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过程研究与传播系统研究

01.

系统论的必要性

单一的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必然与其他过程保持着相互连接、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需要运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来考察社会传播，这就是系统论传播模式的肇始。

系统模式下的社会传播结构

01.

赖利夫妇的传播系统模式

由美国社会学家J·W·赖利和M·W·赖利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一文提出。这个模式告诉我们，任何一种传播过程都表现为一定的系统的活动，而多重结构是社会传播系统的本质特点：

（1）从事传播的双方即传播者和受传者都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个体系统，这些个体系统各有自己的内在活动，即人内传播；

（2）个体系统与其他个体系统相互连接，形成人际传播；

（3）个体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群体系统，形成群体传播；

（4）群体系统的运行又是在更大的社会结构和总体社会系统中进行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大环境保持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传播结构的多重性和联系的广泛性。

瓦叔注：

赖利夫妇模式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模式，因为赖利夫妇模式，它提供的这种人内，人际，群体和更大范围的传播的结合，其实非常适合分析几种不同类型并存的网络传播现象。

例如网络暴力现象，很多时候的网络暴力来源于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他认为自己有必要针对那些挑战自己全问题，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人进行反击。（人类传播）而这些人他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督促，形成了群体，而在这种群体中，每个人的观点，彼此聚合变得越来越极端，这就产生了极化效应，甚至集合行为。（群体传播）更宏观的角度出发这些的群体对单个人进行的网络暴力有可能会干扰，影响整个舆论场，而从而和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结合起来，进而产生全民的大范围的舆论共振活动（例如没有充足依据的情况下认定某人“不爱国”）。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个人的心理就演化成了群体的网暴，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02.

马莱兹克的系统模式

德国学者马莱兹克于1963年在《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提出的系统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马莱兹克把大众传播看做是包括社会心理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影响力交互作用的“场”，这个系统的每个主要环节都是这些因素或影响力的集结点，其中包括影响和制约传播者的因素、影响和制约受传者的因素、影响和制约媒介与讯息的因素等。马莱兹克的系统模式说明，社会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研究社会传播必须对涉及该活动或过程的各种因素或影响力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但存在忽略各种因素的大小影响和主要矛盾的问题。

瓦叔注：

这一模式考察其实不算太多，但是他一旦考察出来，很多人都回答不上来，因为他的这个图非常复杂，让人看了发懵。其实你只需要记住“影响和制约传播者、受传者、讯息与媒介”的因素就可以了，然后把它的价值和意义给写上。这其实比会不会画图要重要的多。

社会传播的总过程理论

01.

日本学者的传播总过程研究

田中义久在1970年提出的“大众传播过程图式”：田中义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交往”概念出发，把人类的交往分为三种类型：能量交往、物质交往、信息交往三类。作为特定传播过程的双方则有独立人格主体之间的人际传播和组织性的，媒介企业主导的大众传播两种可能。传播的双方都有着一定的日常社会条件或环境的背景，而每一方传播活动都受到条件或环境的制约。田中义久的这个图式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的许多重大理论课题，尽管它还不完备，但可以说它是第一个基于唯物史观的系统模式。

瓦叔注：

田中义久模式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式，这里它最重要的点其实上是把信息交往和物质交往的关系给他明确了同时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之间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所以它是一个既有唯物主义观念，同时又有一定的传播形态的区分的模式。

02.

稻叶三千男的异化理论

稻叶三千男在《大众传播的生产过程》等论文中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是一种“总体充满矛盾的运动”，这个运动过程中不仅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矛盾，而且具有大众传播产业的特殊矛盾。稻叶特别分析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异同，指出了记录、编辑等精神劳动者在“脑”与“手”的分离过程中所处的矛盾状态。媒介从业者不能在劳动中体现自己的意志，劳动只能无条件地服从于媒介资本的需要。稻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精神劳动者的“异化”过程。

