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认同度不高、权威性不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直接关系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合法性，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一）权威及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内涵及作用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权威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只要社会存在，权威就不会消失。然而，什么是权威？通过文献采撷和分析，总体而言，对“权威”的定义有以下几种主要观点：（1）阿尔蒙德认为权威是一种正当的权力。他认为，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威则是发挥此影响的权力。只要你拥有影响他人的能力，并去实践它，你就拥有了权威[1]。（2）新公共管理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认为权威是必要的手段，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没有权威，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2]。（3）黑格认为：“权威就是统治的权力。严格来讲，权威是行动的权利，而不是行动的权力。然而，只要人们认同权威人物拥有做出决定的权利，那么权威就会创造出自己的权力。政府的合法体系即基于权威的体系，……服从其统治的人们认同其做出集体性决定的权利。”[3]一言以蔽之，即权力是可以支配他人的力量，而权威则是被支配的人甘于接受这种支配的权利。（4）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是需要权威的，只有社会权威力量的存在才能推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他认为：权威就是把别人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4]。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一致的行为，尤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权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之中必须要有与之匹配的权威性力量存在。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威所具有的一些特性：（1）从权威的形成来说，权威是一种意志服从关系，包含有权威的实施者和接受者，其通过接受者的无条件服从来实现。（2）从权威的实施主体来说，权威内部包含了权力和威望。（3）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权威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当权威存在的条件改变或消失时，相应的权威就会消失。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权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引导、规范、集中社会意志实现社会意志的作用。那些否认权威存在，否认权威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5]。事实上，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关系的反映，权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权力关系。作为权力关系的反映，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实质上是对于权威背后的权力和威望的一种意志和实践服从，人们对于权威的服从也主要表现为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追求和满足。人人都自由，往往意味着人人都不自由，绝对的自由带来绝对的不自由。所以基于特定互惠原则，人们结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在获得最大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去服从必要的权威。因此从表面看虽然人人出让了个人的一些自由，但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保护了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这一角度来说，选择权威并服从权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为了促成教育对象形成符合教育者预期目标而具有的一种被教育对象所服从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受众认可而产生的一种外在的驱动力，它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必须存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启示我们，任何国家治理的存在都需要依靠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获取人们对国家政治行为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确保政治治理取得权威的重要政治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在服从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性。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权威。

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活动具有权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6]。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国家倡导，传播主流价值，弘扬社会真善美、摈弃假恶丑的主要平台。“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确立何种道德标准，坚持以何种方式统一凝聚人民”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所承担的使命。党的历史进程说明，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凝聚了亿万中华儿女，使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上奋勇前进。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指导方针。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2014年10月30日，在纪念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上也着重强调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而政治工作威信也可以说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权威。因此，上述的这些言论都一再表明了思想政治工作是权威性政治活动的表现。

意识形态所具有的政治性、稳定性和历史性特点，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强制性、导向性和正面性。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党和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当然获得国家权力的支持并不必然带来权威和合法性，但“权威很少在缺乏权力的情形下行使，而权力都通常包含有一定程度的权威的行使”[7]。故而在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强有力和权威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权威依赖于国家权力的支持，也内涵于政治权威之中，具有自身的权威性。

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特殊的育人活动具有内在的权威性

思想政治教育（又名德育）是传播统治思想的重要途径，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措施，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因此，在我国各级学校教育之中，德育被摆在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这就决定了德育教学的目的———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8]。德育活动包含三个层次的基本矛盾：一是德育的目标与受教育者原有道德发展实际之间的矛盾，这是德育过程的特殊矛盾和主要矛盾；二是学校德育影响与社会现实中一般道德影响之间的矛盾，这是存在于德育系统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外部矛盾；三是受教育者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之间的矛盾，这是受教育者的内部矛盾[9]。而这三大矛盾的解决，都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存在：在德育活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受教育者即有的道德水平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意志服从关系使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将德育内容传授给受教育者，才能通过受教育者对德育内容的内心认同来提升他的道德素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建立有利于增强道德教育本身的可信度，增强其外在社会的组织性支持，从而促进德育活动与社会道德影响相吻合，以及受教育者道德实践和社会活动相一致。

雅斯贝尔斯认为：“对权威的信仰首先是教育的唯一来源和教育的实质”[10]，没有权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或者说教育是软弱无力的、虚无的。因此只有依赖必要的权威性，才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目的的真正实现。

