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四维”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来、契合与践行
来源:管子研究会时间:2023/9/25 17:42:20
《管子》“四维”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来、契合与践行
蒋佃勤
【摘 要】《管子》“四维”论顺应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齐国为加强统治、称霸诸侯需要而采取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今天我国应对国际文化交锋、较量和国内思想多元、多变局面,而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探索。两者在话语传承、理念共鸣和相应战略布局中的作用也有相当多的契合之处。借鉴“四维”思想的理念、教化和实践,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需要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还要德法并举,以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顺利实现。
【关键词】《管子》;“四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管子,名夷吾,字仲,谥敬,公元前723年生于安徽颍上,后在齐国建功立业。从公元前685年桓公拜相起,到公元前645年病榻论相逝世,在世78岁,相齐40年,辅佐齐桓公缔造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千秋大业。其治国思想主要留存在《管子》一书当中,而“四维”论便是当时管子治理齐国和实现“一匡天下”所采用的意识形态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管子的治国思想对于今天由社会主义大国走向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由来——“礼崩乐坏”到“新时代”
(一)《管子》“四维”论应“礼崩乐坏”而生
管子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叶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适值西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建立之后,周王朝的势力一落千丈,周平王在内外交困中度过了50年的执政生涯,之后周桓王、周庄王、周禧王、周惠王、周襄王相继执政,政权更迭、诸侯纷争,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管子生活的安徽颍上当时属于蔡国的势力范围,是原周朝蔡叔度的封国,也是周朝凭借淮河天险来阻挡抵御中原王朝的一个边境小国。楚国侵犯中原时,蔡国首当其冲,经常受到强大楚国的入侵和蹂躏。管子从小家境贫困,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的艰难。他希望国家强盛、政权稳定,更渴望民富兵强、社会和谐,而这一切的获得需要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也就是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变革,礼法并重,共同推进,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教化方面,管子提出了“国之四维”的主张。“国之四维”,即治理国家的四根支柱,“守国之度,在饰四维”[]P2,如果做到了这四维,就能实现国家政权的平稳。
何谓“四维”?即“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1]P11。具体来说,遵“礼”维,要做到“礼不踰节”,遵守社会规范,不逾越;遵守“义”维,要求“不自进”,安守本分,不妄自求进;遵守“廉”维,要实现“不蔽恶”,不掩饰过错;遵守“耻”维,要“不从枉”,即不诡随邪枉,趋从坏人。因为,做到遵“礼”,臣民就不敢“踰节”,僭越身份、超越规范,故“上位安”,君者的地位就能稳定永固;做到遵“义”,人们不妄自求进,就不会有巧谋欺诈行为,社会就能安定团结;做到遵“廉”,不隐恶、不掩饰过错,人们心里坦荡,行为就自然端正,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做到遵“耻”,不趋从坏人,有羞耻心,人与自己的本心相一致,邪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国之四维”从四个维度着手,实现君者安、社会稳、人与人和、人与自己谐,自上而下构成一个完整的相互支撑的价值观塑造体系,对于治理国家来说非常重要,正如管子所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1]P3,“一维绝则国倾,二维绝则国危,三维绝则国覆,四维绝则国灭”[1]P11。四大支柱需要平平稳稳,如果缺了一维,国家就会倾斜,此时尚可扶正;如果缺了两维,国家就可能出现危险,此时尚可挽救;如果缺了三维,国家就可能颠覆,尚可东山再起;如果缺了四维,国家就无药可救,必然走向灭亡。正所谓“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1]P11北京大学夏学銮教授指出,“国之有礼,个人就有制度规范;国之有义,社会就有公平正义;国之有廉,世间就有浩然正气;国之有耻,个人就有勇猛精进”。[]P7“国之四维”不仅成就了当时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丰功伟绩,其深远之影响对当今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互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和核心,也是我们党适应国内外发展需要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P141,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任何执政党要想巩固自己的政权,都需要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抓好思想建设,尤其是价值观的建设和引导。意识形态遵循自身特定的发展规律,又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P147,苏联解体的悲剧就是很好的例证。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际来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大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概率下降,世界范围的思想文化交锋和价值观较量不减反增;从国内来看,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互联网的便捷传播,人们思想意识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新态势。从以往价值观建设方面来看,我们党传统的做法不适应新形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过于体系性、框架化。为适应新世纪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建设需要,更具有概括性、统摄性而又简洁明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呼之欲出,与新时代“互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核心概括,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内容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表达了12个基本的价值理念。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权威解读,并要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文化建设的主体核心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P40,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P23。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文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4]P41等等。
