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点讯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和谐幸福关乎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给家庭的和谐幸福带来挑战。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龙翔带来一份建议，提出从完善政策供给入手，解决家庭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家庭既维系人类延续，也满足个体需求。人类社会的生息与传承，都落脚于家庭。”龙翔说，在经济社会深刻转型时期，我们应该正视家庭发展处于压力增加和能力下降的问题。

人口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但据《中国生育报告2019》显示，2014年“单独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1687万、比2013年增加不到50万。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生育堆积效应很快消退，连续两年出现下滑。2017年降至1723万，2018年降至1523万，减少约12%。“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均未能扭转低迷的生育趋势。《南京统计年鉴（2019）》也显示，1949年以来，南京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年份为1957年，达42.75‰；最低的年份为2002年，仅为7.11‰。2017年出生率回升至13.51‰后，2018年又掉头下降至11.43‰。

龙翔分析，出生率降低使劳动力供给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劳动力人口规模为9.8亿人，2015年为9.96亿人，达到顶峰并开始出现逆转，2017年我国劳动力人口减少了100万人，2018年降至9.92亿人，减少了200万人。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减少2.4亿至7.5亿，即减少约24%。从边际上看，我国人口红利已经结束，面临“未富先老”局面。

此外，老龄社会正在加速到来，养老需求前所未有。按当前养老制度设计，97％的家庭依然延续家庭养老传统。目前，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第一代父母已开始步入老年，但子女数量的减少和随着社会流动性造成空间距离的远隔，都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照料和共享天伦难以实现，空巢期和鳏寡期老年人的情感更难有依托。家庭资源的重心更多倾向孩子，对老人则显著弱化，教化有余，赡养不足。

龙翔认为，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制度和群体单元，是满足社会成员保障和发展需要的核心系统，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情感意义，更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家庭发展面临一系列困境和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风险与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该积极应对。

龙翔建议，建立一个以维护家庭根本利益为宗旨，专门负责家庭支持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政府机构，如“家庭发展委员会”。目前，推动家庭发展的职能分散在民政、卫健、人社以及妇联、团委等不同部门和组织之中，相关政策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导致对家庭发展的支持缺乏整体性和协同性。设立专门的机构专职引导、支持和干预家庭事务，促进家庭发展，在明确家庭责任与政府责任界限的基础上，给予家庭发展支持，协调与其他相关部门及社会机构的关系。

龙翔还建议，将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编制实施家庭发展专项规划，按照人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现实需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生育支持、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善后服务等需求，转化为驱动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内生动力；要深入挖掘整合资源潜力，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支持家庭发展，推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提升家庭福利，完善税收、抚育、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女性就业等优惠措施，统筹社区幼儿照料、托老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等服务功能。

“家庭友好型”的政策供给，也许要对制度体系进行一定的重塑。龙翔认为，一方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以家庭整体作为对象，着眼建立一个集独立性与完整性于一体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对家庭发展支持政策的制度目标、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家庭发展权的主体、家庭发展的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和家庭自身责任、支持家庭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救济途径和相关责任等方面进行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形成家庭发展支持政策制度的总纲；另一方面要抓好梳理整合，对现行的相关政策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着力解决相关政策缺少联系、相互矛盾和自相矛盾的问题，并以家庭的视角进行重塑修订。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生育支持、家庭津贴、儿童福利、养老保障、婚姻支持等具体政策制度，逐步形成较为完善和协调一致的家庭发展政策保障体系。

通讯员 宁人宣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陈月飞/文 曹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