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家的“仁爱”

岳麓书院 · 陈仁仁

编者按

2016年11月21日晚七点，在研究生院楼C203教室，湖南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国学经典导读”第九讲，开创了一种既传统又新颖的课程形式：三家会讲。

讲座由殷慧副教授主持，邀请岳麓书院钱永生副教授、陈仁仁副教授、胡吉勋副教授为会讲嘉宾，进行了题为“儒墨耶三家论‘爱’”的主题讲座。

整场讲座由分讲、会讲与问答三个环节构成。陈仁仁老师是湖南省孔子协会秘书长，钱永生老师是墨学研究名家，胡吉勋老师是基督徒，对《圣经》有深入研究，三位学者为听众依次解读了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和基督教的“神爱”。随后，三人围坐在一起，以会讲的形式对“爱”，以至儒墨耶思想的基础、特征和差异等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在师生互动环节中，同学们的提问又进一步丰富了讲演的内容。

会讲之后，岳麓书院教师在线上继续展开着更为激烈的辩论与交流，朱汉民先生提供了最新发表的论文《理想与现实：儒家之道的价值序列》，作为会讲的第四方参与进来。这个话题也将借助岳麓书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引起更广泛的交流。下面为课堂实录，以飨读者。

殷

慧

各位同学、各位朋友：

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经典导读》课堂！今天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九讲。这一讲有一个特别的形式，就是三人同台会讲。

今天坐得特别的满，那我从大家的表情揣测一下：大家是为了“爱”字而来？还是为了我们三位教授而来？还是为了我们三位教授“论爱”而来？我想都有可能。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次的会讲呢，也可能将会在岳麓书院的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什么呢，在1167年，朱熹不远千里来到长沙，与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进行会讲。据说他们讨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当时来听会讲的学生也特别多，我们岳麓书院旁边的饮马池的水也曾经被喝光过。据有学者统计，有一天晚上拜朱熹和张栻为师的学生就达70多人，这是当时朱张会讲的盛况。

朱张会讲开创了中国学术史上一次会讲的先河。今天我们这个会讲的形式，后来成为书院一项重要的讲学制度。在岳麓书院一千零四十年的历史上面呢，会讲很多，但是好像还没有今天这样一个主题的会讲。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经典导读》课程的钱老师，因为钱老师是这次活动的设计者。

好，我们现在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亮相，第一位是陈仁仁教授，第二位是胡吉勋教授，第三位是钱永生教授。我就闲话少说，那么根据胡老师的建议，我们先有请陈教授开讲。

陈

仁仁

谢谢殷老师的主持，也谢谢钱老师对这个课的设计。

我这边讲的呢，是代表儒家这一方，儒家的“仁爱”，钱老师代表墨家，墨家的“兼爱”，胡老师代表基督教，“神爱”，神学方面的。

儒家的仁爱，碰巧我的名字也是一个仁字。那么在这个各自陈述的环节里面呢，我就主要讲一下儒家的仁爱思想，简单讲一下，可能二三十分钟。简单地涉及一下比较，更多的比较可能在后面的会讲和问答环节。那么我讲的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仁”在传统思想当中的地位，当然说的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第二个是“仁”的内涵及其特点，第三个是“仁”的功能。

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讲过这么一段话：“如果说，一个观念的重要和伟大，可以由它在历史上出现和被讨论的次数的多寡来估量的话，无疑的，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观念之一。它活跃的生命、一直贯串着两千五百多年来的哲学史，像一个观念的活泉，众多的概念，由它滚滚流出，因此使仁有了丰富而复杂的涵义。”

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仁”这个概念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获得讨论最多的概念之一，从它获得的讨论来看，它是很重要的。我们从它构成哲学家的思想来看，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孔子思想的核心。当然像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从老子讲起，在孔子之前。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则从孔子讲起，孔子在老子前面。

但不管在前在后，孔子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孔子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吕氏春秋》里面讲：“孔子贵仁。”他最重视仁。《论语·子罕》里面讲：“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他很少讲利，赞许的是命与仁。命是天命，孔子曾经自述他的“五十而知天命”，他的这个“天命”是不能用个人的努力去控制的，你只能知它，知了之后你也不能控制，只能顺。所以在《论语》当中，很多地方孔子都讲是“命”、“命也”、“知命”。还有一个就是讲“仁”，“仁”作为一种德性，是可以控制和把握的，只要去修养，它是从道德层面来说的。人只能把握道德上的事，“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只有道德才是人能够自主的，其他都不能自主。

