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党的自我革命”最具典型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形成规律性认识首先要从三个维度深刻理解党的自我革命重要思想。

一、积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

党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一个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始终在思索、一直在探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32页）两个答案都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适应时代要求而形成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依据毛泽东已经进行的探索，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对“革命”词义进行正本清源，丰富了“革命”的内涵。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是他一生高频率使用的概念，并且他对“革命”一词有过深入的研究。英文的“革命”，原初的意思是环绕中心点的旋转，尤指天体运行旋转，引申的意思是大变革、巨变。对于英文“革命”的这一含义，毛泽东是注意到的，他曾说：“革命一词起源于拉丁语，是由天文学的用词变来的，意思是变换位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但毛泽东理解的“革命”主要起源于中国古代典籍《周易》中的“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因此，与英文的“革命”即建立新世界的变革性活动不同，中文的“革命”是指顺天应人的改朝换代的暴力活动。正是基于对中国古代“革命”的理解，并且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关于“革命”的经典表达：“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对话，发掘了“汤武革命”的深刻内涵，形成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黄炎培认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问：“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华中新华出版社1945年版，第35页）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将“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他指出：“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32页）由此可见，第二个答案是第一个答案的合乎逻辑的延伸，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政治智慧的传承和发展。

毛泽东理解的“革命”也是要“改朝换代”，但不是封建王朝的更替，而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他曾说：“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第一回换朝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6页）。“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同上，第58页）。显然，这样的“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可比拟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局限性和发生历史周期率的必然性：“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二千多年间，发生了多少朝代更替，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社会观念始终没有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没有改变。”（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0页）在这样的专制制度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摆脱不了的宿命。

中国古代的“革命”一词的基本含义“顺乎天而应乎人”，包含顺应天命和合乎人心两方面的要求，用现代语言来说，革命既要符合客观规律，又要顺应人心民意。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最值得借鉴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从规律的层面形成了对历史周期率的深刻认识。他指出：“回顾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史，不难看出：有些封建王朝开始时顺乎潮流、民心归附，尚能励精图治、以图中兴，遂致功业大成、天下太平，但都未能摆脱盛极而衰的历史悲剧。导致悲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共同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贪图享乐、穷奢极欲，昏庸无道、荒淫无耻，吏治腐败、权以贿成，又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搞得民不聊生、祸乱并生，终致改朝换代。”（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02页）特别是他概括出“四个不容易”—“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同上，第202—203页），深刻揭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内在机理，为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不容易。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把这么大的一个党管好很不容易，把这么大的一个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不容易。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要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这样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二、正确认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

“党的自我革命”是正确认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上，第327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解的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狭义的革命是政治革命。马克思认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同上，第526页）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正是基于正确认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社会革命是改造社会的活动，是一切革命的目的，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他概括中国革命的规律是进行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他提出进行包括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在内的广义的社会革命，甚至提出：“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提出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政治革命。他对这种政治革命不同于以往政治革命的性质有着清醒的把握，他指出：“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也就是说，阶级消灭以后仍然会有政治革命，但要解决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一思想未能付诸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革命”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强调“革命”在社会革命层面的意义，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页）基于长时期的思考，他在社会革命的层面上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同上，第135页）。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关系的深刻认识，提出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自我革命的论断。他对社会革命作出诠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83页）也就是说，社会革命是包括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政治革命在内的更广泛的新的社会建设运动，这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本关系。以此来判断，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历史就是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面并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同上，第83页）。不能说我们党已经从“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道理是清楚明白的，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政治革命是革命，党领导国家建设进行的社会革命更是革命，党作为“革命者”是始终如一的。放弃“革命党”的身份，不仅谈不上要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也更谈不上党的自我革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同上，第83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由此也就引出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必要性。“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同上，第199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自我革命”，为政治革命赋予“党的政治建设”新含义。在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体系中，党的政治建设居于首位。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政治革命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一致性在于都具有革命精神；差异性在于任务不同，政治革命解决的是夺取政权问题，政治建设解决的是实现长期执政问题。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党内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要表现为“七个有之”。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鉴于这种情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这段话生动地揭示出党的政治建设具有的革命的原初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政治建设也是政治革命，是以往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合乎逻辑的延伸，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首要着力点。

三、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

“党的自我革命”是个新概念，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实践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73页）因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明确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

关于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概括总结。

其一，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百年自我革命首先是指导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是从不断克服自己所犯的错误中产生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首先是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1943年冬季开始的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从思想根源上纠正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和右倾的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彻底纠正中，使党克服了党内一度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型一例。邓小平主张“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从总结党的自我革命历史经验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探索中的错误，绝不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同上，第333—334页）在邓小平指导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同时又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这就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就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界和胸怀。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二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绝不是否定继续发扬革命精神。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183页）。以此为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明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

”明确表示：“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其二，在队伍建设上自我净化、保持纯洁。党的百年自我革命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革命。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党百年来为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先后开展了延安整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积累了丰富经验。

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党开展这些运动和活动的主要目的。如毛泽东在总结延安整风经验时提出，“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标准的党”（《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部署开展一系列集中性学习教育，主要目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紧密衔接，指出：“为什么要一鼓作气抓？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形象和威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4—675页）就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指出：“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劲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75页）就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出：充分运用“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的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经验，围绕“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就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出：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要求，“教育引导全党在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继续发扬彻底的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保持‘赶考’的清醒，以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同上，第49页）。

其三，在廉政建设上惩治腐败、割除毒瘤，坚决惩治腐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同上，第5—6页）新中国成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惩治腐败的第一大案，给党的自我革命的深刻启示是：必须防止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已经预料到的“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1952年1月4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三反”运动把惩治贪污分子形象地叫作“打虎”，这为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斗争所继承。1982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入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同上，第403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惩治腐败不仅继承了“打虎”的传统，坚定稳妥、有力有效查处重大案件，还创造性地进行“拍蝇”，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微腐败”，进行“猎狐”，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从而形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

改革开放后，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党的自我革命积累了新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成功经验，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败斗争基本方针，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党中央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75页）中国共产党以反腐败的实际成效凸显了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作者：张峰，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