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导读

生态文明所倡导的社会企业与乡村经济是紧密相连的。从深化改革的视角来看，社会企业可以通过城乡融合这一桥梁，推动以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混改”创新，进而促进各类经济成分的协同发展。此外，以社会化企业为基石，其生产方式不仅包容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百业兴旺”，更是对其进行了超越。

因此，社会企业可以被视为强化农业、美化农村、富裕农民的创新组织载体，是“治理有效”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成为乡村新型集体经济与民营企业的重要创新方向。

注：本文根据温铁军教授的著作《告别百年激进》《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和温老师关于生态文明、社会企业的相关论述整理。

社会企业应以追求生态完整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为目标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载体，这标志着我国国家战略从工业化发展模式向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近年来，国内关于“社会企业”的讨论日益热烈，这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类企业能够体现生态文明下山水田林湖草的全域系统性开发，满足人文社会多样化综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乡村区域作为生态文明的主要空间载体，其社会经济的多样性正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生态产业化对应的空间生态资源在乡村，并且生态资源是以村的地缘边界为产权边界的，其作为生命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决定了生态产业化“新阶段”需要的微观主体，是符合资源整体性要求的“社会企业”。

从“三位一体”的视角来看，乡村经济业态的丰富性、生态环境的持久性以及人文社会生活的多彩性，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生态文明所倡导的社会企业与乡村经济是紧密相连的。保护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不仅是乡土经济应尽的责任，也是其在乡村社区中长久发展的基石。社会企业，作为一种以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组织形式，正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社区建设的理想选择。

中央在明确“城乡融合”的战略方向的同时，积极倡导市民下乡与农民携手创业。新型农业作为三次产业融合的多样化业态，本质上呼唤着包括市民在内的更多元社会主体(农民、企业家、地方政府等)的参与，如投资、技术投入和智力支持等，形成共享式的合作格局。这种广泛的社会参与，旨在避免资源资本收益被少数大企业垄断，而是希望其能在众多参与者间流动，实现共同的经营与调配。这样不仅能推动乡村产业的经济发展，还能确保农民利益的共享，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在生态文明的指引下，乡村社会企业的首要追求便是所在地社会的建设，从而实现本土化的社会化目标。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乡村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企业，其决策、劳动分红、利润分配等机制，与新型集体经济及综合性合作社原则有着内在的相通性，这些都为乡村生态社会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社会企业的模式，我们能够有效对接外部多元化的投资主体，推动绿色社会化农业的发展，并进一步优化村庄治理，这无疑是乡村生态产业发展的有效组织创新。在深化改革的层面上，社会企业可以充当城乡融合的桥梁，通过社会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实现“混改”创新，从而推动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此外，社会企业作为载体，其生产方式既包容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百业兴旺”，又实现了对其的超越。

因此，社会企业不仅是强化农业、美化农村、富裕农民的创新组织载体，更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部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代表着乡村新型集体经济建设与民营企业的重要创新方向。

海外和中国本土社会企业的形成与异同

当前，“社会企业”这一概念在欧美国家颇为流行。在探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时，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企业究竟追求怎样的社会目标？它又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企业又是如何与本地的社会生态实现有机融合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社会企业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以及需要应对的本土问题和危机。而不能简单直接地将西方当前已有的社会企业规范模式学习套用到中国的环境中。

历史上，“社会企业”这个词诞生于19世纪西方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思与经济危机的自救探索过程中，也由此形成了民间社会组织方式的创新，以及企业经营方式的创新。例如1800年欧文开始进行的社会试验，是社会企业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但大多数此类企业存续时间比较短，尚不足为据。

到20世纪末，随着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化，旧有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定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受到了诸多批判与反思。很多国家开始出台不同形式的社会企业相关法律法规，跨国公司在被广泛诟病的压力下开始更多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组织开始以社会企业转型的方式应对更趋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金融资本时代，私利性企业往往受到追求短平快流动性获利的驱使，积极投身于以高新技术为后盾的金融竞争。这种少数人攫取暴利的经济模式，不仅导致了大量劳动者的排斥，也排斥了那些获利周期较长的实体经济，进而演化为一种反社会的企业制度，催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对此，西方社会开始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逐步推动社会企业或企业社会化的转型。这意味着，企业不再单纯追求简单粗放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致力于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强调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阶段，遭遇了连续危机之后，社会企业的话语在21世纪初逐渐被引入中国。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企业的实践探索，却并不是在西方话语引入之后才开始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良性治理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其往往与本地社区(特别是乡村社区)的社会生活结合更为紧密，从而形成内生的在地化特点。