“仁”是他的思想核心，但是“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不等于说在孔子之前就没有“仁”这个概念。应该是说把它当作一个哲学概念，而且是一种哲学体系中一个核心的概念，那是孔子开始的。

把“仁”当作核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政治社会的内涵上来讲，它要求恢复的制度是什么？周礼啊，周代的礼制。再进一步具体说，是礼乐制度。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一种礼乐文化。换句话来讲，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类型可以说是礼乐文化，但是这个礼乐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呢？是“仁”。可见这个“仁义”的“仁”它在孔子思想当中的重要性。

“乐”可以从属于“礼”。西周用礼乐制度，用礼乐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在孔子之世，我们知道，已经是礼崩乐坏这样一个社会状况，而孔子的理想又是恢复到周礼，还是希望用礼乐来治理国家，可是已经礼崩乐坏了，那如何去恢复礼乐呢？那么孔子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仁义”的“仁”这个概念，也就意味着恢复礼乐不是简单形式上的恢复，不是简单地制定一套规则让大家遵守，而是唤起人内心的“仁”，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在《论语·八佾》篇当中，孔子讲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礼乐制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仁心”，没有“仁德”，那礼乐有什么用呢？所以，礼乐的核心其实是仁德。

从孔子开始，把“仁”这种概念当做核心来看待，为的是从根本上建立一种“仁”的制度，“仁”的文明。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他的思路就是从根本上，从人的内心建立起对于礼乐的重视。

孔子讲“仁义”，但是，并没有连起来讲。而孟子将“仁义”连起来讲，更加把“仁义礼智”这四种德性上升到一个极高的层面。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固有的四种德性，在孟子的理论体系中极为重要。《孟子》的开篇《孟子·梁惠王上》说：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也讲“利”，但并不是以“利”为根本，最根本的是要有一种德性。所以，便有疑问：何必要讲利呢？有仁义便足够了。如果讲求“利”的话，便可能出现“上下交征利”的情况。一国君主追求“何以利吾国”，士大夫阶层追求“何以利吾家”，一般的人追求“何以利吾身”，这样就会出现“上下交征利”的情况。孟子在强调“仁义”的过程中，当时也有人讲在现实层面难以实现，是“迂远而阔于事情”的。但强调“仁义”的意义是深远的，不在一时功利，孟子是丰富了“仁”的基本内涵。

从学术意义上讲，从“仁”的重要性上来讲的话，宋儒程颢有讲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卷二上）。还讲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卷二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话，便将“仁”的意义与范围扩大，并提升了它的境界。若达到如此，“仁者”便可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那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仁”的重要性在这里便体现了出来。孟子讲“仁”的思路是“亲亲—仁民—爱物”，到达最后的“爱物”的状态那也就是对整个宇宙之“爱”，也就是与天地宇宙为一。而与天地宇宙、万物为一仍是要在“仁心”、“仁爱”的意义上来体现、实现它。

所以可见，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过程当中，“仁”是一个核心思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仁”这么重要，但古人没有为“仁”建构一个“仁学”出来，将其作为一门学说、一个体系的名称。直至近代，方有谭嗣同的《仁学》出现。当代，牟钟鉴教授有一个“新仁学”的构想，其内容主要是一种对“爱”的追寻。陈来教授于近几年倡导“仁学本体论”，也就是“仁”的本体论，是以“仁”为本体，“仁学”不能作本体，一门学问不能作本体。陈来教授的说法是回应了以前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李泽厚先生说：“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也就是思考，中国哲学在世界范围内能给世界哲学带来什么？那么陈来教授的“仁学本体论”也就是对李先生这个提法的回应。而若是要求中国哲学“登场”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必需有自身的哲学体系而不是哲学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来先生就构建出这个“仁学本体论”。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建构体系是儒家的思路，而儒家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处于主流的地位，所以他可以代表中国哲学在新时期的一种形态。儒家想从“仁”的角度建立一种哲学体系，并且是可以从传统的“仁”的概念、对于思想的重视中延伸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出，“仁”的概念在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孔子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又可以发展出“以仁为本体”的思想，在“仁”的意义上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见“仁”之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仁”的内涵和特点。“仁”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自然性；二是个体性；三是社会性。

