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为何未能摆脱朝代的兴衰更替-米儿火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时代，总共出现过三种被最高统治者用来治国理政的思想。它们分别是秦国的法家、汉初的道家和后来的儒家。在此之前，我国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另一个是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第一个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思想，第二个时期诸子百家历经战火，最终法家思想脱颖而出，大兴法家的秦国统一了六国。自此开始了王朝兴替。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开启之初，都会顺从民意，只是后来的君主随着个人欲望和环境改变，渐渐忘记初衷，慢慢背离民意，而民意作为历史走向的中轴线，又不让一个时代偏离它太远，于是历史像一个钟摆，在围绕精英和民众之间不停的震荡。

第一个原因：百姓虽是历史主体，但却不是历史中心

在评判某一时代时，人们惯常于说它推行了什么制度，然后再对某些人物做出评价和历史定位。这种视角，是站在精英历史的制高点去看的。自从出现“君主”以来，我国一直是人治社会，这是我国社会特性决定的。也因此，我国历来推崇英雄和先贤明君。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记录历史的，只要你翻开历史记载，凡被历史学家载入史册的，都是对那个时代有些贡献的人物。这也导致了一种现象，历来的君主都试图以英明的形象被载入史册，让很多历史之谜至今都未能解开。因为它们背后，可能藏着那个时代的精英们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种现象不是我国所独有，世界历史也有很多被篡改的痕迹，只不过我们塑造的历史更完美。历史学者总是从大民族观出发，立足于精英们的“开疆拓土”“经济文化”“治国理政”等，而很少提及平民百姓的生活。但历史的真相则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因为所谓的历史兴衰，都只是精英们角逐的游戏，受益的都是他们，而百姓始终还是生活在最底层。可惜的是，书写历史的人站在精英那一边，他们眼中的兴衰是权力的更替，而不是百姓的冷暖。

第二个原因：一切社会变迁都源于“君舟民水”的关系

只要有精英阶层存在，历史会永远不停变迁，任何学说，都将被未来淘汰。我国历史上就上演过“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代，其中登上最高舞台的思想，有法家、道家和儒家。除了儒家，实际上法家和道家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不符合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两个明显特点：一个是宗亲，另一个是人治。无论推行什么样的制度，都要基于这两个基础。这两个特点都是围绕“远近亲疏”的社会关系和“上下阶层”彰显出来的。我们从三家思想逐一分析。

首先法家思想，它的核心是君主以下任何人都要“论功行赏”，这个观点有两个好处：一是维护了君王的权威，二是让底层社会看到了希望。为了弥补宗亲制度，法家制度保留了皇室贵族的地位，但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无疑法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在不改变君王的意志下，尽量给那些勇者、贤者出头露面的机会，另一方面还防止了宗亲争夺皇权。假如君主一直是明智的，法家不愧是一种好的治国理政思想。

第二个是道家思想。道家的核心是无为，甚至认为“百姓为刍狗”。然而，君主也是人，怎么可能处在权力的最高位，而无为呢？但它们却记住了“百姓为刍狗”的道理。这与“人治”理念又相去甚远。因为真正的“道”是“大”众层面的，而帝王只求“术”，这个是“小”众之道。

第三个是儒家思想。儒家是最符合传统社会特点的。它的核心主张“仁政”，就是人治，它的礼法就是宗亲之间的伦理。

提出“君舟民水”关系的正是儒家，虽然儒家思想符合传统社会结构，因为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伦理标准，既维护了精英阶层的利益，又给社会套上了道德枷锁，还把君主定格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但由于儒家没有建立对最高权力的限制机制，也会上下逆心，君民背离。

其实诸子百家思想，只不过是历史阶段的学说，比如法家兴在争霸，道家兴在治弱，儒家盛在维稳。但历史走向从未改变“君舟民水”的道理。一旦社会有变，都离不开这种关系发挥的作用。

第三个原因：发生历史更替的是精英阶层，社会底色永远是百姓

既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人治历史。而人治的典型特征就是“权力”，围绕行权和权力分配，就是历代兴衰成败的本质。在历史学家眼里，改朝换之所以被称为兴衰，就是因为处在最高权力顶端的那个“精英阶层”发生了更迭，往往是旧的权力阶层被打倒和推翻。

人治的社会，靠的是精英阶层的智慧。虽然治国理政思想可以帮其建立一套制度，这套制度的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缓兴衰周期，但历史兴衰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人。因为精英阶层缺乏外在的监督，一旦发生内卷，或者权力泛滥，就会给底层的百姓带来灾难。这时候，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底层民众对旧有的制度都会失望，这才是朝代更迭，历史兴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