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告诉我们：

——一个人应当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文|可永雪

对于司马迁和《史记》，大家并不陌生。然而，你知道司马迁经历过怎样的人生炼狱？你知道一部《史记》是怎么写出来的吗？你知道他的这部《史记》得以最终完成和他对于生死问题的认识，和他在生死炼狱中所形成的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吗？

史

记

可以这么说，司马迁所以能够完成《史记》的写作，铸就辉煌的人生，是和他在生死炼狱中焦思苦虑，终于悟出并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生价值观——包括生死观和荣辱观是直接联系着的。他所以终于能够完成《史记》的写作，铸就人生的辉煌，乃是他新的人生价值观的胜利。

我们知道，司马迁身逢盛世，自幼才华横溢，雄心壮志是很高的。他出身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初一位著名的史家，司马谈期望自己的儿子能继承自己的遗志，学习孔子，像孔子那样写出第二部《春秋》。在接替父亲当上太史令之后，司马迁更是“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一心一意想做好工作，博得汉武帝的欢心。不幸，事实给了他这种天真的想法以无情的打击，在他四十七岁那年，因为无所顾忌地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遭到“李陵之祸”。

李陵是汉朝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是当时屡胜匈奴的一员勇将。在天汉二年与匈奴的一次战斗中，因“矢尽道穷，救兵不至”（箭射光了，又迷了路，再加救兵不至），被俘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平素对李陵的为人抱有好感，觉得他有“国士之风”，认为他的投降是出于一时无奈，以后会寻找机会报答汉朝的。因此就挺身而出，为李陵说话，在武帝面前力陈李陵孤军奋战的功劳。不料因此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是替李陵开脱，并借以攻击这次统兵的主帅贰师将军李广利——而这个李广利乃是武帝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这样，司马迁便以“诬上”（诬罔主上，即诬蔑皇帝）的罪名被关进牢狱。

由于司马迁家境清贫，下狱之后没钱赎罪，又不会巴结人，平日的一些朋友慑于武帝的震怒，也没人敢出来替他说话，便只好在监狱饱受酷吏的摧残。

不久，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谎传投降匈奴的李陵，在为敌人练兵，武帝一怒之下，便“族陵家”（把李陵处以灭族之罪，满门抄斩），而“下迁腐刑”（把司马迁处以腐刑，腐刑又叫“宫刑”，是一种阉割生殖器的惨无人道的刑罚）。事后证实，那个为匈奴练兵的人不是李陵，而是一个叫李绪的人，但是已经晚了！

宫刑，对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具残酷性。司马迁平生极为看重名节，是一个堂堂正正，豪气非凡的人，现在居然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所以他“肠一日而九回”，“愤不欲生”，几次想要“引决自裁”（自杀）。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宫刑是人间第一大辱，受过宫刑，便成了“刀锯之余”的人，成了肢体和人性都残缺的废人，受这种刑罚，上辱祖先，下辱人格，被不齿于士流，从此便无颜面对世人，原本高昂的头颅再难抬起。受刑之后，一种不容于天地人世之间的巨大羞耻感，时时在撕咬、吞噬、烧灼他那已经破碎的滴血的心灵。

遭遇李陵之祸，命运之神把他推向生与死的交叉路口，逼迫他进行生死两难的抉择：生，要面对和忍受人间最难堪的奇耻大辱，面对比死不知要痛苦多少倍的生；而死，父子两代人的心血，自己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事业和理想——为中华民族写出第一部通史的工程便会半途而废！

尽节一死，固然痛快，甚至还带有几分潇洒、硬气。因为这维护了他平素所讲求的做人气节和人格尊严，然而却要使他与父亲两代人的心血结晶和凝聚着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希望与时代要求的巨著，付之东流！

这两难的处境，痛苦的抉择，引起了他剧烈的思想斗争。在《报任安书》里，他以回肠、腐心之痛，讲到他受刑后的精神状态：受过腐刑，他已“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既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就再没有“仰首伸眉，论列是非”（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格，甚至再没有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连给父母上坟都没脸了。从此只有“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戮笑”的份了。“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陷入精神狂惑，心神恍惚的状态。这个时候，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他几次想到要“引决自裁”，尽节一死。

在生死关头，在思想剧烈搏斗的时刻，是什么东西，什么力量使他看到一线光明，帮助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其中有两个关键或说决定因素：一是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光照；二是古圣先贤的榜样作用。