3800年前，商祖王亥开创农牧贸易兴邦的先河，其通过“立皂市，服牛马”的经营，目的在于“以为民利”。一千多年前，北宋名臣范仲淹在家乡苏州吴县设立范氏义庄，捐田地1 000余亩，田地生产经营的收入用于赡养宗族内贫穷成员。这种以“公田”“义仓”“族田”等为代表的村庄社区共有制，以社会综合发展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利润回归社区全体成员，体现的是共生、共享的“村社理性”，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

中国近代的社会企业诞生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危难之中，甫一问世即与西方靠海外扩张殖民地形成资本的孕生逻辑和发展环境截然不同。

我国清末时期创办的多家企业，尽管当时并未使用“社会企业”这一称谓，但其本质上具备了社会企业的属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部分清廷官员开始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随后，以军事工业为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尽管1894年甲午战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一个阶段结束，但随后地方绅商为主体，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相继兴起，他们坚守着救国初衷，通过兴办工厂和商业来寻找拯救国家的道路。

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企业发展，是从全球获取收益在本国重新进行分配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占主体的大陆型国家，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挑战时，既没有西方模式的外部殖民地收益支持，也非很多被殖民化国家的对外依附状态。近代中国社会企业家直面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采取“在地化”策略是他们提升市场竞争力、应对全球殖民依附体系困境的内生性努力。实际上，他们更主要依赖的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中本土资源和本地市场的优化配置，并低成本地构建了在地化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企业与本土社区的良性互动发展。这是独具特色且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具有可推广性的中国经验。

可见，除了那些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企业之外，清末这些企业的创办者，无论是督抚还是绅商，他们并非西方经济学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典型资本家。相反，他们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兴办经济实体，是早期的“社会企业家”。

民国时期也有大量乡村社会企业探索。例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农民合作组织，晏阳初在重庆华西实验区建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等，同时还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村合作社经济，也具有在乡村社区探索社会综合收益最大化经营的本地化社会企业内涵。而且，乡村基层的社会化企业探索亦从未间断。1958年起步的“社队企业”、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1990年代部分地方的社区股份合作制，2006年立法规范化运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在新时代的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等，则属于现当代历史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在乡村社区的实践。其实质上是在系统地对本地资源进行“在地化”的统筹协调，并探索通过产业开发形成收益、再返还本地社区建设的乡土社会治理方式。

鉴于中国的社会企业起源最早，社会企业家始终将实业救国视为企业的核心目标，因此，相较于其他受西方影响的前殖民地国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为迅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的实业家实质上也应归类为社会企业家。然而，当前国内的主流研究主要遵循西方在21世纪连续危机后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至“社会企业”及“社会企业家”的演进路径，却未能充分重视中国在19世纪末就已形成的，以“实业报国”为宗旨的社会企业的历史经验。

乡村振兴与社会企业本土化转型

当前，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这一成就背后也伴随着生态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严重破坏。随着外向型企业的发展模式面临种种困境，企业的创新升级就必须转向对本土资源与市场的重新认识与有效开发，这就需要向社会企业转型。

第一，当代乡村振兴、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家从工业化时代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战略转型。在生态文明背景下，自然万物是多样性的，人类社会也应是多元化的，企业也就应该回嵌本是多元共生的社会。生态文明转型下的企业生产方式当然就应该体现共生共享、“万众创新”，向体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结合的社会企业转型。当今社会要求的生态社会企业的形态是多样化的、参与的经营主体是多元化的。

第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据2017年社科院《社会蓝皮书》数据，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具有多样化、个性化的生活消费需求。在西方社会，绿色主义成了中产阶级的内在凝聚力。在中国，随着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和提升，生态的、健康的、绿色主义的消费导向成为一个新的消费趋势。这对于一般企业向生态化的社会企业转型也是一个重要的拉力。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动生态化消费趋势的形成，正在改变乡村业态结构。与生态化农业和乡村资源环境保护高度相关的休闲旅游、养生体验、教育文化等消费需求都在快速增长。这个新业态所要求的休闲养生农业样式，需要体现“三慢”(慢城、慢食、慢生活)特点。同时，也必须符合生态文明的多样化内涵才具有体验功能。而多样化的生态农业中就内生着这种体验功能。这也内涵着促进社会企业转型的要求。