（二）变化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挑战分析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层面，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生活层面，互联网发展引发社会快速变革；思想层面，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国际层面，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然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甚至反而使得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失语”的困境，其原有的实效性不强、权威性弱化的问题依然存在。针对这一现状的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从思想政治教育内在构成要素看

（1）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问题。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问题，包括教育内容吸引力不够，不少受众不爱听不爱学，觉得枯燥难学；教育手段单薄，还是以“灌输”为主，不能根据受众的个性和特质因材施教；考核和考评难以精细化，缺乏必要的刚性制约，人们对于道德约束的评价意识不强。

（2）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现实和心理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变化：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中充满着浮躁和焦虑，人们为自身的安居栖息担忧，整个社会陷入一种“现代化综合征” 。社会急剧的变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层面的满足，但并没有让人感到心安，反而使人陷入焦虑之中，在现代化洪流之中人们普遍会有一种束手无策之感。而思想政治教育在满足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需求方面还存在着一定不足，与人们的期待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看

（1）受到实用主义和功利价值观的影响。在自由竞争创造财富的今天，人们更崇尚追求物质利益，更期望学习教育成为最便捷的致富手段，而对教育真正的目的、意义以及价值却较少关注，往往仅从专业的实用性出发选择学习的内容和方向，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基础学科，实用性不强，收效又慢，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造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被边缘化的局面。

（2）“祛魅化”的时代场域正逐步消解权威存在的土壤。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民主化稳步推进、教育普及大众化的年代，“祛魅化”已经成为趋势。人们不再迷从权威，往往更关心个人的幸福，对于确立的共同信仰参与程度不高，这就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权威赖以存在的公共性。而公共精神的缺失将会影响人们对于共同信仰的认可，也影响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认同。

（3）思想政治教育和外在环境互动不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长期存在着重视直接的理论教育、忽视与外在环境的沟通互动的弊端，导致教育与业务脱节的现象时常出现，从而消解了其实效性，容易带来“恐龙综合征”[11]。理论宣教需要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及时与教育客体反馈互动。然而在实际工作之中，因为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很多时候是同业务工作分离的，进而导致了理论宣教和业务工作“各唱各的戏，分处两张皮”的状态产生。长此以往，就会导致思政工作言行不一，难以让人们信服。

（4）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相脱节。在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人们的“生活世界”与“政治系统”相分离，家庭结构越来越微小。生活的世界———学校、熟人———和政治系统———国家、政府、政党、市场、社会———出现了分离。人们往往更关心和自己生活相关的话题，从过去的“喊口号”式政治追随转向了对隐秘的政治生活的关注。这一转变看似更市民化，但实际上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台前生活转到了幕后。比如虽然人们更关心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生活问题，但在这些问题背后却体现着“政治”的色彩。这些民生话题的出现真正地贴近人的生活世界，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及时介入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哈贝马斯曾断言：“当今威胁人类社会的主要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经济剥削，也不是早期批判理论在法西斯主义时期所断言的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愈来愈扩大的系统优势（如官僚制）对人的交往结构的破坏，使得生活世界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化，越来越变成与商品和行政管理的关系。”[12]而这里所说的“商品和行政管理”的关系，就是指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人们关心和自己生活相关的信息，进而屏蔽掉其他很多信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果始终是“高大上”的姿态，则很难被认同，因此理论必须和生活紧密相连。

（三）对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生成机制的几点思考

在现今变化着的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内外因素的挑战，但其作为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工具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此，必须更加重视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中建构起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权威。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危机，因此，它的根源必须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求。”[13]这启示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权威之所以弱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合法性不足，因此要生成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就必须从增强其合法性入手。而要增强其合法性，就必须回溯到社会变革的现实之中。

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反思，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14]哈贝马斯所强调的“合法性”乃是某种有效性的要求，这就说明有效性能够支撑合法性。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规范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1．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吸引力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更重要的是基于人们对合法性的信仰。”[15]波朗查斯认为：“合法性里面特别是包括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有的政治影响。”[16]哈贝马斯的“重建性概念”认为，获得合法性就必然是“符合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当某种政治秩序在当时的社会规范中存在被认可的价值时，这种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就具有了合法性”[17]。哈贝马斯所指的价值规范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此外，葛兰西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文化领导权是统治阶级依靠说服和教育来实现对从属集团的精神和道德领导”[18]。马克思曾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9]作为强大的政治武器，意识形态只要被政治工作者诠释和运用，就会获得强大的认同。一种价值观能否被群众接受，以及多大程度上被接受，主要取决于这种价值观的彻底性。人是现实的人，人本身或人的本质只能在现实中得以规定，人的根本在本质上是人的现实需要。因此，“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黄金规则”[20]，在传递主流价值中，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凸显“人”的地位和作用，才能被人们信服和接受。具体来说，应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标。在教育手段上要实现“立足于人自身”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搞“一刀切” ，充分考虑和尊重不同个体、不同群体在不同时期的特殊个性和需要，在坚持“灌输”教育的同时更应注意方法创新。与此同时，只有注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价值观教育才更容易被认同，而价值观的吸引力将会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底气、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并提升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感。

