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忠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儒学中居于核心地位。《论语·里仁》记载：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把“忠恕”与孔子尊奉的“道”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是很高的定位了。而“一以贯之”更进了一步，明确以“忠恕”为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骨架。在另一篇《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再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作为终生的行为准则，孔子标举出“恕”为首选，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两段重要的论述实为上述“忠恕”说的注脚：“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者的共同点都是“推己及人”，也就是“恕道”。前者是从积极面讲，后者是从消极面讲，合起来乃得全面。

正是由于孔子如此推重，后世儒者也便给予高度重视，出现了大量的相关阐释文字。这些阐释文字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个是概念本身的释义；一个是揭示、讨论与儒学其他概念的关联；一个是评价这一概念的意义与价值。由于孔子自己没有更为具体、详尽的解释，也由于阐释者各自理论倾向的差异，这些阐释文字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畸轻畸重的出入。但这种出入互相补充，反而更扩充了“忠恕”的理论蕴涵。

先秦至两汉的其他文献中，“忠”主要有二义：其一泛指美德，如“忠，德之正也”（《左传·文公元年》）、“忠者，德之厚也”（《贾子·大政上》）等。其二专指臣下事君之道，如“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忠者，臣之高行也”（《管子·形势解》）等。“恕”的早期释义也较泛，如“恕，仁也。”（《说文》）儒学经典的注疏中，南北朝的皇侃《论语义疏》中开始有了 “忠，谓尽中心也”的明确解释。其后，唐孔颖达疏：“忠者，内尽于心；恕者，外不欺物。恕，忖度其义于人。”宋邢昺疏云：“忠，谓尽中心。恕，谓忖己度物也。”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由于孔疏本自唐之后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所以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皇侃到孔、邢，他们的共同点是，变前人伦理评价式的解释为状态描述。“尽忠心”、“内尽于心”都不是明显的褒赞语。由于这种解释较为抽象，可以涵括前人种种不同说法，且暗合于理学家喜谈心性的倾向，故宋代以降，言及“忠恕”者，大多据此而生发。宋儒如二程所云：

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独用；须得忠以为体。不忠何以能恕！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则自忠恕，其致则公平。

天地变化草木蕃，不其恕乎？(均见《二程遗书》)

朱熹则云：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忠只是一个忠，做出百千万个恕来。(均见《朱子语类》)

这便开始给予“忠恕”更丰富的理论内涵。到了明儒，特别是阳明的门下及后学，对于“忠恕”的理论内涵有了更大的发挥甚至创造，如《明儒学案》所录：

孔门宗旨，惟是一个仁字。孔门为仁，惟一个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分明说己欲立，不须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达，不须在己上去达，只达人即所以达己也。(罗汝芳)

盖天地之视物，犹父母之视子……此段精神古今独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学只是求仁，其术只是个行恕，其志只是要个老便安，少便怀，朋友便信，其行藏，南子也去见，佛肸也应召，公孙弗扰也欲往……于人亦更不知一毫分别，故其自言曰：“有教无类。”(罗汝芳)

恕者，如心之谓，人己之心一如也。若论善，我既有，则天下人皆有；若论不善，天下人既不无，我何得独无？此谓人己之心一如。(杨启元)

忠恕是学者求复其本体一段切近功夫。(聂豹)

对于心学“忠恕”理论创造性阐发最有力的是金圣叹。他在《水浒传》评论中以“忠恕”解释作品的思想倾向与人物塑造。

综合上述论述，在“忠恕”的思想系统中，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

1.“忠”就是真实自我的充分表现。

2.“恕”就是体认他人的表现，给予理解与肯定。

3.实现“忠恕”，体现社会的宽容与公平，是天下大治的表现。

4.“忠恕”合乎大道，是天地化育万物的基本精神，所以也就是个人最高的精神境界——与“仁”贯通。

“忠”与“恕”的关系，与《周易》中《乾》《坤》二卦的《象辞》关系甚为相似，可以互相映发。《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讲的是主体意志，是强势做人；《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讲的是顺应社会与他人，是厚道处世。二者合观，可以看作是理想的人格。这与“忠恕”之道庶几近之。

宋朝研究《周易》的学者朱鉴讲：“《乾》《坤》只是一个‘健’‘顺’之理。人之性无不具此。‘虽千万人，吾往矣’，便是‘健’；‘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便是‘顺’。”他是把《周易》的《乾》《坤》二卦的象辞和孟子一段有名的话互相印证，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孟子引述曾子道：

