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教授，在《中国季刊》发表了一篇读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以后写的文章《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这篇文章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的历史，对中共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曲折道路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并力图寻找其中的原因。施拉姆借用西方“乌托邦”的分析范式，将“乌托邦”区分为“可以实现的幻想”和“不现实的冥思苦想”，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归结为“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归结为“经济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并描绘了未来“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施拉姆的这种解释已超出了西方“乌托邦”的原意，他用“乌托邦”这样一个公式概括中国共产党十分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也未必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然而，作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共党史的一种方法和视角，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

施拉姆在文章开篇中说，当中国共产党1981年7月1日庆祝它成立六十周年时，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希望通过回顾中共以往六十年的历史，抓住可能继续影响未来事态的那些长期的“倾向性”。他的探讨宁可尽量紧紧抓住一个中心论题，并围绕它展开讨论。因此，他特别故意地借用了“乌托邦”一词的模棱两可含意。在这里，“乌托邦”既可指尚未实现但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幻象，又可以指人类不能做到的专断和不现实的冥思苦想。如果没有前一种意义上乌托邦的号召力，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运动，当然，也就没有一个革命政党能够得以生存。他主要的关切，就是考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不同阶段中，这种必要的和现实的第一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怎样被第二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吞噬和勾销的。

借用“乌托邦去来”这一公式，施拉姆清楚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某一时期内，如果不是生活在“乌托邦”之中，那么也是生活在即将实现乌托邦的期望之中，而后来终于抛弃了这些期望（或曰幻想）。无疑地，这是指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乌托邦幻想，和后来中国新领导人对这两个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对于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他认为只有依据20世纪20和30年代的乌托邦冲动，才能理解50与60年代的乌托邦主义。事实上，在适当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有必要还要回顾得更远些，并考察这个周期之前的周期。

在19世纪末叶，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出现。1898年的改良派和二十世纪初叶的革命者，通常被看成是反映了这一总范畴内的不同集团的理想和利益。如果从同治中兴到五四运动这一周期，与最近贯穿一切的中共现代化与发展经济目标之间有连续性的话，那么1911年前后的历次革命运动与毛泽东领导下，特别是1927年以后展开的中国革命之间，是否有任何意义的连续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周锡瑞教授（Joseph Esherick）曾争辩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连续性，因为20世纪初叶的革命家们，无论他们的动机多么美好，思想如何激进，他们首先还是城市的知识精英，而毛泽东却有意识地避开城市，去寻觅农民所固有的目标和价值。但是，在施拉姆看来，这个判断基本上是误入了歧途。首先，它忽视了从徐锡麟、秋瑾和陶成章直到孙中山的革命家们，通过秘密会社的中介，来动员农民努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周锡瑞的辩论意味着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领导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那是完全不对的。毛泽东在他一生的不同阶段中，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无疑，他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因此，他相信必须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城市的工人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年之后，毛泽东开始试验农村游击战方式的革命，这就是最后人所共知的夺取权力的“中国式道路”。虽然人们习惯于把1921到1927年当成序幕，与后来的演出没有多少联系，除掉反面教材以外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最初阶段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60年历史周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于今天来讲并不是没有教育意义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的主要情况，施拉姆将其概括为三点：民族屈辱、社会不宁、思想混乱。一系列军事上的败仗，从鸦片战争直到义和团暴乱被镇压，导致日益严重的外国干涉和侵犯，结果“亡国灭种”就成为每个有觉悟的中国人所经常考虑的问题。尽管有群众性的排外运动，尽管有城市知识分子的一再抗议，其最高潮为五四示威运动，然而还是看不到任何扭转形势的希望。

其所以缺乏有效反抗的原因，当然还要归咎于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混乱。国家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即陷入其中。帝国崩陷了，无人再信任皇帝的旨意，而议会民主却还是不能生根，却又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其他抉择。尽管有托洛茨基（Trotsky）及其门徒们提出的论点，而中国在任何意义上也没有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竞争的影响因为致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到限制，在此期间中国工业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到1921年时就结束了这个短暂的发展时期。总起来说，中国资产阶级的出现，似乎更像是地主阶级的扩散，而不是相反。这些不同矛盾着的倾向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它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坏的特色，加上中国人自己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优点却全然没有。

在此期间，知识界对这些问题有了充分的反应，严复和改良派除了采用西方技术之外，还企图理解、吸收和利用西方思想的精髓，特别是通过翻译国外资料的途径，迅速传播了外界消息。但是，还没有产生有效的中西思想的综合。

