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的民族在社会进化的阶段上并不同步，只是循着一个共同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前进，即基本上沿着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规律前进，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但是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各自历史条件的差异，而展示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是存在的。有的民族跳跃某一社会形态而产生社会生产关系跳跃发展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即便是同一种社会形态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那儿也会有各自的特色。世界历史上出现的古典古代社会与东方古代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即同属于奴隶社会类型，又为奴隶社会的两种并列存在与发展的特色类型。据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阶段性所拥有的生产力的不平衡性也定会以不完全相同的形式出现。

马克思认为，石器时代基本与原始社会相对应，金属时代基本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相对应，蒸汽时代基本与资本主义时代相对应，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性而言的。但是，希腊罗马奴隶制文明一开始便有铁器生产工具，中世纪封建社会便是铁器盛行的时代。

而在广大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文明产生之初并不曾奠基在铁器工具的生产力水平上，这儿只有出现了金石并用时代，为数有限的金属尚是青铜器，并非铁器。即便是当中国西周时代进入领主制封建社会时，也并未有广泛采用铁器来生产劳动，那时仅出现了铁器工具的萌芽，只是在春秋中后期以后才出现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现象。

由此可见，铁器与希腊罗马文明与生俱来的现象不具普遍意义，中国社会进入文明之初并未有铁器，难道就可以仅据铁器的有无来武断地论定中国夏商时代仍是原始社会？同样地，为了说明中国夏商时代是奴隶社会，就非要无中生有地说中国夏代、商代已经有铁器吗？

相反地，我们可以从中国夏商使用青铜器、石器的低层次生产工具上看到那并不逊色于希腊罗马时代铁器工具所造成的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作为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黄河流域有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很适合农业的发展，黄土高原上黄河谷地的土质疏松而肥沃，灌溉水源充足，气候温暖湿润，植被丰富，正是这种优越的自然富源孕育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早熟性。

在黄土地上使用简陋的木器、石器和青铜器工具生产，并不比在希腊罗马的贫瘠的丘陵山地的梯田上用铁器工具生产来得费力。所以，就综合生产力的水平来看，两者并不能说完全不可比拟。生产工具在人类社会初期发展阶段并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志，更不能将生产工具用作为划分古代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志。

有鉴于此，春秋封建说和战国封建论者将铁的使用看作为封建社会形成的生产力标志，并就此否认了西周以来领主制早期封建社会阶段的客观存在，这是不足取的。假如说铁器使用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诱发了生产关系的量的变革，在春秋战国领主制走向没落瓦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推动了领主制封建社会阶段向地主制封建社会阶段的转化，这就容易理解了。

而某些魏晋封建论者将铁器的使用看成是中国奴隶社会由夏商、西周时代的家内奴隶制阶段向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劳动奴隶制阶段发展的生产力标志，如尚钺先生说：

从整个历史发展线索来看，从商周到春秋战国，不仅看不见奴隶制经济形态的解体现象，反而构成了一种生产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合理线索。没有铁器的发明和使用，不可能产生封建社会，而且，只有铁器的广泛使用及其不断改善﹐才能引起手工业与农业的社会大分工，才有商品生产的出现，才会促使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解体﹐才会使奴隶劳动居于主要地位，使奴隶制得到高度的发展。

这种看法，无疑地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古代东方学说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古代东方普遍奴隶制的科学论断，按照古希腊罗马的劳动奴隶制社会这个“正常的婴儿”去套中国家内奴隶制社会这个“早熟的婴儿”身上，从而将中国奴隶制时代划成了前后承接的两个阶段，将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下移到魏晋时代，以便将中国东汉与西晋王朝的灭亡与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丧钟敲响在一起，达到说明东西方封建化过程几乎并进的趋同性目的，这同样地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

总之，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把铁器使用与封建制的建立或与发达奴隶制阶段的到来完全等同起来的看法，是失之偏颇的。在古代东方诸如像中国、西亚、埃及的大河流域，早在青铜器与石器并用的时代就已跨入了奴隶制时代，并在青铜时代末期便向着初期封建社会过渡。

在古埃及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是青铜器生产创造了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并不需要铁器生产工具的生产力水平来使奴隶制经济达到高度发展的状况。至于在东斯拉夫人那儿，由于铁器的使用而导致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那只是由于他们处在“甚至在最原始的方式下都很容易开采”的铁矿富集区这一特殊地理条件基础之上的，至于像日本弥生式文化（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前后）那样直接由木石器时代直达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然后又慢慢进入发达奴隶社会的现象，那主要是由于中国大陆文化东传而发生生产技术飞跃所造成的。东斯拉夫人与日本人的早期社会历史仅是整个世界史的极特殊现象。