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朱鉴认为，这样的处世态度和《周易》可以相互印证。也就是说，这在《周易》里是有所体现的。他认为，“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乾·象》的一句话相契相通。《乾·象》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作为社会的精英骨干，你应该成为一个强者，有你的意志力，并且应该持续不断地为实现自己的意志来奋斗。这是“君子”应该有的品质。再深入一步：为什么要如此呢？因为“天行健”！按照《周易》的说法，天地的精华所钟就是人。既然是天地的精华，你就应该体现天的优秀性质。天的性质是什么呢？日月星辰无时无刻不在那里强有力地运转着，这就是“天行健”。而人就要有这种精神，有主体的意志——要改变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好、更理想。

人应该效法天，成为一个有强有力意志的主体。但是，如果只有这一面，也有问题。社会上每个人意志不一样，彼此之间不就有冲突了吗？何况我的意志过于膨胀，必然会损害别人。《周易》在这里就显示出讲求阴阳平衡的理论优势了，《乾》之后紧接着就来了《坤》，作出强有力的补充：“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也就是说，你既要效法昊天，有强有力的主体意识，你还要效法大地。“地势坤”，坤者，顺也。大地顺从万物的性质，都把它们负载起来。所以“君子”做了强者，还要考虑他人，还要有奉献的精神、要有承担的精神、要有成全他人的精神。这就是“地势坤”的精神。“天行健”与“地势坤”，两面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也是成功的人格。

《周易》的《象辞》出于孔门后学之手，里面有些论述很可能祖述于孔子。“天行健”与“地势坤”的辩证结合正是由“忠”与“恕”的结合而来。孔子所讲的“大勇”那两种的处事姿态，同样是在人格的完整性上与“健、顺”、“忠、恕”彼此息息相通。

孔子及其后学提倡的“忠恕”之道在中华精神文明史上有重大、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一些道德高尚与功业卓著的人物，他们的人格中往往体现出这一点。中唐名相裴度在《蜀丞相祠堂碑铭》中概括诸葛亮的人格与功业：“本于忠恕，孰不感悦。”他认为诸葛亮正是本着“忠恕”之道做人做事，所以属下才能无不感动而心悦诚服。当然，裴度这样看待、总结诸葛亮，同时说明他自己对“忠恕”之道的服膺，以及隐含着对于自己相业的总结、肯定。

北宋中叶名相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在当时及身后都有非常高的声望、非常好的口碑。他的性格平易宽厚，从不对人疾言厉色，但遇到大的原则问题，却又是意志坚定，绝不屈从。官做到宰相，廉洁节俭始终如一。自己总结一生：“我生平学到的东西，只有‘忠恕’两个字，一辈子受用无穷。无论是立朝事君，还是接待僚友、亲睦宗族，从来没有须臾偏离此道啊。”他还经常告诫晚辈：“人虽至愚，责人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茍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也。”他还把“忠恕”之道贯彻到执政方针中，用来处理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他的弟弟范纯粹在关陕一带做官，地处宋与西夏接壤部分。范纯仁担心他有博取边功的心思，就给他写信说：“大辂与柴车争逐，明珠与瓦砾相触，君子与小人斗力，中国与外邦较胜负，非惟不可胜，兼亦不足胜；不惟不足胜，虽胜亦非也。”这种宽以待人的姿态，既有利于邻国相处，也造福于边民。

他的亲族中有人向他请教为学、做人的道理，他的回答是：“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这个亲友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了。

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思想系统，“忠恕”这个核心观念中蕴含了伦理学的因素——个人的道德标准；蕴含了社会学的因素——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蕴含了认识论的因素——人与人如何在精神层面沟通、交集；蕴含了本体论的因素——世界多样性的解释。因此，称之为本土思想传统中的“富矿”绝非过誉。

时至21世纪，时代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重新审视“忠恕”的意义与现实价值也就适逢其时了。在现代学术的视域下，我们不妨对“忠恕”有一种现代理论话语的表述：“忠”所强调的，就是个人的主体性，或者说是主体的自觉；“恕”所要求的就是对于“主体间性”的了解与践履。

我们还可以在对“忠恕”进行现代阐释，激活并使其融入现代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道—忠恕—仁”的更大的理论框架。这对于与西方进行平等的思想文化对话当大有裨益。

诚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在当今日趋复杂的世界形势下，更不能给“忠恕”之说太多负担。提倡“忠恕”，主要意义在于提升国人人生的境界感，“忠恕”精神的复活，对于消除或是削弱社会中弥漫着的戾气能起到一些作用。同时，伴随着对“忠恕”的阐释、激活，它可以成为构建当代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一面，成为中华崛起的一份助推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