自然性体现在《孟子·离娄》篇中的“仁者爱人”。当然，这是他对《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的概括。“仁者爱人”的思想影响甚大。孔孟从“爱”的角度去讲“仁”。那么这个“爱”首先是自然的爱、亲情的爱。《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爱自己的家人、亲人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开端。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所以对于父母亲的爱，对于家人的爱，对于双亲的爱是本，这个跟对于其他的爱是不一样的，他更根本。这是儒家对于爱有一种思想，那就是爱是有差等的，是不平等的。

墨子讲兼爱，他否定这种有差等的爱。《孟子》里头讲墨者夷之，夷之明确讲爱无差等，但是他又讲“施由亲始”。这样一来，他既反对爱有差等，但又承认“施由亲始”。孟子就认为，你既然说“施由亲始”，为什么又说爱无差等呢？这个自然性是整个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强调的，爱，就是从亲亲之爱开始，亲亲就是血缘亲情啊，所以它是一种自然性的东西。正是这种自然性的东西，有人就很贬低这种自然性，说儒家把自然血缘当成基础是很低级的。其实不能这样看。儒家从自然性出发，推扩到社会性，再推扩到整个宇宙，宇宙又是一种自然，所以恰恰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循环。这是它的一个内涵。

第二个内涵是仁爱的这种个体性。个体性在中国哲学史的展开当中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个体性是一种含义。个体性指的是个人身心的和谐。《说文解字》对于“仁”的解释是“仁，亲也。从人二。”那“仁”是两个人，是一种关系。但是后面又写了一个古文的仁（忎）字，“从千心”。后来对于《说文解字》的这个理解，就从千心来理解，说千心、很多心啊，推之于万物，对万物都有仁心，从这个角度来讲千心，来讲仁爱的普遍性。我们现在知道90年代初期出土的郭店楚简，是战国时代的简，那个简上的仁字都写成：

实际上这个字不止在战国竹简中出现，更早的文字材料中，已经出现了“从千心”的这个“忎”字，但有些人认为甲骨文中的“忎”字不是仁字，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了，是个“仁”字，可以坐实。从这一点也可以证实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讲的这个“忎”是个古“仁”字，而“千”字是“身”字之讹。从这个意义上说，“仁”啊，有个内涵就是“从身从心”的，即人要协调自己的身心，这是人自爱，对自己的爱惜。这个“身心为仁”的意思，如果没有从文字意义上、从出土文献上，我们是不能了解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论语》当中，对“仁”的论述可以看到，如《述而》篇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想要仁，就可以有仁，因为仁就在你身上。“能近取譬”后面的社会性也会讲到这一点，仁的社会性也是从个人开始出来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从自己身上来比况，来理解仁，把它推扩出去。这就是社会性的“仁”了。社会性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岱年先生就特别认为，这里才是对“仁”的真正界定，因为别的地方，都是弟子问到的时候，孔子“随遇而及之”，有时这个含义，有时那个含义，那么张岱年先生专门讲过，就把这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理解为孔子对“仁”的定义。要从自己身上出发来实践、践行这个仁。所以社会性就是由个体性出发推扩开来的，孟子也是这个思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推恩。把人的内在仁心，自己的仁心推扩出去，就是爱。所以说呢，这是“仁”的一个内涵。

这个内涵的特点呢？这个特点我简单讲一下。“仁”就是人心内在固有的德性。在中国哲学史上要展开来看，《孟子·告子》上讲：“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我固有之”就是我内在的，这个内在的东西求则得之，舍则失之。那儒家有个观点啊，就是道德方面的东西是自己的，即人能够自己掌控的，只有道德。道德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只在于你为或不为。其他的功、名、利、禄，那是天命，只有道德是自己能够把控的。道德就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你存心于此就可以得到，你舍弃、你自暴自弃你就会失去它。那实际上，这个是固有的，你只是没有发觉。

