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思潮,生态主义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余科杰(2005)将生态主义界定为:“以人类共同利益为着眼点,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特色,以人权公正和民主为基点,以非暴力为根本途径,以建立和谐、民主、公正的生态社会为奋斗目标,涉及生态经济、民主人权、社会公正、国际和平安全、人类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内容”。何平立(2008)认为生态主义是“欧美新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态殖民主义进行批判的成果”。
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生态主义固然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相协调、人类社会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相平衡,然而其内涵早已超越了单纯地关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范畴,而是上升为一种思想政治体系。它通过对当前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与反思,试图建立一种跨越不同国家、种族、阶级、利益群体的新型关系。当代欧洲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有过精彩的评析,他认为生态主义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运动。生态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不是取得政权,而是改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世界观、生活方式和人际方式。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生态主义者们的使命不应囿于对某个地区自然环境的保护,而应在于推动生态主义理想、意识、文化在全社会的普及。
2. 西方生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8至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家们很早就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这为生态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埋下了思想的种子。但是生态主义运动的直接诱因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在经济上,全社会经济衰退严重,通货膨胀盛行,失业率不断上升,传统的高福利经济体制难以为继;在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对峙持续进行,全球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全世界都处于世界大战可能再次爆发的恐慌中;在环境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愈发贪婪无度,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大气污染、水资源破坏、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生态问题,人类的生活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下,传统的政治主流派别束手无策,而以反战和平运动、妇女权利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运动开始兴起,纷纷尝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生态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当前,学术界对于西方生态主义的发展阶段认识较为统一,一般认为西方生态主义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理论探索阶段、系统发展阶段和渗透深入阶段。
2.1理论探索阶段
上世纪60年代,生态主义开始萌芽,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事件是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问世和“罗马俱乐部”的诞生。
1962年,被誉为“环境思想的先驱”的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作《寂静的春天》。在书中,他描绘了滥用杀虫剂的后果:农药和杀虫剂的过量使用污染了大自然中的天然水源,引发了食物链中动植物的连锁死亡和中毒,最终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安全。该书一经问世就在全美范围内引发轰动,媒体纷纷将其誉为“改变了美国的书”。《寂静的春天》也因引发公众对化学污染和环境保护的思考而被称为现代环境意识的宣言和生态时代的标志,并开启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绿色意识”觉醒的篇章。
1968年4月,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依发起成立了罗马俱乐部,标志着西方生态意识从觉醒走向成熟。罗马俱乐部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人类继续“竭泽而渔”式地追求经济增长,地球最终将因资源枯竭而走向毁灭。基于此观点,他们先后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人类处在转折点》、《重建国际秩序》、《冲出浪费时代》、《人类的最终目标》等一系列研究报告。虽然早期罗马俱乐部对人类未来的判断弥漫着悲观主义色彩,但它在唤醒人类生态保护意识、激发人类应对生态危机责任感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大规模的生态保护运动的产生。
综上,在理论探索阶段,生态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类工业化导致环境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在对待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生态主义者主要存在两种观点:持“增长极限”论的悲观派认为生态危机不可避免,地球的资源终将被耗尽,人类终会走向资源的极限和自身的毁灭;持“无极限增长”论的乐观派则将希望寄托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认为科技的进步将推动人类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不存在增长的极限。
2.2系统发展阶段
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生态主义蓬勃发展,进入了理论化、系统化发展阶段,各种生态主义绿色思潮相互吸取借鉴又分流分化。这一阶段的代表性事件是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公布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首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它的召开被认为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的里程碑。1983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立,随后它在1987年发布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长篇报告,其中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在系统发展阶段中,生态主义的主要思想表现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根据看待技术进步态度的角度不同,生态主义产生了“深绿”和“浅绿”之分:深绿派否定一切技术的作用,要求彻底改变人们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而浅绿派否定的是科技的不恰当运用,主张逐步变革。 2.3渗透深入阶段
上世纪90年代,生态主义思想进一步渗透到人们的政治和文化层面。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两大阵营的分化,产生了以“生态为中心的生态主义”和“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社会主义”。
在该阶段,“生态主义”这一术语首次被提出。在《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安德鲁?杜伯森(1992)首次提出“生态主义”一词。安德鲁在引言中强调,“生态主义”是一个新的术语,包含了诸多理念和规范。这些理念与规范是由关心环境的各种思想家在过去的三四十年中依据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所提炼而成的,他们使生态主义思想具有足够的综合性和系统性。随着生态主义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两大流派范式,即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绿色政治领域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深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作为影响较大的三个派别,在政治领域中逐步展现出各自的影响力。
3. 西方生态主义主要流派的观点及对比分析
当前,西方生态主义不同派别的交锋主要聚焦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流派范式的论争。许多学者认为,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论争是当代西方深层生态政治伦理哲学领域论争的核心问题之一。
3.1生态中心主义
广义而言,生态中心主义包括“生态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两个支派的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核心根源在于人类“狂妄、自大”的意识以及对大自然“主宰、统治”的心态;要摆脱当前的生态危机,就必须摒弃这种长期以来占据人们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改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消费模式和社会结构,重新构建以“生态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伦理以及社会形态。
生态中心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以尼采为代表的欧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他们崇尚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认为一切的人类活动都应顺应自然规律和法则;他们认为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能被动地适应。生态主义的“深绿”派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崇尚自然的原始生活,反对一切的现代技术,试图建立“生态乌托邦”。著名生态中心论者Robyn Eckersley曾指出,生态主义方法的实质是“对人类全面利益要求的维护与自然生态持续性追求的统一,是人类更高道德立场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相处方式”。金纬亘(2006)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所谓“中心”,实质是“我们与自然界其它存在的适当关系看作先于什么是对人类最适当的社会和政治安排问题”。
3.2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虽然承认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是它充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类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实现人类利益与环境利益的有机统一。何平立(2005)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超越生态中心主义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从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视角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因此,人类中心主义者们相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类更好地把握自然,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在政治主张上,人类中心主义者倡导社会公正和关爱环境。他们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假装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难题,但是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明显是一种人类的行为,一种与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人类中心主义者充分强调处于“舞台中央”的人类的作用,认为要应对当前的危机必须消灭或者超越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重塑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拉封丹曾针对“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主义”描述道:“另一种进步称为生态社会主义,它是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和反对人剥削自然的斗争的结合;要实现这种进步,必须抛弃经济增长的思想;必须更加公正地分配社会生产财富;必须实行彻底改革,使公民能够参与决定社会和经济事务;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共同点是“维护劳动者的自决权,夺回人在劳动中的自主权”。
3.3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对比分析
程春节(2012)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矛盾对立。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而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生态问题的产生仅仅是由于人类对待大自然的“特殊的”方式造成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认同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并承认科技进步对人类和自然的解放都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还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生态中心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他们反对国家控制,提倡自发和有机演进的社会,崇尚无等级的民主制度;他们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政治理想,否定阶级的存在,批判社会等级和支配关系。与他们不同,人类中心主义者拥护“社会主义观念”,他们认为当前社会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彻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摆脱生态危机。
4.结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虽然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当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只有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生态主义作为当前全球范围内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体系,对应对当前我国生态危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因此,我们应充分吸收西方生态主义的精华思想,促进我国经济模式发展和转型。
然而,在对生态主义吸取借鉴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生态主义可能对我国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特别是要警惕生态问题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演变为政治问题,警惕西方国家把生态问题政治化,利用生态问题和生态主义干涉我国内政,进而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总之,我们应辩证的看待西方生态主义思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