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作者简介
蒲向明，甘肃天水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二级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天水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兼任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陇南文史、陇蜀文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含合著）9种，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1项完成），主持完成各类省级科研项目6项，研究成果获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甘肃省高等学校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陇南市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项。
蒲向明
《史记·秦本纪》对早期秦人远源的较详记载，是从大费（伯益）开始的。这与司马迁初撰《太史公书》的治史确指理念，始于五帝时期密切相关。“（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面对帝舜的赏赐，禹坦诚地说：“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大费不仅因此获得舜“赐尔皂游”的奖赏，还恩惠其“后嗣将大出”。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以功“赐姓嬴氏”，这实际是嬴秦远源中的第一个发展期。我们探讨过伯益和《山海经》的关系，尽管它记录的神话传说基本上是洁光片羽，但其所构建的意象具有厚重的文化意义。可见，早期秦人的先祖因大费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善于治水、调驯鸟兽和记录神话的立体形象。
相比之下，《史记》对嬴秦在夏代的情况语却焉不详，这或许与司马迁当时没有更多资料可借鉴有关。嬴秦与夏、商、周三代的交织，在商、周显然就成为两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嬴秦入商，以善御而风生水起，“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可是，嬴秦入周就没那么遂顺了。《史记》说武王伐纣“并杀恶来”，而蜚廉忠纣死于霍太山。近年现世的《清华简·系年》，对传世文献所载早期秦人入周的局势，有一些根本性的颠覆：周初蜚廉（飞廉）参与叛乱被周成王逐杀，后代也以“商盖之民西迁于邾吾”“世作周危（卫）”，李学勤先生认为《尚书·禹贡》雍州“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朱圄”的记载与“邾吾”同，确定其在今天水甘谷县西南。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早期秦人在西周邾吾（朱圉、朱圄）历代做“周卫”，非在一时一地，而是一个随时随势向东南扩展的过程，中心点在今甘谷县渭河流域毛家坪、清水县牛头河流域李崖、礼县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此三地。现以三处考古发现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探讨西周时期早期秦人青铜器及其纹饰意义，以为引玉之砖。
一、西周中早期秦青铜器出土少且纹饰简略：以毛家坪考古发现为视点
早期秦人，自秦仲时期（前841）始有明确纪年，实际上，从非子到春秋中晚期秦人的世系已较明了（如图1）。
图1 从非子到春秋中晚期秦人世系
根据《清华简·系年》的记载，商晚期到周初早期秦文化的遗迹应该在甘肃省甘谷县朱圉山一带有考古发现。顾颉刚先生所指：“秦本东夷族，在周公东征后西迁……”也是对此的预指和推想。1947年裴文中先生就发现了该遗址的秦文化属性，上世纪50年代张学正等人有较详细调查。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毛家坪进行了两次发掘，认为：
