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4-25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学与社会》编辑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在山西大学举办。此次会议由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承办，会议主题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创新”。会议共提交论文76篇，其中论文全文50篇。

在为期一天半的会期中，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的95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科学社会学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STS研究的中国化”、“科学的社会研究”、“技术的社会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以及“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问题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会议中学者们提出的主要观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概括。

一、 多元视角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随着当代科学同社会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科学活动已经不再外在于整个社会，而是反身性地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知识维度。科学成为一项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当代各种针对科学技术的“元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在单一的视角下，而是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将科学技术置于广阔的社会情境中去考察。本届会议的大会报告集中体现了上述特点。例如，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在科学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讨论了科学自身的混杂和乱象性质。他认为，科学本身并非遵循统一的原则，而是不同的形式共存的混合体。混杂性的科学遵循理性的逻辑，但在不同的科学范式下设置了不同的标准和认知原则。对混杂和乱象的科学需要施以道德约束，应当以人文关怀和社会公众责任来规范科学中的乱象。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的董光璧先生通过包括伽利略、瓦特、百科全书学派、诺贝尔奖、赛莱拉基因公司等科学史上的个案，具体探讨了应当从动机还是从效果上评价科学活动的道德属性、科学知识的公有主义和技术专利个人占有间的博弈关系、科学奖励所具有的正负社会功能、如何平衡科学研究的无禁区与技术发展有限制间的矛盾等问题。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李真真研究员从近期国内“大型强子对撞机”争论为切入点，结合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超导对撞机(SSC)争论，探讨了当代科学身上所承载的多元价值观，尤其分析了当代大科学研究所面临的科学价值、政治价值以及经济价值之间的博弈。在如何驾驭大科学的问题上，指出应从科学治理视角出发，使某种治理理念或原则成为利益相关方的共识，从而推进大科学事业。中国科学院大学胡志强教授运用政治哲学方法讨论了知识分布与社会公正的话题，在他看来，知识的内在逻辑、经费资助的分布以及科学家的才能分布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知识分布上的差异，进而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因此，应当以更明确的“公正”原则来关照现有的资助制度和激励制度。

科学技术研究的多元视角也延伸到了具体的经验研究中。广州行政学院的李三虎教授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之争的角度解读了大数据革命的政治意义，主张以“数据社会主义”来替代西方学者既有的“数据资本主义”叙事。上海交通大学李侠教授比较了中国和发达国家留住人才方法的不同，提出比起增大人才流动成本等强制性政策工具，以利益分享为主旨的混合型政策工具更符合当代社会人才流动的机制。山西大学尤洋副教授对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网络合作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行了认识论层面的解读，认为维基百科的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认识论研究中的集体陈词，能够生成一种认识平均主义模型，从而打破知识特权，实现知识权利的转移和流动。

在当代STS研究的多元视角中，如何更好地实现科学社会学与本土实践相结合、即“本土化问题”是一个关注的重点。山西大学张培富教授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建制化为例，探讨了如何定位中国本土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他认为应从科学社会史切入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开展真切反映中国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微观经验路径。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张碧晖先生通过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社会学创立的历程，分析了学科发展的制度性条件。中国社科院的肖显静教授提出了“第三种科学”即地方性自然科学的设想。在他看来，当前基于实验室的科学实质上是“让环境适应科学”的规训科学，而不是“让科学适应环境”的顺应型科学。而“地方性自然科学”则探讨适应于各个地方环境的认识及其应用，能够兼顾人类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赵延东研究员谈到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这一欧美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热议概念在中国如何落地的问题，认为该理念在中国的推行面临着平衡责任与创新、加强各行动主体间的沟通合作以及推动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诸多挑战，有待通过积极的创新政策和不同行动主体的参与加以应对。