瓦叔注：

异化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这里我们对异化做一点简单的分析。

异化这个概念的渊源非常久远，最早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和卢梭，经黑格尔阐发。但我们知道最多的异化来自于马克思。马克思对于异化的观点来自于《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但此后，作为早期马克思思想的代表，在《资本论》中被逐渐扬弃，变为他对于“商品拜物教”的观点。但1920年后，卢卡奇，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又开始重拾异化理论，并让这个理论爆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什么叫做异化？从字面上说，人们将它理解为一个人的本性发生了改变或者扭曲。但是一个人本性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生活上受到了某些压迫。从最根本的原因来说，是因为他和他的本质，劳动，产生了分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区分于动物是实践，我们能够构想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将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变为现实。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就是劳动。我们在劳动中不但获得了生活资料，逐渐形成和塑造了自我，并形成了人类的社会关系。但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劳动异化了，也就是说，劳动变成了一部分人用来剥削另一部分人的手段，非劳动者（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者，主导了劳动过程，并占有了劳动成果，结果使劳动者的劳动变成了仅仅维持他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简单手段，这种劳动对于他来说是被动的、被强制的、使他感到不幸的；他无法从劳动中建设自己，认可自己。相反，劳动却把他变为了机器。相应的，人与他的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异化，例如现代生产需要人和他人实现更紧密的合作，但是人与人的关系却因为激烈竞争变得疏远。人在崇拜金钱和资本的同时，甚至无法认识到这种资本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关系。

理解这个问题后再看这个异化就很明确了：记者的任务是发掘事实并陈述事实，但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媒体信息的生产服务于盈利和其他目的。因此，记者的劳动必须服从其媒体的意志。这本身不仅伤害了新闻，也伤害了记者本身。许多记者选择离职，也是这个缘故。

03.

传播制度的作用

现代大众传播与资本制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传播媒介在从事营利活动的同时，与权力相融合，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大众传播新闻报道的闹剧化和娱乐内容的大量提供，客观上起着一种“麻痹神经”的作用。他们研究大众传播的目的，在于唤起现代受众的觉醒，使其超越被动和麻木的“大众”状态而成为“能动的传播主体”，成为有批判能力的“理性市民”。

04.

社会传播的总过程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看问题，社会传播的总过程体现出如下特点：

信息传播属于与人类的精神生产相对应的精神交往活动的范畴。在生产活动中，人们发展出物质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精神交往关系（传播关系）。满足社会精神生活需求或信息需求的精神生产，围绕这种生产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称为精神交往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传播关系。

信息传播既然属于与精神生产密切相关的范畴，那么，要考察信息传播，就不能不考察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产，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生产，是社会意识的生产，也是社会信息的生产，属于上层建筑的生产，因而受上层建筑规律的制约更为直接。

精神生产既然是一种生产，也必然会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生产力是参与社会精神生产过程的一切信息资源、工具、技术和人力要素的总和。生产关系或传播关系由三个方面构成：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即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精神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精神产品的分配以及消费关系。一个社会中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力的水平和精神生产关系的状态。

传播学既然把考察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关系作为自己的首要宗旨，那么就不能单纯地考察狭义的信息“交流”，而必须与宏观的社会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亦即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我国的传播学更有必要从信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入手，对我国的信息传播的结构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瓦叔注：

这部分其实辅助的说明了前面的精神交往论的内涵，前面精神交往论主要讲的是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在这里精神生产的部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什么是精神生产的生产力？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中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在当下其实这种生产精神产品的能力，绝大多数来自于媒介的生产能力。而媒介的生产能力，只要考虑到相关从业者的素质，媒介企业的规模以及媒介技术的水平。

而什么是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这里从生产的要素、流通和消费来分析。从生产要素看来，在精神生产中，谁掌握着最先进的媒介技术和组织，谁就掌握着精神生产的主动权。注意掌握，并不是使用，比如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发言，但是社交媒体的规则，社交媒体的算法调控的权力，这并不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掌握精神生产资料。在前社交媒体时代，那更不用说。无论是控制甲骨、青铜还是印刷机，谁控制了技术谁就可以对信息的传播进行方便的控制。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研究媒介的所有制也就是他归谁，所有谁可以控制它，这就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技术学派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对于技术的判断总是过分高估，因为技术在社会中总是只为少数人所掌握的。而少数人一定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改变和限制这些技术，不让它发挥出潜力。

而人们在精神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其实也可以看作在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中谁掌握着话语权谁传播，而谁只能相对而言，更多只能处于听从和被动的角色。中国传媒大学曾经有一道题就是讲这个，说的是分析阶层占有传播资源的现状，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例如为什么电视剧中的形象很少极度贫困的人，也很少省级以上的干部，更多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为什么如果北上广出现内涝全国都知道“来这里看海”，但货真价实的每两三年就有的长江洪灾则很少上热搜呢？这其实不是“新闻价值”的问题。相反“新闻价值”只是“精神生产关系”的映射。

而精神的分配和消费问题，最明显的就是“数字鸿沟”“知识沟”问题。例如，很多媒介提供的内容，普通人因为媒体的接入问题和媒体产品的价格问题实际上是无从享受的，这也造成了不同群体将知识信息乃至机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算法时代，这一鸿沟甚至有可能比以前更深更阔。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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