二、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管子》“四维”论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应
(一)经典语录的传承
管子思想是诸子百家之源,其“四维”论断影响春秋至今两千多年的核心价值观。古代儒家思想强调“礼义廉耻”教育,“八德家风”中的四德便是“礼”、“义”、“廉”、 “耻”。近代多位政治家运用“礼义廉耻”观念开展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引导,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后进行了移风易俗改革,设计四个口袋的中山装风靡一时,其中“四个口袋”被赋予的政治含义即“礼义廉耻”、“四维”观。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为改良社会风气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确定为核心,落实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更是管子“四维”论的崇拜者,建国之初,他就用这一理论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P300无论是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还是近代政治家进行的思想文化建设和警言劝诫,对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他也深受管子“四维”思想的深刻影响。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P189“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5]P190。而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十八大提出并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涉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深刻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等重大问题。
(二)价值理念的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5]P189,而今天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与传统核心价值观源头和教化典范的管子“四维”论关系极大,两者有共同的价值理念。管子“四维”中的“礼”维指外在约束的一种规矩、规范,而传统的教化及遵守的过程中,“礼”又成了一种内心的诚意和敬畏,形式规范的“礼”成为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这种规范的“礼”和内心诚敬之“礼”长期延续并推广,就演变为一种“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观不仅仅是精神文明,还是中华文明走向复兴。[]P8中华文明需要中华民族传统的礼仪形式及其背后礼仪精神来支撑,也因着“礼”的规范,人各守其“礼”,邻里“友善”、社会“和谐”、国家安定。而当政局动荡,“礼”的权威丧失,“礼”的规范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时,管子“国之四维”中的“义”维就作为补充,既要求自己“不妄自求进”,对违逆事件则扶危救困,举“义”旗批判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之对应的则有“爱国”、“敬业”。管子“四维”论中的“廉”维,既指不慕私利、清正廉洁,又可引申为人们所追求的高风亮节,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对应着“公正”。“四维”论中的“耻”维指对恶言恶行有一种羞耻心,道德底线不触碰,“诚信”自然成为社会风尚。管子“国之四维”论,意在治国,目标是“富国强兵”,今天我们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为了助推中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超越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内涵也远远超出两千多年前的管子“四维”主张。例如“民主”“自由”“平等”概念,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管子时期是没有的。“法治”虽然也是个现代词汇,但是管子主张“礼法并重”,“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点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有契合之处的。
(三)战略布局的契合
管桓时期追求国富兵强、“一匡天下”,习近平新时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大的目标追求下有着相似的战略布局,而核心价值观在其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管桓时期管子相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华第一相”。他有一套系统的治国思想,具体包括四大部分:(1)在战略目标上,管子为解答齐桓公“社稷可定乎”之问,开出“君霸王,社稷可定”的药方。[1]P348实现这一目标要进行“社会全面建设”,包括务本重商,国富兵强;治理民众,顺应民心;礼仪教化、引导民众;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内容。(2)在发展动力上,管子主张“化固从新”、“随变断事”,如他在《奢靡》篇中提到“天地不可留,故动,化固从新[1]P687”,并针对齐国的积弊进行改革“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1]P919,使齐桓公一越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3)在法治保障上,管子主张依法治国,《明法》篇指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4)在政治保证上,强调吏治民权行使的依据是法律,不可逾越法律。《七臣七主》“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这四大战略布局成就了齐国的霸主地位,而四大战略布局的运转无论哪一部分都离不开“四维”的润化。正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比如“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吏”,管子指出“刑罚不足以威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主张“礼法并重”治理国家。正如《权修》篇所言,“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习近平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制定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而贯穿其中的社会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推进四个全面的顺利推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的道德支撑、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践行——《管子》“四维”论启迪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四维”论是管桓时代创造的核心价值观,也是此后影响我国两千多年的“道德之纲目”。“四维”之中,既有个人对道德修养的内在要求,也有国家对民众进行的外在道德教化。