先说春秋时代“三不朽”思想的光照。中华民族不止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且很早便产生了高远、高尚的人生价值观。我国春秋时代，处于人类的轴心时代（人类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期），当时士大夫中的精英人物之一的鲁国贤大夫叔孙豹就提出了著名的“三不朽”思想。关于这，《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记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这里，叔孙豹首先把“不朽”与“世禄”划清了界限，就是说“不朽”和世家大族、高官厚禄不是一回事；其次，叔孙豹指出，他所说的“不朽”是指在道德、功业或言论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惠及国家和人民，就是死后，仍然被广大人民记住、遵行与纪念。这才是有抱负的人们应该追求的。

不朽思想与不朽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三不朽”思想，则是中国人人生智慧的结晶。

不朽思想与不朽意识，自有它的卓越性，“不朽”意味着什么？“不朽”，首先是超越肉体生命的，其次还是超越时空的。

中国人把“不朽”与人生联系起来，把“不朽”与人生的根本问题、终极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人应当有怎样的追求和理想？人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等等联系起来；还把“不朽”按“立德”、“立功”、“立言”分出等次和顺序（按孔颖达《左传正义》的注解，“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立功，谓扶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标志着中华民族人生价值观的成熟。

叔孙豹的“三不朽”观念，像一道思想的曙光，受到春秋时代士大夫先进分子的重视和欢迎。司马迁以他渊博深厚的文化素养，对它早有了解和服膺，在《与挚伯陵书》（见《全上古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里，他就有劝朋友“立德、立功、立言”的话。不过，真正领悟“三不朽”思想的真谛，并使它成为自己强大的精神支柱，还是在他遭李陵之祸，受了宫刑，处于人生最悲惨、最痛苦的时刻。

自从叔孙豹提出并阐明“三不朽”思想之后，中国传统的士人、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道路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走“三立”的道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司马迁受了宫刑之后，像前面说过的，他“身残处秽”，“大质已亏缺”，丧失了正常做人的资格，也丧失了正常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立德”、“立功”根本谈不上了，正常的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已经有两条被堵死。剩下的就只有闭门写作，“立言”这一条路了。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讲到这里，前面所说第二条古圣先贤的榜样的作用便与“三不朽”思想的光照相汇合，统一在一起了。

说到古圣先贤的榜样作用，在痛苦的思索和艰难的抉择中，是平素丰富的历史知识帮了他的忙，他打开记忆的闸门，检阅古圣先贤的行迹，在他们身上寻找启发和借鉴。从周文王到孔夫子，从屈原到左丘明，以至孙膑、吕不韦、韩非等等都想到了，于是他看出：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

总之，所有这些古圣先贤，各自都遭遇过不同的打击和磨难，但是他们都没轻生、没屈服，相反，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寻找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他们不约而同的从写书，从“发愤著书”中找到了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贯彻自己意志的有效手段。这些古圣先贤，从人生绝路开辟新的路径以实现自己理想和追求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他坚定了活下来把书写成的信念，给了他战胜羞耻、战胜一切折磨的力量。

四年的牢狱生活，在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摧残和煎熬中，纵然极度苦痛，甚至精神处于狂惑状态，但他并没失去理性思考。直面生死，他思考了许多人生的根本问题，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死观和荣辱观。他反复考量、反复权衡生与死的价值和利弊：名誉、尊严、人格等等，固然重要，固然神圣，然而现实的真理告诉他，有比这些更为重要、更不容舍弃的东西，那就是理想和事业——在他，就是那部功告垂成的《史记》。他知道，这部《史记》，不止凝结着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承载着社会与时代的期望，而且，它所创造出的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纪传体（实为综合体），使《史记》不但成为中华民族的第一部通史，并且成为能够全面反映社会发展面貌的全史；尤其是，占全书绝大篇幅的人物传记，体现出他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作为述史中心的识见。这些人物传记，在教人怎样做人，在塑造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上，将起怎样的作用，正是他“述往事，思来者”，寄厚望于来者的。

经过剧烈的思想搏斗和郑重掂量，他终于悟出：把忍受宫刑的耻辱和由此带来的一切重压与写成《史记》相比，一方重于泰山，一方轻于鸿毛，只要《史记》得以完成，一切耻辱就算得到了最大报偿！

最啊，难道只有一死才能保持人格的尊严和荣誉，难道人生的价值只体现在荣誉和尊严上吗？如果任凭那凝结着两代人心血，承载着社会和时代要求的著作毁弃而不顾，那么，即使得到死节的荣耀，保持了清高的人格，又有什么用，又有多少价值呢？相反，若是这部《史记》得以完成，得以流传，那么我整个的人生价值就能得以实现，一切屈辱和痛苦又算得了什么？！