当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其实是党组织的萌芽）的形式，于1918至1920年间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时，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当时文化交流困难以及因之而来的思想混乱。一个突出的例证是，直到1919年春，李大钊本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僵死的宿命论学说，并据此争论说，只有用某种其他更强调良知和人类意志的哲学来加以补充，才可以接受它。的确，李大钊是从一位意大利科学家Eugenio Rignano的论文中逐字译出马克思文章的许多重要片段。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为“两个不同的、都在同样误解的基础上写作的作家观点的奇异混合。”但是，李大钊更有自己的理由用这个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也这样来吸取Eugenio Rignano的片面解释法。

显然，李大钊存在主义态度的根源在于他决心要在中国搞革命，哪怕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条件尚未成熟。在这个新生的政党内，李大钊与年轻同志毛泽东，对用马克思主义词句证明立即革命为有理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的解决办法。1920至1921年冬，毛泽东写给当时在法国的朋友蔡和森的信中，把整个人类划分成十亿无产阶级与五亿“资本家”。因为被压迫的人类的三分之二不想无限期地忍受这种残酷的命运，各国的激进共产党人就变得日益强大，他们必须行动起来夺取政权。

施拉姆强调，在许多亚非国家资本主义比中国更不发达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十亿“无产阶级”打算砸烂枷锁的想象，当然会被认为是“乌托邦”。但是，半年以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更富于空想色彩。那条路线号召一个纯粹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不掺杂其他阶级，而在当时中国却只有一百五十万产业工人。

不管一大的路线够不够资格算成“乌托邦”，但它肯定行不通。事实上，列宁在前一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已经制定了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在1922年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搞“统一战线”。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久就发现正在执行的不仅是跟孙中山的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而且还是一种奇特的共生形式，即人们称之为“党内合作”（bloc within）的形式。

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错误领导核心问题之一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由一个后来成为托派的荷兰人设计出来并强加给中国共产党人的。他名叫Henricus Sneevliet，在中国的名字叫马林。然而，在国共合作的关键性的最后两年，在1925到1927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事务中，日益起着支配的作用，所以把这个在实施中的合作形式当成是斯大林的创造发明，也是有道理的。

从一方面看，斯大林加给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走得太远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非常不够。正如列宁一样，斯大林不仅认识到在一个像中国那样屈从外国支配的国家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应当联合。但事实上他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旗手。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打出自己旗帜的话，农民只相信国民党，而不肯接受共产党人的领导。

1927年前，在对农民政治觉悟与革命潜力低估的情况下，斯大林很少倾向于认真估算中国社会农村地区的权重。他没有认识到，从总体上说，虽然中国的大城市绝不是全国的边缘现象，但它们并不构成决定性的权力中心。因而他设想中国革命的最后命运可以在少数几个城市中决定，正如法国革命的成败全在于巴黎，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则在于莫斯科与彼得格勒。施拉姆认为，这种想法无疑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乌托邦”。当斯大林想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于1927年12月，以下令成立广州公社的灾难性冒险方法，来抹掉八个月前在上海蒋介石手上遭受的流血惨败记忆时，这种乌托邦就由梦想变成了噩梦。

尽管结局是灾难性的，中国共产党的头六年仍为日后发展打下了基础。统一战线使党的领导人员在肩负政治责任方面获得一些经验，并为公众所更加熟知。它也使党员总数迅速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即1927年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党员不是被杀害就是脱党以后，中共依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数量的政治势力，与1921年初创时仅有一小批知识分子不同。

在探讨中国革命中的“乌托邦主义”社会思想根源时，施拉姆强调必须考虑“农村包围城市”总战略的含意，它是在1927年以后一点一滴形成的。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农村冒险史的第一阶段。在井冈山时期，党内、尤其是红军内部新成员中大多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更不是工人，而是游民或农村地痞。我们也早就知道，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发现那里有两股土匪武装，头目是王佐和袁文才，这两人实际上控制了日后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整个社会。毛泽东在教育和改造了他们之后，就把这些部队编入了红军。

人们可以假设，毛泽东补充这些游民成分加入无产阶级军队，主要是反映了他一直怀有的对被社会摈弃者的同情。但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跟他们结盟，并不是容忍和宽厚的举动，而毋宁说是必要的妥协，没有它，红军很可能就不能生存。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颇有点申辩似地指出：一方面并不像湖南省委所说的那样，他的士兵全部都是游民，但他们在红军中确实占据很大数量。当毛泽东这样说时，他自己也就暗示出这种困境。他断言：出路就在于加强政治训练，以便使这些成分有本质的改变。

施拉姆从这件事例中得出结论说，“毛泽东相信能从根本上改造任何人，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认为，这一事例在探索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根源上具有根本意义：对于感情的或本能的感觉即革命一定是可能的，因为人类的三分二之被剥削；对于实用主义的政治判断，即根据中国的主导条件，农民可以在实质上代替工人阶级来做革命斗争的先锋；除此外，必须再加上一条哲学或心理学的认识，即客观现实可以被人们深刻的主观变化加以改动。

那么，这些“乌托邦幻想”只是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追求，或者中国共产党本来就有这种内在的因素，甚至还是在中国社会中就有这种内在的因素?