那么孟子，儒家的这一派，特别强调道德的内在性，所以后来“内在超越”的道路，即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啊，就是如何从“心”内在发展直到“天命”。因为“仁义礼智”全是从心出来，发端于心，恻隐之心仁之端，都是从心、从心中内在固有的德性发出。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仁涵众德。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对仁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孔子不下定义嘛，我下一个定义。他说：“仁就是一切美德的总和。”那这个就是“仁涵众德”。因为孔子在《论语》中讲到“仁”，各种各样的“仁”，“克己复礼为仁”哪，“爱人”哪，很多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美德，都用“仁”来概括。而我们从《论语》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就可以叫“仁”，那么，具体是怎么讲呢？“恭、宽、信、敏、惠”。做到恭、宽、信、敏、惠就是仁了，那意味着什么呢？仁是包含这种种德性的。要完成这些具体的种种德性，方可称之为“仁”，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做到仁也就可以做到其他。程颢说“仁者，浑物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仁义礼智信嘛，义礼智信，都是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即是你做到了仁，你假如真的做到了仁，那也就会做到义、礼、智、信。前面是反过来说的，你要做到仁，就必须先做到其他的德性；程颢这里说“仁义礼智信，皆仁也”，即你做到了仁，其他的德性也就包括在里面。比如朱熹就讲，仁是无所不包的，所有的美德都包含在仁里头。这又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么，从这些特点来看，“仁”有一些功能。什么功能呢？首先是伦理功能，再一个是政治功能，最后是宇宙功能。

首先是伦理功能，伦理功能就是要施之于社会，在生活、实践当中，伦理功能是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但儒家强调的是，你要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自己个体要怎么样呢？你自己个体要“己立才能立人” 。你自己个体首先要做到，这是伦理的一种功能，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其实讲的就是伦理的功能。

第二个这个仁有种政治上的功能，其实就是“王道”的体现，王霸的王。王道的话要通过“仁政”来体现。“仁政”如何从“仁”出发呢？孟子讲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那不忍人之心是什么心呢？是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什么呢？就是仁嘛。都是从恻隐之心推扩出来的，所以他是从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从仁德这个角度推出一种政治，就是仁政。

那么施行仁政具体有何表现呢？孟子在几个地方都讲了仁政的表现，讲了一个政治的理想，有几个地方出现了，他在劝诸侯王的时候，怎么样可以统一天下，如齐宣王，那么他回答，就循循善诱，讲到一个例子，就是齐宣王看到“以牛衅钟”，就心生不忍，孟子就以此旁敲侧击，他说你这就是恻隐之心，你要有这种恻隐之心，推扩出去，就可以“王天下”。所以，这都是从仁心出发来呈现出的一种政治上的功能，他可以展开为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叫“仁政”。

第三是一种宇宙功能。宇宙功能要如何说呢？就是前面讲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可以通过仁心，仁心是天地万物之心，通过仁心来达到与天的合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就是说可以从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来和万物合为一体，就是张载讲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胞物与”的境界，即整个宇宙都是一个大家庭。

最后再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我们讲的是儒家、墨家与基督教，它们的第一个不同，是性质与目的是不同的，儒家和墨家的性质都是以人为本，都没有神的存在；而基督教是以神为本。儒家目的都是要提升人的地位，达到天人合一。墨家则是从社会的层面去谈，不像儒家是要天人合一，要亲亲仁民而爱物，墨家不是从这个层面去谈，他也不从个体层面去谈，只从社会层面去谈。基督教是神本，以神为本，基督教的爱首先是一种神爱，神爱首先是一种上帝对他选民的爱，然后是选民对于上帝的爱，通过耶稣这个中介实现这种爱，那么西方世俗的伦理道德都是以基督教的神爱的基础的。在有限的世俗世界中的道德都要以上帝的存在为基础，上帝是人们道德的本体。那么，在儒家的仁爱思想当中，他不是以神为根基的，而是以人为本。那么在基督教当中，他的那种神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所以目的就是要获得上帝的爱使自己获得拯救。为什么每个人要获得拯救呢？因为每个人都有原罪。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同的。

从范围和层次上看有不同，这个其实上面已经提到了，你看儒家的爱范围是最广的，而且这个范围是有层次的，亲亲、仁民、爱物。由爱亲、到爱民、到爱物，到爱物的话也就是到宇宙万物啦。墨家的兼爱基本上还是社会层面的，他没有外化到物，也没有内化到人；基督教的神爱呢？他也不是在物的意义上，他也没有涉及到物和其他的非人的存在，但是有神。所以呢，这个范围和层次还是不同的。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范围和层次上，来展开这种神爱。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儒家、墨家的爱是具体的，基督教的爱是抽象的，因为他是以上帝为基础，因为上帝是可以在时空之外的，因为他是在时空之外，所以他的爱就成为最普遍的。儒家和墨家是在时空之内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不同。

从相同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什么样的爱、思想和主张，其最终的结果，最后都是要导致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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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伍金霞、邱子睿、李强

编辑 | 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