毛家坪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毛家坪A组遗存后段为东周秦文化遗存，其前段既有西周文化的某些因素，又有与东周秦文化存在某些联系的特点，而A组遗存有着发展的连续性。显然，A组遗存前段的发现为我们研究东周秦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
这就意味着毛家坪A组遗存前段属于周初秦文化的可能存在，其意义在于首次发掘到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在学术史上有标杆意义。此期毛家坪考古“根据地层堆积共分为四大期，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晚期”，早期秦文化比较原始，出土陶器较为简略，形态与同期周器大致相似。但秦墓与周墓差别较大，如葬俗的不同、陶器组合及陶质的差别等。说明从女防到非子的这一段历史时期，秦人为周戍边御戎，生产力低下、物质生活低劣、被迫接受周文化影响等现实是存在的。所以，赵化成后来总结说：“毛家坪西周时期秦文化除去自身特点外，总的来说与周文化相似，而与甘青地区其它古代文化相去较远。”应该说是兼顾到了当时可能考虑的方方面面。
毛家坪遗址出土的器物，青铜器数量稀少，基本都是小型器，纹饰简单。通观该遗址挖掘所得，陶器最多，组合以鬲、盆、豆、罐为众，也有罐、甑、甗、豆组合或瓮、鼎、钵、瓶组合等，纹饰上以绳纹最有代表性，此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石器。比较而言，铜器数量不多，而且出土种类基本是小铜泡、小铜棒、铜带钩、铜剑、铜铃等小型器物（如图2）
图2 20世纪80年代毛家坪出土青铜器
未见有鼎、簋、甗等一类大型青铜器物。就发掘报告的描述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不甚突出。I式铜铃2件，有钮，长扁体，素面；Ⅱ式铜铃2件，有钮，长圆体，舌为一小铜片，铃体素面，有棱线，或有装饰意味。铜剑1件，身呈柳叶状，有脊，剑柄扁柱形，缠有麻布，有实用功能同时兼有装饰效用；剑圆首，纹饰为菱形格，线条简洁朴实。铜带钩1件，窄长条形，以动物造型装饰，顶端作鸭嘴状，尾端作兽首，主体素面；兽首弧线平缓，纹饰简单。
30多年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毛家坪的考古只挖掘了30多座墓葬200多平米，从规模上看这其实是不够的。梁云先生指出，认定毛家坪遗址“最早的年代（第一期）是西周早期，年代可能是断早了”。2008年随着《清华简·系年》的整理出版，一种新的早期秦人西迁陇坂文献证据摆在世人面前，2011年李学勤先生发表秦人西迁朱圉山的论断，尚缺乏考古证据。2012-2014年考古界赵化成、梁云等先生对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起点——毛家坪遗址重新挖掘，考察发掘的规模达到200多座墓葬，2千多平米的面积。这次规模宏大的考察有众多文物出土，且不乏高品阶实物，“共出土铜容器 51件，陶器约500件，小件千余件（组），极大丰富了甘肃东部以及周代秦文化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成果莫过于金戈铁马——子车戈与全身覆盖彩绘漆甲的战马战车随葬坑，因此还入围201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但经反复确认，基本属于“渭河上游春秋中期秦人文化”，可能是古冀县的县治，最早也是从西周晚期开始，与周初秦人西迁没有直接关系。
毛家坪遗址青铜器出土于墓葬M2059（系其中等级最高）共计19件：包括鼎5，簋4，壶2，甗、盘、匜各1及戈3，剑2；另外M2204、M2111、M2146、M2179还出土有铜敦、铜甗、铜盂、铜匜、铜盘和铜鼎等。这些器物，都具有强烈的秦文化风格。限于篇幅我们选取几件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如图3），对纹饰、铭文等作简要分析探讨。
图3 毛家坪二期出土青铜器图版