二、 科学与技术社会学的理论与经验议题

本次会议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设立了“科学社会学理论问题和发展前沿”、“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问题研究”以及“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问题研究”等论坛。其中，科学社会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论坛一方面是对经典理论思想的总结和梳理。与会者探讨了诸如圣西门的科学社会学思想、维特根斯坦“遵守规则”的语境论思想、布迪厄、卢曼的科学社会学思想、拉图尔的科学实在论思想、哈里·柯林斯的专长规范理论、默顿关于科学自主性的理论等；另一方面，还对科学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解答，如对于整体性科技伦理范式的思考、科学修辞学中关于科学的社会性蕴含、科学思想市场的性质问题以及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管理的国别比较，等等。而科学的社会研究论坛中既有横向的比较研究，如中国科研人员的收入差距问题、中美化学会比较、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士科研合作网络与创新机理等；也包括纵向的历史沿革分析，如英国科学社会责任协会的历史研究、从科学建制到科学文化群落的演变、四大发明的知识考古学，以及对博物学本身阶级性与贵族特色的历史考察等。

围绕中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的相关问题，在实践中更为偏向应用。与会者围绕“安全/风险”、“治理”以及“创新”等关键词展开讨论。报告范围涉及科技的总体安全观、社会实验与技术治理、网络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对转基因技术的哲学思考等，还具体探讨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发展路径、如何促进科研产出同经济紧密结合，以及如何推进科技政策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

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当代科学，其研究的成果不可避免地要进入公共领域，这使得科学传播以及公众理解科学成为当代科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届会议设立的科学传播和公众参与问题研究论坛中，与会学者一方面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科学传播学的新客观主义进路，另一方面则立足经验领域，对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态度、科学家的社会影响力、风险沟通中的专家知识民主化问题进行了量化研究；同时，对生态学野外研究的新范式、中国报纸关于“气候门”事件的报道的话语分析、屠呦呦获诺贝尔奖事件的跨媒介传播，以及《细胞》封面故事创作趋势与特色等问题进行了案例研究。

三、 STS研究的本土化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当代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多元视角，本届科学社会学会议以“STS研究的本土化”为论题，首次设立圆桌论坛。论坛以开放性为特征，注重思想的平等交流和观点碰撞，吸引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广泛参与和讨论。其中，南开大学赵万里教授立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立场，从知识和社会两个层面，对本土化成为社会科学领域思潮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在社会层面，“本土化”问题的提出，缘于二战后的后发展国家从政治和文化上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试图通过这种反思和批判来对自身文化进行自觉、同时追寻本国学术的自主性。而在方法论层面，本土化成为一项有力的方法论主张，则是源于社会科学的主导方法论从科学主义取向的实证主义向人文主义和解释学取向的后实证主义的转变，这使得追求特殊主义的知识形式成为可能，进而使得本土化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真问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段伟文研究员则从“STS研究的在地化与全球在地化”为主题，认为作为外来理论的STS有其独特的特点，在在地化的过程中，应以发展新的中层理论为具体目标，借此形成新的解决方案，并且介入到主流的实践中。吴彤教授认为，科学本身也属于诞生于实验室这样一种特殊场所的“地方性知识”，因此“本土化”并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和本土化的。胡志强教授提出了应当区分本土化议题在学术与政策，以及理论与现象上的不同层次。赵延东研究员也提出了“本土化”问题本身的政治化取向，以及如何防止对“本土化”本身的误读。

本次圆桌论坛青年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赵超博士认为，本土化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如何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属性的问题。尽管知识的社会性能够对知识本身的形态特征产生影响，但是“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并不必然推论出“知识的本土化是正当的”这样一个命题。此外，对于研究对象本土视角的关注并不必然导致一个学科在方法论层面上的“本土化”。鲁晓博士则结合自身经历，讨论了海归学者在学成归国后自觉的“本土化”策略，指出本土化并不必然要成为一种学术纲领，而是能够在研究者的日常行动中潜移默化地实现。

第六届全国科学社会学学术会议于25日落下帷幕。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本次会议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科学社会学领域内的新成果、新方法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和总结；同时，通过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对未来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凝练主题和凝聚共识的积极作用。在多元化的研究理念和社会性关照下，中国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一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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