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是中国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在今年第四期，《新视野》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赵旭东担任主持人，推出“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研究”专题，深入探讨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方式、误区、立场等问题。接下来一周，我们将持续推出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下文为赵旭东教授撰写的“主持人的话”以及三篇文章的观点精摘。精彩全文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哟~ღ( ´･ᴗ･` )~

主持人的话

本土化的问题深度地与一种长久形成的西方化在全球，特别是东方世界的影响之间有着一种极为密切的关联。也许对西方世界而言，西方化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它是西方现代国家所追求的一个必然的目标 ;而中国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在西方化论者的眼中就转而成为了一种问题之所在，甚至否认其存在的真实性价值，这显然成为了学术交流中的一处暗礁，如何绕过，成为了一种见仁见智的行动智慧。实际上，这争论中的焦点就在于一方的强势拓展，而另一方则以自己固有文明之力予以顽 强的坚守、反击，或抵抗，由此而去寻求一种对个人、社会以及文化理解上的契合性。大而言之，人类并非是只有一种心灵的存在，而恰恰相反，它是基于文化多样性而有的多种心灵的自我表达和呈现，因此西方化也不过就是在西方的那样一种心灵的存在而已。本土化在此意义上是要寻求多而非一，世界不同区域的本土化也由此而彰显了人类“多”的价值和存在。反之，一味的西方化则是试图以一代多，去 除真正多样的存在，借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差异性的存在。这可能才是东西方之间所谓本土化之争的根本所在，因此所谓真伪问题之辩，必然是要放置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之下才能得到一种真正理解。

观点精摘

不走极端的本土化 :

人类学对本土化争论的一种立场表达

赵旭东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土化的争论由来已久，并随着世界性的文化接触而变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在这之中保持一种文化的主体性，同时又能够兼容并包地吸收和转化外来的文化，这成为人类学、社会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文化研究的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所在。显然，一种不走极端的本土化的学术立场，对强调文化多样性的人类学而言尤其是不会陌生且执意要去追求的。

☆☆☆追求西方现代性发展的非西方国家，到头来最后都会试图去寻求一条更为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并与西方现代性追求有所差异性和分歧性的道路出来，这种追求不仅表现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之上，而且也表现在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研究取向的本土追求之上。

☆☆☆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后实际也是一种自我中心意识在经济大发展和突飞猛进背景上的觉醒和强化。在此一点上，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显然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伴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西方化，或者说欧美化，所必然提出来的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问题。

☆☆☆本土化这一概念是诱发新问题意识、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以及获得新理解途径的一种真正有着自我主体性关怀的研究取向。它会借助于一种现实生活意义上活灵活现的本土概念，而非拗口抽象的翻译概念，去理解本土人自己的一种生活实际。

☆☆☆如果说本土化的讨论最终有其可取之处，那便是在此一点上。即它在促进而非阻碍彼此文化的交流和理解上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可言的，这是针对于一种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本土化而言的，前者无疑是承认多样性和彼此的差异性文化的共在，而后者则是排斥这一切。在此意义上，开放的本土化而不是封闭的本土化才是回到了人类基础性的往来互动的本源上来，实现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彼此共在。

☆☆☆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欧美世界仍在做着一种自我本土化的创造性转化，寻找新的文明发展的出口，而同样的，无一例外的，其他的文明体的此种转化力也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歇过，这可能才是相对于本土化这个概念而言的具有根本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特质，即不断生成转化，却不走向任何一种极端。

走出“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的误区

梁玉成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宇教授所批评的本土化，是一种类似于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本土化思潮，这类思潮往往强调感觉经验、历史传承、实践导向，在他们看来，来源于西方的对社会的理性认识是抽象的、间接的认识，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这些概念愈抽象则愈不可靠，愈远离中国社会，其中极端者，持唯名论的观点，否认抽象，否认有普遍的社会学概念和普遍的社会学命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完全赞成谢宇教授强调科学主义导向的社会科学范式，强调科学实证方法，批评忽视普遍性的只强调特殊性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但是把上述片面狭隘的、经验主义的本土化思潮当做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全部，我是不赞成的。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在我的理解是：中国社会学家试图基于中国实践，总结和概括出拟合中国社会运行机制的社会理论，并将之用于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努力。

☆☆☆我秉持的立场就是：不必要再去讨论要不要社会学本土化了，而应该借助谢宇教授批评经验主义本土化思潮所引起的思考的契机，踏踏实实地辨析清楚，我们要哪种本土化，如何进行社会学本土化。

☆☆☆中国社会学走向世界，应该走本文所建议的，在经验事实上关注中国走向世界“一流”的社会实践，在方法上采取谢宇教授所倡导的科学实证主义，在学理上实践边燕杰教授所倡导的通过本土知识来进行理论抽象的治学思想，最终做出“一流”的学术。

文明的多重普遍性：社会学本土化的

主体、方式与对象

杨春宇

中国社会学科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应该是一项以中国文明为主体，通过发掘社会现象和原理的多重普遍性来丰富社会学既有的理论和范式的学术事业。这一事业的追求不应该是特殊性、零和博弈和闭门造车，而是寻求用中国文明来充实和更新社会学传统。

☆☆☆本土化的主体：社会学本土化的主体与其说是国家，不如说是文明。……文明是诞生了普遍性理想的文化。它通过普遍主义的理念，将一个分化出了政治、经济、宇宙论、认同和制度等层面的复杂社会整合在一起，不断向前迈进。民族国家强调特殊的民族精神、数量繁多，文明则强调普遍的处世之道，数量有限，中国恰居其一。

☆☆☆本土化的方式：复数的文明对于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能在同样一个社会中，看到不同的“事实”，而不仅仅被某个文明所制约。……因此，我想用“多重普遍性”来概括以文明为主体的社会学本土化的方式。当我们谈论本土化与西方化时，目的并不是要用一种特殊性来对抗普遍性，与西方进行一种零和博弈，而是要用另一种普遍性来补充原有的普遍性，帮助社会学从西方文明的单一视角走出来，成为真正博大精深的学问。

☆☆☆本土化的对象：“社会学本土化”的对象始终是西方社会学传统。这一传统深深嵌入在西方社会思想史的脉络之中……理解西方学术的古典源头并不意味着要照单全收，而是为了了解西方文明的特点，并借此反观中国文明自身的特点。在中国从事社会学事业，应当知道哪些西方传统是我们必须借鉴的，哪些是由于西方文明的局限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概念冗余，而中国文明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我们才能以“另一种普遍性”更新并丰富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知识。

☆☆☆因此，社会学的本土化在中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是涵括了中国社会学方方面面的一个综合议题，不仅仅属于中国人，也不仅仅限于研究中国。它无论对中国文明还是社会学传统来说都是一桩互相成全的美事，应该成为我们自觉追求的目标。

论文完整版刊载于《新视野》2018年第4期，我们将持续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推出全文。赵旭东教授的文章全文请点击本期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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