M2204出土青铜敦较为朴实厚重，蹄足短促接于敦腹底部，饰有环纹。敦腹铜锈较厚，从斑驳处看见通体素面，从口沿、双耳线条不够齐整的情况看，铸造尚欠精细，但通体匀称、线条饱满，反映了大夫一级早期秦贵族墓葬青铜器应有的制作技术和工艺水平。M2204出土的青铜鼎，体现了春秋时期秦鼎的文化风格，立沿耳，浅腹，圜底，蹄足跟粗壮，主要纹饰为窃曲纹。从构型上来讲，该文饰属于龙纹和饕餮纹的分解体，是一种抽象化的动物纹饰，结构较为复杂，系东周时期早秦主要青铜纹饰之一，在中国青铜纹饰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鼎腹中部饰有环带纹（波曲纹），线条单调，但在视觉上有形成纹饰对比和区域布局的功效。粗蹄足中部（或略向上）现一周箍棱，秦式特色浓厚。M2111出土的青铜甗，已脱离分体式结构。甑部口沿显较宽直方唇，有双附耳，腹壁稍作弧线内收，上部饰有窃曲纹，纹痕不甚清晰。鬲部无双附耳，素面，与甑部结为一体，矮蹄足。就整个器形看比较矮粗，线条欠流畅，制作也尚欠精细，仍处于早期形状，风格上受周文化影响较为明显。M2059出土青铜子车氏戈，无纹饰，素面。胡部刻有两排14字铭文，有文字装饰意味。经专家辨认释文为：“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畏（威）不廷。”指明此戈为秦公专门制作，赐于子车氏家族杀伐专断，维护秦公美名，刑戮不愿臣服（叛逆）之人。此肯定与《左传·文公六年》记载、《诗经·黄鸟》比喻子车氏三子殉葬有关，此秦公（伯）可断定为秦穆公。因此，子车氏青铜戈的铭文不仅有一定的装饰意义和线条布局，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通过我们对甘谷县毛家坪遗址出土铜器的考察探讨，发现早期秦青铜纹饰的发展演变与诸多因素有关。早期秦人长期居住在戎狄之间，生产、生活方面受戎狄文化熏陶，加上自身文化薄弱、文明程度相对中原稍有滞后。面对先进周文化，秦人釆取积极学习、吸收和容纳的态度，因此，早期秦青铜器的纹饰文化受周文化影响十分显著。这些影响主要关涉到生产力、等级、铸造、组合、器类和器形等方面，当然也与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甚或两周交替时期秦人的自然状况、社会局势、文化体系、审美观念等外在因素的变化正相关。
二、西周中后期早秦青铜器出土鲜见、纹饰情况欠缺：以李崖遗址为中心考察
秦文化联合考察队2005-2008年在牛头河流域开展系统调查之前，学界多数人认为早期秦文化的活跃范围在西汉水流域。如祝中熹先生说：“商周时代秦人活动领域，东涉关中西部，北至甘肃清水、张川，南及甘陕川交界地区，西含今甘谷、武山等地。但中心区域在西汉水上游的一带川原……”但遗憾的是，在西汉水流域的考古挖掘并没有支持这种推想。
2005-2008年，秦文化联合考察队在天水市清水县牛头河的区域调查，共发现34处周代秦文化遗址，其中以李崖遗址面积最大，可达百万平方米。在特征上属于超大规模中心聚落，如前文所论，基本的历史地理考证结论就是可能系非子获得的秦封邑所在地。在2009-2011年连续三年的李崖遗址第二次挖掘中，李崖西周中期墓葬，出土商式风格陶器较多，代表性的有绳纹方唇分裆鬲、三角划纹簋、折肩绳纹罐、素面弦纹小罐，证明早期秦人和殷遗民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广义殷遗民的一支。此外，在李崖遗址还出土有马鞍形口双耳陶罐，属于西戎文化陶器，结合历史文献来看，说明了彼时秦人和西戎复杂的相处关系。在李崖遗址的挖掘，有几处寺洼文化的墓葬，尤其一座与秦墓的“对子墓”，说明早期秦人的中下层还和戎人存在通婚关系，基本可以证明早期秦人在商晚或西周早中期，与戎人不但能和平共处，而且保持着一种睦邻友好的关系。梁云先生总结说：“李崖西周遗存的年代早于毛家坪和西山坪，是目前甘肃东部年代最早的秦文化遗存，反映出秦人在西迁之初的文化面貌还具有浓厚的殷商色彩，王朝更迭并没有中断其世代沿袭的传统。”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李崖考古只发掘到了一批陶器墓（在关中没有类似发现，在陇南礼县的类似发现也只有西山遗址的几处墓葬），有关大型的墓葬特别是铜器墓还没有找到，主要是大面积的遗址上覆是村庄，还有部分是赵充国陵园，有待以后的考古发现了。今清水县博物馆存一件青铜觯（如图4）
图4今清水县博物馆存早期秦青铜觯
