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热衷拿体制说事吐槽，什么都怪体制。

殊不知，如果不足都能怪体制，那么成绩是不是该归功体制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人却看不透，或者知道了故意不说，比如公知。

公知或蠢或坏，但都比较惨——他们有个心病，不知拿什么体制救主，不知何日活成丧家之犬。

公知越来越难当了，可以咬的东西越来越少，害得他们现在不得不认怂，战略收缩了。

比如，再反骨恨国的公知，现在都无法再对“尖端科技领域”说三道四了——主子都惊弓之鸟了，它还能怎么下口。

无奈，只得咬碎牙齿肚里吞，乖乖自认“是个菜鸟”。

但一番“冷静、平和、理智”下来，它们自然不会甘心，先抑后扬的把戏还能玩得起，便暗戳戳地对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体制〞下手，拼命带节奏。

再比如，用“中国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很弱〞来意有所指。

不料，被人以其矛攻其盾，一句话逆向怼死。

公知也挺难的，不管是不善逻辑思维，还是善于嘴硬，它们抵死都不肯动脑想想，如果所有不足都可以怪罪“体制”，那是不是所有成绩也该归功“体制”？

他们更不肯承认，正是我们的“体制”，使“我们国家在前沿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并在各方面取得现有的成绩。

不然，以后还能咬啥？

现在我很理解一个老板说过的话，“提问题可以，但要带上方案。”

学公鸡挑刺母鸡生不好蛋，这不行那不行，就是个捣蛋。

而公知一贯这个卵样，只会叽歪，对国家对社会毫无建设性，对别人更是一种负能量。

对“体制”这件事，以这帮公知的见识，台湾出来的雷倩可以妥妥地当它们老师。

雷倩断言，能救美国的只有中国实践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

因为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的原意，就是想用更好的分配方式，去解决后工业化的欧洲社会的问题。

现在的美国，已经走到后工业化社会，却从没认真处理分配问题，只会不断地经济修正，导致穷人无法翻身，有钱人非常有钱。

这，可不正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完美“问题国家”呀。

雷倩认为，可惜上世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走偏了，一开始就在前资本主义、前工业化时期，在经济落后的地方，用工农群众去打破原建制，去搞分配…

然后就没有机会了。

其实得倒回来：先追求成长，把经济的饼做大了，然后才有得分配。

正如现在，中国努力四十年，终于把经济的饼做大了以后，体制上的分配优势就呈现出来了。

PS.

有些朋友可能会拿基尼系数说事。

基尼系数计量的是货币化收入，而且主要统计私有资产，而贫富差距关注的是总资产分配的结果，两者并不全然是一回事。

而中国规模超大，在基尼系数统计上天然吃亏，且拥有占中国社会总资产55%的巨量公有资产，使基尼系数失真更严重。

何况，发展中国家天然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基尼系数本来就比发达国家高。

作为中国体制的反面，美国眼下劣势毕露，颓态尽显，贫富差距严重，寅吃卯粮，经济成长难以持续。

即便美国圣主明君再世，由于其国家机器和实际掌控经济的体系背离，分配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积重难返。

我们不确认，这一次公知膜拜的美国体制神奇自愈能力，会不会再生奇效。

我们只能确认，美国寻求体制内自救如同缘木求鱼——仅仅一个美国国债问题，就无从破解。

我们更可以确认，美国绝对不甘心用社会主义的思路去解决问题，毕竟他们还不愿意破除对自己“体制举世第一”的幻觉。

成也自信，败也自信。

反观当初，我们对体制还没有自信的时候，是何等小心翼翼。

直到2002年，还在憧憬2050年赶超日本。

结果才2010年就超过了日本，整整提前了40年。当年日本GDP为5.39万亿美元，而中国GDP为5.75万亿美元。

2023年，中国GDP已经是日本的4倍有余。

到2050年，日本应该早就看不到我们的车尾灯了。

抑或，没有日本了。

时间再拨回2012年，当年的我们，还在怀疑自己的军事力量，能不能在亚洲排到第一。

可如今中国军力大爆发，连美国都不敢过来造次，谁又曾想到。

当时，连在《三体》里借叶文洁之口，提出“技术爆炸”概念的刘慈欣，大概都不敢对自己的国家作如此疯狂想象吧。

可见，太不自信和太自信一样，都愁死人。

所以，公知们现在更应该关心其体制问题的，是雷倩感慨的“落日中的美国”才对。

那么，公知们应该怎么抢救主子呢？

唐湘龙帮忙发问了：“美国现在的政治体制，现在的总体社会条件，他有没能力去回应这个处理分配的问题？”

雷倩的答案很简单：“除非就是革命。”

湘龙又补了一刀：“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经过一个大规模的革命手段，它的分配问题会有缓解机会。”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公知们如果还有良心，就赶紧救主去。

要不就乖乖绣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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