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研究一直都被忽视甚至误解。近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编者和研究专家、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斋藤幸平博士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与当时科学思想接触的漫长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发展了马克思生态学理论的思想核心。美国《每月评论》杂志2018年4月刊刊登了环境活动家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原文：《追溯马克思生态观的发展》

陈政予/编译

从并不“生态”到承认“理性农业”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研究一直都被忽视甚至误解。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才通过各方面研究，更加系统地揭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认为他的生态观集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及其对自然世界的破坏。1999年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的《马克思与自然》和次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马克思的生态学》都介绍了马克思生态学理论，极大鼓励了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斋藤幸平也是其中一员。他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Karl Marx’s Ecosoc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Unfinishe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向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与当时科学思想接触的漫长过程。正是这一过程发展了马克思生态学理论的思想核心。

要理解马克思的生态观，就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斋藤在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想法不同于早先哲学将乌托邦式的理想强加于现实，他尝试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具体过程。然而，斋藤认为马克思一开始并不是“生态的”。

马克思早期著作提出，科学和技术无休止的进步可以克服自然的限度。同一时期的苏格兰农业学家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曾对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安德森认为“土壤改良必须与提高生产力的手段成正比，改良程度将与给予土壤的劳动成比例”。这一论点支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以人类劳动为中心的理性农业是可行的；同时反驳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人关于未来土壤肥力下降可能会引发灾难的观点。但在马克思详细研究了不同科学家的著作观点之后，他的想法变得更加全面。

从反思“技术”到批判“资本主义”

在阅读德国农业科学家加斯特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著作时，马克思的生态观得到显著发展。起初，马克思读李比希只是为了反驳李嘉图等人的观点。但当他开始写作《资本论》时，已经改变了想法。他从李比希那里接受了“农业掠夺制度是农业领域物质限制的现代表现”的看法。李比希向马克思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资本主义农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即使农民可以投入无穷的资本，投资回报也总是受到自然因素限制。第二，现代农业组织使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系统地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却无法恢复这些养分；相反，这些营养物被人类当作废物倾入河流，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进一步下降。斋藤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关注这种现象，是因为其科学地表达了城乡之间的对抗。

斋藤在研究马克思1856-1866年间的笔记时发现，李比希的思想加深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评态度。李比希指出，资本主义提高作物产量只能以牺牲土壤为代价。马克思吸收了他的观点，不再乐观地相信技术和科学发展会改善土壤质量。用斋藤的话说，马克思认为以利润为导向的技术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坏性后果，如土壤枯竭和自然资源匮乏等。马克思有了一个新的批判性见解：“不能通过技术发展而任意操纵自然”，“自然是不可逾越的”。

尽管马克思依然相信理性农业是可行的，但他已经清楚，资本主义农业并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一个能够合理组织这种关系的新经济体系才能克服土壤问题。

马克思还研究了德国科学家卡尔·弗拉阿斯（Carl Fraas）的著作，他认为弗拉阿斯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弗拉阿斯认为，除了依赖化肥，还有其他提高土壤肥力的自然方法，比如利用河流冲刷增补土壤养分等。这也支持了马克思关于理性农业可行性的观点。

弗拉阿斯也促使马克思思考气候问题及其对农业和文明的影响。马克思阅读了弗拉阿斯研究砍伐森林对气候影响的著作《气候与植物世界》。弗拉阿斯的结论是，植被系统的破坏会引发一个地区自然特征的深刻变化。这又进一步启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如何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对此，斋藤认为：弗拉阿斯的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生态视野。气候变化是马克思研究人类自然物质变换历史障碍的一个新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推移，气候和植物世界的变化使马克思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紊乱。

弗拉阿斯悲观地认为，工商业发展会使环境不断恶化。但马克思则进一步认识到，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管控，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恢复人与自然的统一，弥合物质变换的裂痕。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要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

提出物质变换裂缝理论

马克思与科学和哲学领域的接触一直十分紧密。他一边不断阅读分析当时科学家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著作，一边辩证思考这些学说的可行性和缺陷。通过与李比希和其他科学家思想的接触，马克思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这一理论，作为马克思生态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理论，明白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我们需要准确理解一个问题：为何资本主义如此具有破坏性？

资本主义生产使汇集在各大中心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使得人类以衣食等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肥力。同时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劳动不再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是为资本家积累财富。他在《资本论》一书中写道，“这会导致工人生活痛苦，造成过度工作、身心失调以及童工问题等。”资本的支配超出了劳动重组范围，通过干扰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作用，造成物质世界中各种不和谐因素。

在这一点上，斋藤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于其生态批判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在思考资本主义的破坏性时，仅仅认为资本主义是为了赚钱而摧毁地球是不够的，这也不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相反的，必须深入探究资本逻辑扭曲人类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最关键的是，由于资本主义中劳动总量的分配和产品总量的分配是通过价值来安排的，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不得不在抽象劳动的主导下进行。

资本主义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累财富的能力而调解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结果是有辱人格性质的“耗尽劳动”。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生态危机不是源于缺乏技术或科学知识，而是源于资本组织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21世纪以来，所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都失败了。因为人们只是单方面依赖技术进步或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却未能真正挑战资本生产对自然环境破坏的根本方式，因此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

如今人们相信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是因为他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思考并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在与科学和哲学领域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的见解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是如何破坏环境的。而斋藤的著作追溯了马克思生态学理论思想的发展历程，对我们重新认识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及其重要性有着巨大意义，是一本至关重要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