据馆方介绍征集自李崖，年代属于西周中期。梁云先生认为可能出于当地的铜器墓，属于早期秦青铜器。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崖砖厂取土的主地，正是李崖早期秦文化遗址的地域，目前实际考察的情况看，不能排除对遗址破坏的极大可能，这件青铜器也就流落民间。就这件青铜觯观察，其属圆体觯，通体细长，喇叭口式，口形似觚，颈细长，垂腹带圈足。口沿有缺损，铸造工艺较为精致，通体匀称，觯腹与圈足铸接线条流畅。整体素面，没有纹饰，只在圈足底边沿有一圈棱纹，似乎具备一点装饰意味。
就这件早期秦青铜觯，对照商晚至西周早期的同类酒觯来看，显然还处于比较初期的阶段。1981年湘潭县青山桥窖藏出土的商晚至西周早期凤鸟纹觯（今藏湖南省博物馆）,敞口，束颈，鼓腹，圈足。器体瘦高，口足均呈喇叭状，颈部纹饰带饰鸟纹，玄鸟形状长喙长尾，长尾分歧，羽下垂，文化内涵丰富（如图5左）。
图5商晚至周初出土青铜鸟纹觯
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商晚至周早期的鸟纹觯，玄鸟造型大方，线条流畅，鸟头高高昂起，鸟身挺立，鸟羽呈现出卷云纹的形状，颈部、翅膀和尾部的羽毛都片片分明。对商朝人来说，在酒器当中镌刻以本民族的图腾，更加显得具有仪式感，无不显现出商朝人们昂然向上的精神面貌（如图5中）。还有香港大唐国际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17秋季拍卖会高古艺术专场，拍出的西周早期凤纹觯，腹部饰对称凤鸟纹四只，昂首垂尾，目圆睁突出，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腹部与颈部交接处有一圈四只小凤鸟，似立于大凤首上。三段纹样以两道弦纹隔开。整器以细雷纹为地，纹宽线细，疏密有致，华丽而精美，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如图5右）。比较而言，传出清水李崖的这件早期秦青铜觯，虽然相仿了上述器形的外在形态，但无论素面无纹饰，还是制作的工艺水平，都说明还处在向商周学习文化的初期阶段，这对我们认识早期秦青铜器源头上的纹饰发展和演进，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三、西周后期早期秦铜器出土成规模纹饰特点鲜明：以西山遗址发现为中心
目前，学界把早期秦文化考古发现的李崖、西山、毛家坪三处遗址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李崖型”，有明显商文化风格，年代上限在西周中期偏早，下限可到西周晚期；第二类“西山型”，包括礼县西山、甘谷县毛家坪两处遗址，年代确定为西周中期偏晚到春秋早期。比较这两类早期秦文化，第一类时间上要早于第二类，甚至“李崖西周遗存的年代，在非子受封之前，清水就已是秦人的地盘，甚至可能是秦人西迁的行经之地”。西山遗址位于今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山地。遗址东、南两面下临燕子河与西汉水交汇宽阔谷地，西面与山体相连，北隔刘家沟与鸾亭山相望（如图6）。
图6西山遗址位置示意图
早在1947年，裴文中、米泰恒等先生首先对此遗址进行过调查，认为“此地点颇有发掘之价值”。2005年发现的西山遗址，对此做了极好的注脚。它不仅是第一次发掘出的大规模早期秦人聚落遗址，而且其中的城址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秦城。挖掘者认为，它也是西汉水上游秦人故地可确认的第一座城址。西山遗址的发现，对于探讨秦早期城市的出现、形态、布局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地位，其中属于西周晚期的上士身份者墓葬M2003，出土了青铜鼎、簋、戈、剑，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秦人铜器墓葬，在探讨早期秦文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西山遗址墓葬M2003，是西周秦贵族墓的首次发现，属于早期秦文化的代表性遗存，系“目前所知最早的秦城和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秦人墓”。“出土青铜器有鼎3件、簋2件、短剑1件（如图7），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三鼎两簋秦人铜器墓”。