“在使用铁制生产工具的时代，发展奴隶制或封建制是存着同样的可能性”，不能单纯将铁器生产工具作为划定社会经济形态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的标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规律来看，只能大体上说，有一个从石器时代（原始社会）——青铜时代（奴隶社会）——铁器时代（封建社会）——蒸汽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发展序列。至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共性中存在的个性，那应该采取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

更何况在铁器出现的早期，它的坚韧度和性能并不比炉火纯青的青铜器生产工具更好呢！《国语》中所说的“恶金”便是指性能低劣的生铁而言的。所以，考察某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仅从生产工具考虑是不够的，而从综合生产力诸因素上考虑，似更为恰当些。

综上所述，铁器是如此的重要，它所展示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经济特征几乎成了各家各派争议的焦点问题。但是，由于铁器的使用所造成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综合生产力水平大提高的状况是无疑议的。因此，关于中国古代使用铁器工具的出现年代和发展状况与古史分期的关系仍是很值得研究的。就此而言之，郭沫若先生主张的“在古代，铁的出现和使用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个关键性的因素”，不能全然否定它的意义。

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已普遍使用金属工具，这是由大量考古发掘资料早就证明了的。但是，这时的金属工具是青铜器，至今在考古工作中也未发现过铁器。《诗经·大雅·公刘》中“取厉取锻，止基遒理”，《尚书·费誓》所云:“锻乃戈矛，砺乃锋刃。”这里的“锻”、“厉”、“砺”，皆是就青铜农具、青铜武器而言的。而且据估计，当时最好的青铜器是作为王室贵族举行庆典时用的祭器礼器，以及用于战争所铸戈矛等兵器，作为铸农具的可能还是一般质地与纯度的青铜原料。所以，我们现今可以看到的诸如司母戊鼎之类的青铜器，无论从铸造技术上，还是从质地纯度上讲﹐都是殷商青铜时代的精华。

现已发现最早含铁铜器是在北京平谷刘家河村商墓、河北藁城台西周墓中出土的铁刃铜钺，这些铜器中的铁是用陨铁锻打成的，并且都是铜器的附属物，所以根本谈不上殷末西周初已出现人工炼铁业。

人们由利用陨铁到学会人工冶铁，必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更不用说再将铁器广泛运用于生产劳动之中了。只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方在文献上及考古发掘到的实物上确切知道当时铁器的相当普遍地应用。因此，在春秋之前，我们的祖先在铁器的锻造与使用上肯定是经过了长期摸索的。但是总的来说，舂秋以前的金属铁对于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什么意义。

铁器逐步应用并推广到生产劳动中，那是舂秋战国的事。当时的文献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周平王、秦襄公时代，《诗经·秦风》云:“驷球阜。”孩；即铁。齐桓公时代，《国语·齐语》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祖、夷、斤斲，试诸壤土。”恶金即铁。《管子·海王》云:“今铁官之数白：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未一耜一铣，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文献上的这些记载，已为十分充足的考古实物资料所证实。50年代，郭沫若曾殷切地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并说“战国以前的铁器，我坚决相信是可以有大量出土机会的”。时至今日不过几十年，就有很多春秋时代的铁器工具被从沉睡千年的地下宝藏发掘了出来，战国时代的铁制工具也有大量出土。

1953年在河北兴隆燕国遗址出土了铁范87具；1950年在河南辉县的五座魏墓，出土铁农具达58件之多，每座墓就有十多件铁器，这是相当可观的数字；1955年在石家庄赵国某遗址出土的农具，铁器数占65%之多。迄今为止，广大的中国内地都有战国铁器出土，这说明战国时代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镞﹑铁口镭、铁口耜、铁口锄、铁镰、铁犁等种类。

结语

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推广应用，引起了耕作制度与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变化，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向前迈上了一个台阶，综合生产力水平确实是显著地提高了。所以，生产工具是决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唯一因素，其他如耕作制度、生产技术和人的因素都是综合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综合生产力是生产工具、人生产技术、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劳动对象的自然条件等诸多要素有机组成的统一的综合性系统。

参考文献：

《国语》

《管子》

《世界古代矿冶史简编》

《人类发展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