是这样。手工业者专门从事一项工作,代代相传,为更高阶级服务。最苦最累最“肮脏”的工作,最好也由固定的阶层负责。
所以,即便我们不谈宗教因素,也应该能想到,统治者不仅要加强“种姓制度”,还要增加一个更加底层的“贱民”。这不仅对统治地位的婆罗门和刹帝利有好处,就算底层的首陀罗也会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变化:“贱民”阶层的固化,意味着他们不再是最底层的人了。
比首陀罗还要再底层,那就必须要在生活各方面体现出来。于是,“贱民”成了最“不洁”的阶层,连首陀罗也不愿意触碰他们。“贱民”只能从事最“肮脏”的工作,世代相传。他们不能受教育、不能穿鞋,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他们走过的路都要清理抚平,甚至连影子都不能和其他阶层交叠。
如果“贱民”不小心触碰或者间接触碰了其他阶层,遭遇殴打或者杀害的就很有可能发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杀死“贱民”根本不用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当然,在宗教的影响下,印度等级社会更加固化,人们心安理得活在自己的阶层中。这已经不是什么“认命”或者“反抗”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所有阶层的共同观念问题。让“贱民”去反抗的话,反抗什么呢?反抗整个社会所有人?
当然,“贱民”确实也反抗了,但似乎并不成功。
(普兰·黛维)
在法律上,印度独立以后,就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不过,这仅仅是在法律上,就如我们上文所说,对于“贱民”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很难改变。
1963年出生于印度北方邦的普兰·黛维,就是“贱民”家庭的女儿。十一岁那年,她就因为不满堂兄侵占他家的财产,与其发生了矛盾。结果,普兰被卖到了几百公里以外,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脾气暴躁的男人。
不堪其辱的普兰开始反抗,虽然遭到了所有人的排斥,但她一直不屈服。1980年,普兰被一伙土匪绑架侮辱,幸好土匪副头目喜欢她,保护了普兰并娶她为妻。大量低种姓人组成的匪帮,让普兰有了施展的机会,他们经常洗劫高种姓人的村庄。当普兰的丈夫被杀后,她又有诸多坎坷遭遇,并带领匪帮不断复仇。
普兰就是典型的,“贱民”阶层对高种姓的反抗。然而普兰最终还是和政府谈判投降,并努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教导低种姓大众保护自己。不过,她没多久就被枪杀了,高种姓阶层为此欢呼雀跃,低种姓阶层尤其是“贱民”,依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地位。
当然,现在的印度,尤其是很多大城市中,种姓制度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减弱。很多人已经通过种种方式,慢慢改变自己的地位。包括“贱民”阶层,也可以通过受教育、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更多的乡村地区,对“贱民”的歧视依然存在。而且,因为最主要的财富和资源都掌握在高种姓手中,“贱民”想真正的翻身,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算是“不认命”,他们也很难改变大多数人的观念,持续了数千年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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