图7礼县西山遗址出土西周晚期秦青铜器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山遗址这座最大秦墓的主人，头骨上留有1个射进未拔出的铜镞，随葬器物数量多、殉人殉狗等特点显著，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作战牺牲的秦人高级将领甚或是秦邑王室成员。对应的时序节点，约相当于秦庄公和襄公时期。所以西山遗址的考古表明，该地绝非一般性的村落居址，城址遗存应属于早期秦人的军事重镇。西山遗址的发现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对探讨秦人早期历史和秦早期都邑的建立等情况，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西山遗址M2003墓所出青铜器属于西周晚期，有鲜明的器形和纹饰特征（如图8）。
图8西山遗址青铜鼎簋器形和纹饰特征
鼎，系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秦鼎，分两种：一种是沿耳、球腹、蹄足鼎，素面，口沿下有两周凸弦纹，形制与厉王时期的多友鼎相似，三蹄形足接底处较靠内，足上部饰浅棱纹，平沿外折，沿棱饱满，有装饰效果，沿下饰窃曲纹一周，下腹素面，无纹饰，曲度匀称，与传出雷神庙商晚“亚父辛鼎”形似。另一种为沿耳、垂腹、柱足鼎，此类鼎常见于西周中期，并延续至西周晚期，平底，宽体，沿外折，口沿欠齐整，
沿下有窃曲纹带。立耳宽厚、饰重环纹，浅垂腹，平底微圜，三蹄形足、上部饰扉棱，周文化因素明显。春秋以降秦鼎敛口、垂腹的形态主要承袭此样式，柱足变为蹄足。簋两件：大小略同，但形制有异；均带盖，盖坡度带弧度，敛口，垂腹，矮圈足，盖面和器腹饰瓦棱纹；一件盖沿及口沿饰窃曲纹，虎首短耳，耳下有方珥，圈足下附三个兽首支足，虎爪状趾；另一件兽首形耳下有方珥，口沿饰窃曲纹或重环纹，圈足饰垂鳞纹。从这些鼎簋等早期秦青铜礼器的组合、形制来看，源自周文化是显而易见的。该址出土的青铜器还有戈、剑等（如图7右下），戈圭锋尖利，援窄长，有中脊，断面作菱形，长胡穿，援基部有一穿，这种三角锋的戈是西周晚期较为标准的器形，作为一种早期秦的实战兵器，素面、简洁，基本无纹饰。
该墓所出青铜剑，系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秦短剑，而且文化意义颇为独特。剑环首，内圈较小，饰下端内勾的口唇纹，剑柄（茎）截面椭圆形，纹饰分三节，正面饰卷曲勾连纹，刻痕浅，弧形弯格，剑身柱脊，截面扁方形（如图9中）。
图9西山遗址青铜剑
该铜剑侧缘有条形孔（如图9左）。梁云先生认为：“这把剑与春秋时的秦式短剑没有发展关系，在中原西周剑中也找不到源头，在西周秦贵族墓中出现颇为突兀。”形似剑在陇中沙井文化考古有发现，如永昌柴湾Ｍ4所出土一铜剑，饰斜方格勾连纹，剑格两端饰内卷勾云纹（如图9右），两者颇具共性特征。环首剑中国境内发现很少，朱开沟遗址（Ｍ1040）有一件出土，年代约为商中晚期，此后罕见。更大范围考察，在俄国境内却多有发现与西山遗址早期剑相
似者，梁云先生主张该早期秦剑，“是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戎华合璧的结果”。我们认为此论颇有见地，反映了秦早期文化受西戎文化影响甚至草原文化浸染的一种历史事实。
此外，西山遗址M2003墓，还出土系列玉器，分玉圭、玉璧各一套四件（见图7）。玉圭尖首，浅刻纹，象征草木萌发、生机勃勃之态。玉璧圆形，璧面平滑，内外缘厚度相当，外缘边棱为圆角，素面无纹，象征天，也象征良愿与品洁。
通过考察分析西山遗址西周晚期鼎、簋纹饰，我们认为：这个三鼎两簋青铜器组合，受商周文化因素的影响是明显的，但已经有了秦文化自身的因素，如主体纹饰瓦棱纹的使用，证明在西周晚期早期秦文化自身的特点已经形成。这既是周文化西进的结果，也是早期秦人势力壮大和生存空间扩张的必然表现。而且，西周时期西汉水流域早期秦小型城址聚落的形成，以及一定级别的墓葬制度和风俗已经较为常见。
结论
西周时期秦早期青铜器纹饰以窃曲纹、瓦棱纹、重环纹、垂鳞纹、勾连纹为主要纹饰样式，它们对春秋战国秦青铜器纹饰形成体系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