“四维”理论包括“国家和社会层面上的以礼治人”和“个人层面上的以廉耻立人”两大架构,两个框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将国家治理的大网张起,令“上位安”、“无巧诈”、“行自全”、“邪事不生”,“四维”既张,“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进行的道德教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保证我们坚持走中国道路不动摇,能激励我们挺起中国精神不气馁,能团结我们凝聚中国力量不放松。因此,要充分运用报刊、杂志、网络、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和传播媒介,大力宣传核心价值观理念,提升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里认同,并将其自觉转化为自己的外在行动,同心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借用蒋介石引用《管子》“四维”论表述的新阐发——“四维既张,国乃复兴”[5]P300,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四维”却没有在新生活运动中进行根本改变,经济上四大家族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百姓穷困潦倒、民不聊生。新时代下,我们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活动,一定要铭记前车之鉴,既要大力培育,使之入目入耳、入脑入心,又要积极践行,使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
管子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配合着“固六亲”,行“八礼”对齐国君、臣、民分层次应用和教化,是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关键因素。管子又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P2,衣食等物质生活基础充足了,人们才有精力“知礼节”、“知荣辱”,认真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P2,两者都启示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一定得有必要的物质条件作为基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越来越小。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大而不强,高科技产业尤其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大部分被国外垄断,前段时间美国制裁中兴公司,直接从芯片这个核心部件入手,一下掐断了这个中国知名企业的咽喉。同时,中国过去的经济地理短板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东、中、西差距和城乡差距与过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之多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和多媒体时代人们更便捷感知人情冷暖的时代,谁会安安心心、诚心敬意的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所以,各地政府一定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积极为经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心中落地生根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这正是受《管子·治国》篇“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1]P924所感所获所得。
(三)德法并举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顺利实现
礼法并用、德法并重,是《管子》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他一方面通过“国有四维”、“礼有八经”来规范和教化臣民,另一方面,他又重用法治,主张“依法治国”。礼法并用,相互补充,礼在法前,法护礼行,《管子·权修》篇“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1]P47足以体现。这也启示了我们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纳入法制化建设体系当中。以往德治建设注重运用教育,宣传、倡议等方式,让人们在学习和参与过程中自省自律,以期润物无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口头的规定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软约束的效果并不明显。除了自律自省、教育启迪之外,强化道德修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的落地生根还要有硬手段。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进行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仅靠说服教育不行,还必须与法制相结合,要以法律作保证。”[]P163重视道德法制化,强调道德成文法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比如美国有《政府工作人员道德准则》、《公务道德法》等,英国有《荣誉法典》、《防腐化法》等多部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律,新加坡先后制定了《防止贪污法》、《公务员法》等相互配套的法律文件。将道德建设法制化,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官员的道德责任,不仅使官员的道德行为有了制度依据,而且还有利于人们对官员道德行为的监督,进而促进了党政干部道德建设的正规化和专业化。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提出力争经过5到10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各个环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而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的展开,更多法治实践中将注入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与中国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精神,能够充分融入中国法律规范、贯穿中国法治实践,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中,更好树立法治信仰、凝聚核心价值、实现良法善治。
总之,《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成就了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影响后世核心价值观的构筑和传播。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培养也应积极借鉴“四维”思想的理念、教化和实践经验,在宣传教化上加以重视,重视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行提供物质保障。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纳入立法程序,从而更好的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道路、凝聚精神、聚合力量的作用力,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蒋佃勤,女,安徽省阜阳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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