价值观的突破，使他在是生是死的剧烈交战中选择了生——虽则是艰难的生、沉重的生，但却是崇高的生，伟大的生。这个选择乃是一个大智大勇的选择！当司马迁决定“隐忍苟活”，决定走“隐忍以就功名”这条路，甘愿背负着耻辱的十字架也要完成《史记》写作的那一刻，应该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欢呼祝祷的一刻，因为司马迁在思想上、精神上、观念上的这一胜利，不但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中华民族伟大的史章，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一笔难得的精神遗产——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启发和引导人们在对人生价值的看法上踏上一个新境界。

这里，还有几点必须着重交代一下：其一，为什么说司马迁选择生，决定走“隐忍以就功名”这条路，甘愿背负着耻辱的十字架也要把《史记》写成的那一刻，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都为之欢呼祝祷的一刻？这是因为，这个选择，固然只是司马迁个人的一种人生选择，然而他的这种选择，却关系着我们整个民族，影响着我们整个民族。试想，当年如若司马迁一念之差，选择了轻生、死节，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有司马迁，也不会有记述中华民族上古通史的《史记》，就不会有纪传体的创立和依此体例所写出来的二十四史（就是有，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试想，历代的中国人如果读不到《史记》，读不到这部记载民族历史和民族心魂的著作，那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和遗憾。这种损失和遗憾是难以想象的，那将是民族文化的永久遗憾！所以他的这个选择，他的这个胜利，就不单是属于他个人，而实实在在是属于全民族的了。

其二，为什么说他在思想上、精神上、观念上的这一胜利，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启发人们在人生价值的看法上迈上一个新台阶，踏上了一个新境界呢?

在生死问题上，一般世俗之见总是好生恶死、贪生怕死。俗话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者是。而儒家所提倡的“士可杀不可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气节观，正是针对世俗的保命哲学提出的。这种看重气节的生死观，是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是民族道德的一种提升，是超越流俗的一种较为高尚的生死观。而司马迁在精神炼狱里，经过剧烈的思想搏斗和反复考量所悟出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生死观，强调死可以重于泰山，也可以轻于鸿毛，就看你怎么对待。司马迁从切身的遭遇和对前人历史经验的总结当中，得出的这个新认识是：认为人生有比气节、比荣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事业和理想。为了事业和理想，有时要不惜含羞受辱地活下去，这便是“隐忍以就功名”。这样的生死观、荣辱观，从讲究气节，维护人格尊严的层次，提高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层次，这不是在儒家传统的气节观、生死观基础上的再升华吗！

其三，沿着叔孙豹“三不朽”的思路，司马迁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当然只能活一世，可他所创造的功绩、事业，他的精神品德，他的思想学说，却不止可以影响当世，而且能够千秋万代地传下去，成为“世人”共有的财富。想清了这一点，他就更加坚定了通过“发愤著书”来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信念，顽强地、加倍地以一支笔求得对屈辱的补偿。这就好比生命和理想之火，原来有好多喷口可以自由喷射，如今命运之手堵塞和封闭了其他渠道，迫使他把全部火力集中于著书“立言”这唯一的喷口，结果，这个喷口就获得了成倍乃到超倍的压强，“喷射”出了《史记》这部光照万世的巨著！

当一个人陷入人生最悲惨境遇的时候，能够受辱而不死，宁肯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承受肉体和精神最难堪的折磨，拼了命也要完成《史记》这部书的创作，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早有素志和宏愿，要为中华述史，要为民族写心，写出第二部《春秋》;因为他已为此投入自己的全副心血和激情，寄托着他全部的理想和追求；因为他懂得这部书的价值，他相信这部书的价值，更有强固的自信，相信这部书一旦完成并得以流传，“则仆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当一个人面对生死的抉择，在精神、情感最痛楚的日子里，能够保持理智，以先哲“三不朽”的人生追求为引导，根据自己遭际的世所罕遇的生命体验，集中古圣先贤的人生智慧和经验，融汇、凝结、迸发出一种闪光的思想，催生出一种崭新的生死观、荣辱观，提炼成为“发愤著书”说。

这种新的人生价值观，从产生之日起，两千多年来，为后来者，为在封建社会受到种种迫害，遭到不幸命运的人们，指明方向，平添勇气，获得了多少生机！他的“发愤著书”说，又激励和鼓舞过多少仕途不遇或人生失意的文人志士另辟蹊径，挥洒才华，潜心创作，为社会、为民众做出了多么宝贵奉献！

司马迁和他的一部《史记》，留给我们的、教给我们的、告诉我们的，又岂止单单是怎样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016年5月14日

师盛校园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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