窃曲纹别称穷曲纹，位于早秦器物口沿、耳部、腹部和圈足等显著位置，浑厚清晰，成为器物的主要纹饰。从构成看，它实际是龙纹和饕餮纹的结合体，属于抽象化的动物纹饰，结构较为复杂。因其渊源于商、周，故而在青铜纹饰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瓦棱纹名称杂乱，有平行线纹、横条沟纹、沟纹、瓦纹、瓦沟纹，结构较简单，属于几何类纹饰，一般是秦鼎簋一类的器物腹部主要纹饰。西周时期秦早期青铜簋上饰瓦棱纹，装饰比较随意，瓦棱纹凹槽，根据器形和空间需要控制纹饰宽窄，装饰方便。就整个器腹而言，上部饰窃曲纹，下部饰瓦棱纹，整体显得上繁下简，层次清晰。有学者认为，瓦棱纹实际并非纹样，而是器物造型上的一种修饰形式，即器表外部作平行的沟槽状修饰。重环纹又称“方形环”、鳞纹，是一端外弧一端内凹的方圆环组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纹饰，结构相对简单、固定、独立，可根据器形增长或缩短便于控制，多饰于器物面积较小的位置。一般饰于器物口沿、腹部、耳部和圈足，集中出现在鼎、簋、甗等早期秦青铜容器上。有人把重环纹认作鳞纹，分横鳞纹和垂鳞纹两种，这种纹饰，在东周时期表现更加充分。垂鳞纹，源出龙、蛇的鳞片或鸟的羽属于动物类纹饰。纹饰单元呈半环状，横向整齐排列。根据形状和层数不同，分几个亚型。这种纹饰，对后续影响较大。如在东周早秦青铜器，出现复杂重环纹，有椭圆环组成的带环，并且有一重、两重、三重之分。勾连纹，这期秦青铜器纹饰表现为简单的线条勾连，尚处于纹饰发展的萌芽阶段，如以后出现的勾连蟠螭纹和勾连蟠虺纹还看不到踪迹。因为出土青铜器尚不丰富，无法对比研究，但从具体情况可以看出，铸造者采用浅浮雕线条形式使平面二维空间产生三维立体感，增加了装饰效果，体现了一定的复杂性。秦国主要青铜纹饰中以窃曲纹、重环纹型式最多，其次是瓦棱纹，勾连纹形式较少。这种现象可能与纹饰结构有一定关系，窃曲纹属于抽象动物纹，纹饰结构空间大，线条可以随意变化，纹饰演变空间较大。而垂鳞纹、勾连纹结构空间小，几乎无演变空间，而小型铜器受现有物的影响，纹饰也较单一。
西山遗址M2003墓说明，西周晚期秦国东扩之意尚明，英勇善战的军事将领，受到秦君的重视和赏赐，地位开始上升，成为当时的军事贵族。西周晚期的秦人常以战争的方式周边戎狄、郡国交往，有机会接触西戎（远至今俄罗斯、中亚地区）草原文明和中原周先进文化。俘虏或臣服者（包括联姻）为早期秦人提供了先进的铸铜技术，但在具体铸造过程中加进了秦人的文化因素和对现实、事物的理解，形成了秦式青铜器。因此，这种早期秦式青铜器又摆脱不了固有周文化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影响，以致青铜器纹饰不可避免体现出对周文化潜移默化的吸收与沉淀。
青铜器纹饰的发展与演变和变化与器类、器形、文化、礼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对西周时期秦青铜纹饰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早期秦人历史、军事、文化、礼制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西周晚期秦青铜器纹饰结构松散，属于早期秦人兴起的初步期，这时秦已称霸西戎，国势强盛开始向关中地区扩展的尝试，秦文化有进一步发展，出现的秦式青铜纹饰结构发展尚不成熟处于初级阶段。早期秦人受周文化熏陶，秦人此际继承周礼最突出的就是周代用鼎制度，鼎的铸造和使用受周文化影响更深厚，相较其他礼器鼎的纹饰和器形变化相对滞后。总之，秦人学习和效仿西周礼制，思想观念未发生大的转变，审美观念受周文化影响，青铜纹饰多以继承为主，兼有局部改变和创新。西周时期秦青铜器及其纹饰的文化意义表明：早期秦文化的转型，实质是一个“去商化”的过程，即秦在青铜器用及其纹饰方面向周文化靠拢，不仅在西周晚期已成气候，而且为寻找文献记载的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和西新邑也提供了重要线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陇蜀道金石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BZW081）；陇南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秦早期青铜器纹饰研究”（18LNSK16）
说明：原文发表于《档案》2022年第4期，为编排和阅读方便，删去了注释、参考文献和英文摘要，引用请依据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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