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处岭南，远离中原文化的中心，在古代科举史上曾诞生了10位状元，其中有2位“三元及第”，在清代更是70年间连出4位状元，写下了科举史上的辉煌一页。广西人以什么样的努力，才能在南疆偏僻之地、依靠贫瘠的教育资源而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两千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或许我们可以从几个小村子里找到答案。

状元及第什么意思（状元及第打一字）

位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秀水村，以出了1位状元毛自知、26位进士而闻名，素有“状元村”之美誉。在南宋时期，这个200余人的小村子，几乎家中人人读书，还建了江东书院、鳌山石窟寺书院、山上书院、对寨山书院共四个书院，十里八方的年轻人纷纷来此求学，小村的文风之盛，令人惊奇。

读书的家风代代相传，在临桂四塘镇的横山村也如此。横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1名、翰林2名，进士4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四进士、父子五代连科”的辉煌。

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宏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五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

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宏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横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陈继昌所在的桂林临桂县（今桂林临桂区）一共诞生5位状元，在清代更是在70年间连出4位状元，其数量和以文风鼎盛而闻名的江苏无锡、上海松江府等同，这样的优异成绩，相比于广西贫瘠的教育资源而言，是一种奇迹。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数量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

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而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思明府府学（崇左宁明）、经正书院（百色田东）、兰阳书院（河池东兰）等数十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果纵观科举历史，一个疑问就会油然而生：既然状元们才高八斗，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名臣如魏征、王安石、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等人，却大多不是状元出身，状元为何难成名臣呢？

广西儒学会名誉会长朱方?：中了状元才是从六品官，他们授的官职一个是“翰林院修撰”，那就是在翰林院里面抄抄写写，来搞这种文字工作的，就当秘书一样的。

在古代，翰林院修撰是朝廷里的“清贵”，所谓“清贵”，就是地位很高、又无需负责刑名、税收等官场俗务的官员。这样的职务看似尊崇，但是在封建体制下，只不过是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很难接触到与民生、军事有关的具体事务。古代官吏选拔大多遵从“宰相必起于州部”的原则，状元们如果没有长期在地方担任政务主官，自然也就得不到严格的历练，因而难成名臣。

广西的状元们除了冯京之外，虽然都没有成为一代名臣，但是都有着刚正廉洁、勤政爱民、清白立世的道德品格，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履行着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

南宋开禧元年（1204年）状元毛自知，自幼心怀报国之志，科举夺魁之后，多次与辛弃疾等人呼吁朝廷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因此被朝中投降派所憎恨。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北伐大败后与金朝签订和议，投降派为讨好金人，竟然以“毛自知首论（倡）用兵”为罪状，剥夺他的状元称号并降级为收税官。毛自知被贬后，尝遍了官场险恶、人情冷暖，于五年后（1213年）因病逝世，年仅36岁，至死仍不改倡议北伐的初衷。

既为“清贵”，那么廉洁就成了状元们普遍具备的品质。在桂林市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第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四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半之屋”，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已竣”。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

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1732年的横山大堰，历经26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

清代道光年间的状元龙启瑞专心于文教，相继担任湖北、江西学政等职务，主管一省的教育事务。龙启瑞在音韵学上有着很深的造诣，著有《古韵通说》等作品，他的文章文辞优美、考据明晰、文风朴实，被誉为清代“桐城派”文学巨匠。晚清名臣曾国藩对龙启瑞的学问和人品均十分佩服，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临桂朱琦（字）伯韩、龙启瑞（字）翰臣……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与广西矣”。龙启瑞死后，曾国藩手书挽联“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以儒家“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来评价龙启瑞的一生，可谓推崇备至。

光绪十五年状元张建勋一生以推行教育为己任，1897年任云南提督学政时，他极力倡导教育，主张“自小儿入举，入学除盲”，募资修建了大量学校、书院，在他的悉心教导之下，云南科举竟然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科举状元袁嘉谷！在张建勋离任时，云南父老乡亲为他献上一副牌匾“大启滇文”，以感谢他在推广云南教育的功绩。

在桂林靖江王城景区中，建有一座“状元廊”，列有八位桂林籍状元的雕像和生平事迹，以此纪念这些八桂文脉中的佼佼者。

儒学大宗师朱熹在《朱子家训》中教导后人“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广西的状元们也用一生的身体力行，实践着这一句格言。状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与荣耀，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状元文化厚植八桂沃土，穿透千年时空，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笃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