第四，这些乡村新业态拉动下的社会企业也成为城乡关系再造的重要纽带。以社会企业为桥梁的城乡融合，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融合，也不是城乡社会空间的融合，而是在城里人与乡村人共同经营的过程中，对乡村社区和乡村生活重新赋值，并赋予新的意义。城市中产阶级下乡创业更多表现出他们的个性化特质，这恰与千差万别的乡土社会特点有机结合，特别是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最具有“后发优势”。

以前基层干部和农民对身边的资源环境、传统文化，大都没有多少价值意识。但是在下乡创业的市民眼里，这些过去不产生GDP的资源可能更有价值。例如通过乡村游学等新业态的开发，不仅可以提供城里人需要的舒适，更重要的还可以与本地村民结合，担负起在地文化梳理、合作组织培育、老屋新生等乡村复兴等重要的功能，而这恰恰最具生态文明的价值。

第五，乡村产业业态创新的背景下，社会企业的经营主体增多，社会参与的广泛度和空间增大。例如，在都市边缘的生态农场，参与者不仅可以是集体经济经营者、城市投资者、中产阶级消费者，还可以包括文化创作者、市民消费者自组织等等。经营业务，也不仅仅是生态农产品，还可包括文旅培训、亲子教育、健康养老等一系列内容，从而形成更大范围的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共同经营共同享有。其多元开发一方面形成了本地社区资源的重新认识、重新整合与生态化动员，另一方面，也以新的乡村产业重新构建了乡村社区的边界和治理结构。

以在地化的方式进行系统开发，动员广泛社会参与

当前大变局之下，社会企业如何在乡村振兴中施展拳脚？历史地看，上一个世纪之交起步的中国百年乡建和社会企业家因其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社会经济环境之中，而具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土壤与现实启示。

与西方社会企业对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区分不同，中国的在地化社会企业从一开始就是将经济与社会目标融合在一起的，并未进行严格区分和先后排序。这也与中国的文化社会脉络基础与西方不同有关。中国近代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民族企业发展核心是“民生”，而“民生”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概念，而是多元一体的。

例如以张謇和卢作孚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企业，其在地化特点形成也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社区生活文化的要求。在小农村社制的乡土社会中，个体是家族和村庄社区的一份子，经济行为、文化行为也需要放在这样的整体单位上进行考量，从而呈现一种“村社理性”，而非仅从个体经济收益角度考虑的“理性小农”。

因此，以乡土社区为基础进行经营的本地企业，要想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照顾到本地村社的福祉，而不能仅追求企业个体自身的利润最大化。

如张謇、卢作孚等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其通过创办实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用于社会建设，推动产业与地方社会的综合发展。他们以“在地化”的方式，推进乡村社区建设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并直接参与了在地化的社区建设。在1978年以后兴起的乡镇企业中，也有这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演变，体现了经济与社会达到双赢的社会企业的内涵特征。

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是因为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是带着公司同农户一起现代化。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被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全产业链在南通当地整合，达到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同时投入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实现“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促进当地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资源。

可见，社会企业的成功在地化经营需要采用与中国乡土社会有机结合的资本积累方式。而其社会服务与社会建设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对外公益捐款，而是将企业集团作为地方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而内嵌于当地社会。并以在本地社区开展乡村社会服务的方式来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并减少和农民之间的交易成本。

所以，在生态文明新时代，要想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只思考让农民“多挣钱”是不够的，还需要采用社会企业思路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寻求在地化的社区综合可持续发展。

当代的乡村建设早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网络体系，因为内在具有“自由进退”的大众民主特性而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其中。中央2007年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和2008年提出“两型农业”目标之际，我们率先创办了第一个生态化的社会企业“小毛驴市民农园”，一方面让农业回归社会化和生态化，倡导对地球、人类文化与价值等关怀；另一方面鼓励乡建志愿者进城，构建城乡融合的桥梁。现在，这种市民参与式社会生态农业已经遍地开花。在推广中，不少人已经意识到了百年激进的病根，试图以相对平和渐进的方式推进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发展。

以社会企业模式促进生态可持续与乡村产业振兴内在逻辑在于，以整体化、多样化的视角看待乡村本地生态资源与人文社会资源的结合，以在地化的方式进行系统开发，动员广泛社会参与，降低交易成本，才能优化配置本地资源、进而带动多业态融合互补、并将资本受益最大化地留在本地。总之，是要通过社区整体发展内涵性地带动农民财产性收入长期增长。

总之，能够承载中国生态文明转型的主体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而是追求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社会企业。在当今全球化竞争和金融危机加剧的条件下，借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重大战略转型之机，投资乡土社会发展在地型社会企业，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