如果我们考虑1927年到1948年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事实，可以看出这种新战略主要是根据情况需要。但另一方面，对于不同的人，它意味着不同的解释，而毛泽东无疑把自己对问题理解的烙印加到党的身上。

即使是像李立三那样认定工人方向的人，不久也被迫承认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起主要作用。在1930年夏季下令发动几个关键城市的攻势失败以后，农村的主导作用变得更加明确了。而斯大林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甚至更早就承认这一事实。因此，在30年代里争论的问题，并不是当时革命的主要行动场所在哪里的问题，而是革命的性质与动力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问题被总结成“无产阶级统治”这样一个口号。中国共产党内每一个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同意离不开它。但在中国条件下，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它首先意味着革命必须由工人先锋队领导，即共产党领导。那么，哪一种共产党才能合法地领导中国革命呢?

莫斯科的回答很清楚。1931年一份共产国际的指示宣称:“无产阶级统治及革命的胜利发展，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保障，即中国共产党变成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还要在组成成分上及其一切领导机构中工人所起的作用上”。这显然是说，中国共产党暂时还考试不及格。因为按照列宁的设计，即使已被农民(姑且不谈农村的地痞或流氓无产阶级)所内在化的正确政治路线，仍不足以使一个主要为农民成分所组成的政党成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鉴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跟那些真正血统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某种联系仍然是必需的。

在有关“乌托邦主义”问题上，这给我们带来什么问题呢?过分依赖农民可能被认为是异端，但却不能被说成是乌托邦，因为它行之有效。或者，如果梦想用“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来战胜国民党，那可以算是第一种乌托邦主义，它可以被当成行动的指南和鞭策。毛泽东大概比他的大多数战友们更全心全意地坚持这条农村道路，而且屡次提出证明其正确性的论据，从这一点上看，可以把他当成党的主要发言人，他有力地表达了这一主导思想。

由于“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施拉姆注意到正是刘少奇最有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尽管它活动在农村环境之下。施拉姆将刘少奇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的性质的论述概括为四点:（一）中国共产党是在20世纪20年代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二）即使在农村斗争的年代里，党实质上仍有不少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三）虽然党员的绝大多数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他们受到了彻底的思想教育，以致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四）根据中国工人运动在城市中受压迫的情况，革命的当前任务是解放农民，只有派遣先锋队到农村去，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

这样，刘少奇就从一开始比毛泽东的整个倾向更有力地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以此作为党的合法性的源泉。一方面，刘少奇跟毛泽东一样，相信改变党员“本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发展这种思想是针对农民和知识分子，而不是针对农村地痞的。他总结说:“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一个像中国共产党“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毛泽东肯定同意这些表述，而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在苏联学习过的所谓“留学生”派，对刘少奇主要在农村搞“无产阶级”革命合理化，则可能会感到不太舒眼。

尽管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个性和观点上有许多差异，其共同特点之一是相信用教育的方法传授美德的可能性。当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写的《修养》正是把他谴责为“儒家”的口实。但那确实是反映了中国人强调主观变化可能性的传统看法。那是刘少奇的特点，也是毛泽东的特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严格贯彻执行发展新党员”的五项标准中，看出他对这一观点的信奉。在1929年12月的古田决议中，他建议执行这些标准:（一）他们必须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二）、他们必须是忠实的；（三）、他们必须有牺牲精神并能积极工作；（四）、他们必须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他们必须不吃鸦片，不赌博。

应当注意的是，在五条中有四条专指道德品质上的问题。唯一与政治有关的一条并不是强调出身成分，而是指政治态度。显然，这是那些形形色色、甚至有暧昧社会政治背景的人们所能够达到的标准。在1928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以后的20年内，中国共产党几乎经常为生存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很自然地会接受一切能证明他忠于无产阶级事业并肯为此牺牲自己的人为战士。

另外，施拉姆认为，中国共产党得以成为1949年时的规模，还依赖于武装斗争，这一点也助长了“乌托邦”的思想。毛泽东塑造了一个“自觉的能动性”（conscious activity），对于这一点他非常重视，但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战争实在是最不可预测的人类活动之一。一支有高明、足智多谋指挥官的军队，它的士兵们又准备死战，能打败一支强大许多倍的敌军，而红军多年来就曾一再这样表现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战争中主观因素的信仰等于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主义”起到了最后战胜国民党的作用。但同样的乌托邦主义在经济发展上却不一定适用。因此，在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大自然宣战”，并想用同样的无视客观实际的办法，结果是另一种性质的乌托邦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