2．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

法律之所以具有权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具有规范性。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法律所不能及的地方就需要靠思想道德教育。“道德与法律是维持人类社会生存与自然生存所不可或缺的两种手段。道德在发挥其认识、教育和调节功能的同时，也在为立法创造一定的条件。因为任何法律都需要某种伦理理念的引导，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去保证它的有效实施。法律的制定需要道德做伦理论证，其实施也需要道德意识作为思想基础。”[21]从这里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是相互补充、不可分离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说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这就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主体的责任心。在现代社会，思想政治工作要获得认同和权威性，就必须走规范化的道路。当前社会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因此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规范性，就必须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责，制定相应的行业规范和操作指南，转变人们对于思想政治工作“职业性不强、随意性大、谁都可以干”的观念。

3．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个政治系统最佳的稳定状态是既有高度的合法性，又有高度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权威要具有内在合法性，就必须体现出自身的实效性，而其自身的实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所提供的教育内容和价值观念是否能够符合社会公众的心理、利益和愿望，即实效性取决于对公众的利益和需求的满足，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和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寓于社会生活，其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活是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深厚土壤[22]。因此，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植于生活世界，紧紧联系社会实践，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从群众最想、最盼、最急、最难的事情入手，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从而克服思想政治教育业务工作和实际工作分离的弊端。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吸引力、规范性和实效性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协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是维系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实质所在，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范性则是维持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合法性的两翼———一方面，价值可激发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另一方面，规范化、体系化、现代化的方法是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应有地位必不可少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获得将促成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人们的认同，从而生成为权威服从。

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被认为是合法的，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被认为是正当的教育活动，具有正当的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一旦获得人们的认同，教育客体即会将思想政治教育传递和倡导的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价值信仰；个人的价值信仰倘若推广到全社会并形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会在社会领域发挥出独特的影响力从而维系政治统治。法国著名教育家涂尔干在《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教育应主要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23]。思想政治教育所承担的育人咨政、传递文化、弘扬道德、凝聚人心的使命，决定了其需要有内在的权威性。通过增强价值吸引力，思想政治教育可大力推动自身规范化发展，从而着力提高实效性，努力回归到人的生活世界，更好地关心人、服务人、支持人的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被人们接受和认同，并因之获取自身的权威地位。

注释

[1]HEYWOOD A． Politics． 2nd e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2．

[2]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3]罗德·黑格，等．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张小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

[4]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4-227．

[5]马绍孟，等．权威论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

[6]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

[7]安德鲁·海伍德．政治理论教程．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48．

[8]王玄武，等．比较德育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8 4．

[9]陈华桂．论现代学校道德教育权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46-49．

[10]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80．

[11]“恐龙综合征”是指物种生存的外部环境变化了，而物种却没有对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仍然我行我素，结果就如同历史上恐龙的命运一样。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社会进化速度越来越快，相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进化速度却相对较慢。人们习惯于用传统的思维定势来看待现代的社会环境，对正在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传来的信息充耳不闻或熟视无睹。由于对正在变化的外部环境影响的反应迟钝，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此外，由于无视环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脱离它所存在的环境而被孤立起来，并缺乏与外部环境进行信息反馈的有效机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环境的适应性不强，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持性差，从不同的角度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参见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8．

[12]江怡．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97．

[13]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55．

[14]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4．

[15]马宝成．试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天津社会科学，2001（1） ：49-52．

[16]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王宏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 2：246．

[17]赵虎吉．政治学基本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347．

[18]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5）：67-81．

[19]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0]王葎．思想政治教育的黄金规则：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当代教育论坛， 2006（1）：56-58．

[21]文小勇．生态伦理：文化·功能·边缘化关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4）：69-71．

[22]赵继伟，管琳．思想政治教育寓于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 （8） ：87-91．

[23]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