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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流动性降低的趋势，不平等成为了全球的政治经济问题。而印度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其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问题一直广受关注。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印度国情复杂，种姓制度使国民收入受社会结构影响更大。2018年11月，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WID.world，该数据库是一个致力于提供开放的国家内与国家间收入与财富分布历史变化数据的大型数据库）围绕印度基于种姓的社会结构，撰写并发布了《1961—2012年印度财富的不平等、阶级与种姓》报告，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分析50余年来印度的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状况。

原文 ：《WID最新报告：近50年印度社会不平等趋势扩大》

熊一舟/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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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情纷繁复杂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大国，国土面积世界第七。这个古老的国度充满了多样性，共有29个邦，13亿人口。印度最大邦的人口是法国的三倍多。印度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是世界上现存的四种宗教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第三大穆斯林人口国家，有22种语言和4000个种姓。宗教、种族、种姓和语言不仅决定个人身份，而且在家庭和国家层面的许多经济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1947年独立后，印度成为一个世俗的民族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目前正在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所有这些人口、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都是导致当前“印度式”不平等的原因所在。

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从1901年的10.8%上升到2011年的31.2%，但它仍然是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城市化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法国、美国、英国的城市化水平都高达80%。即便与中国（55%）、南非（65%）、俄罗斯（74%）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印度的城市化仍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印度的城市化水平甚至低于分裂国家——巴基斯坦（38%）和孟加拉国（34.3%）。印度仍是一个农民占总人口65%以上的国家。

印度还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宗教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在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中扮演着中心和决定性的角色。印度有六大宗教，信仰六大宗教的居民占印度人口的99%以上，而印度教徒则在这个国家占大多数。

此外，种姓是印度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可以看作是宗教经文中列举的瓦尔纳制度的实践版本。瓦尔纳制度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的，具有3000多年的历史，这一制度将人分为四个等级，是古代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直到今天仍产生巨大的影响。种姓制度确定了各个种姓在社会上的地位。事实上，一些高种姓的社会地位的确立，是以牺牲其他种姓的地位为代价的。占总人口比重5%的婆罗门、5-7%的拉其普特人、2%的巴尼亚人被认为是高种姓。种姓制度获得稳固性的最重要、最独特的因素，是它给社会中的每一个种姓都分配了相对固定的地位。尽管拉其普特人在社会等级中排名第二，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居于全社会90%的人之上，巴尼亚人则获得了超过总人口88%的较高社会地位。除了底层种姓之外，其他种姓都获得了某种优于其他种姓的社会地位。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自由化，但是印度的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印度的贫富差距不仅出现在比较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而且在城市地区内部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财富的集中必然带来其他社会资源的集中，而社会资源的集中反过来又会加剧财富的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这一趋势让印度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

根据《新世界财富报告》（New World Wealth Report），在印度，所有高净值人群（HNI）的累计财富从3100亿美元增至5880亿美元，总人数也从2008年的8.4万人增至2012年的15.34万人。高净值人群指资产净值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他们也是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等可投资资产较高的社会群体。相应地，在同一时期内，根据印度储备银行的报告，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根据印度政府公布的标准，每月消费低于1000卢比，约合14美元，即为贫困线以下人群）从40.7%万人下降到26.9万人。高净值人群的增长率为82%，而贫困线以下人群的下降率为24%。1981年，印度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总财富的45%，到2011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8%，30年间增长了15个百分点。1961年，印度农村的中等收入人口拥有农村财富总额的45%，到2012年则下降到39%。在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占城市总人口比例已经从1981年的42%下降到2012年的35%以下。在印度农村地区，人均收入低于中位数50%的人口从1961年的12.6%减少到2012年的10.5%。从全印度来看，中产阶级人口所占比例目前接近35%的水平。城市地区的不平等状况更为严重。在这些地区，人均收入低于中位数50%的人口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9%，而在全印度范围内这一数字为8%。该国一半人口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很低。

在印度，财富高度集中在金字塔尖的少部分人手中。1961年，印度农村地区5%的最富有人口拥有农村地区财富总值的70.4%，到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为74.3%。20世纪60年代，印度实施《土地最高限额法案》，规定了个人拥有的土地总量的上限，超出上限的部分由政府没收并分配给贫穷农户。该法案推动的土地改革部分导致此后20年中农村财富集中程度小幅下降。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出现反弹，在过去十年达到了最高水平。与印度农村相比，城市的财富集中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城市中，1%的最富裕人群在1981年占有社会总财富的29.4%，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44.5%。

种姓进一步加剧不平等

印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有着极其复杂的种姓制度。尽管种姓制度早已取消，但过去那种按照种姓分配财富的不平等从未真正得到纠正。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印度的土地分配。土地是印度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过去，土地分配完全基于种姓制度，上层社会占有几乎所有的土地，而下层社会则成为劳动阶层。独立后的印度实施了土地改革，旨在将土地所有权分配给主要来自较低种姓的真正农民。但印度土地改革设计本身就不注重土地分配，而是把重点放在设置土地占有上限上，这使得低种姓劳动者仍无法摆脱其命运。

目前，种姓制度在印度社会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种姓间经济上的差异并没有呈现缩小的趋势。低种姓人群的收入相对增长要么趋于停滞，要么下降。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最担心的问题，可能是低种姓人群的受教育程度低下。这意味着，未来不同种姓之间的差异很难获得改善。教育的私有化增加了受教育的成本，而工作对技能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印度的不平等现象根植于以种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种姓不平等的外在表现。

在当今印度，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弱势阶层（Other Backward Classes）被视为弱势群体。印度家庭的年均收入为113，222卢比（约合1622美元），而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家庭收入分别是平均收入的70%和80%，其他弱势阶层和穆斯林家庭的收入分布为平均收入值的90%左右。高种姓家庭的收入则为平均家庭收入的1.4倍。我们发现，印度的人均年收入在人群分布规律上也呈现类似的特点。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表列种姓的财富拥有比例都是最低的。过去十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善，但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其他种姓相比，婆罗门的受教育程度最高。在印度成年人中，受教育程度从高到低的基本排序是：婆罗门种姓、其他高种姓、其他弱势阶层、表列种姓、穆斯林、表列部落。婆罗门与表列部落之间受教育时间的平均差距是5.6年，婆罗门与穆斯林之间的平均差距是4.9年。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所有社会群体中，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这是社会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反映。

同一种姓内部的不平等状况也十分严重。在印度，每一种姓又分为数以百计的次等级。同一种姓内的这种多层次部分地导致了各个次等级之间经济状况的差异。2002年，在高种姓中，居于顶端的1%拥有高种姓财富总值的13.6%。到2012年，这一比例增加到29.4%。高种姓中的5%在2002年拥有高种姓财富总值的32%，到2012年则增至47.6%。现在，前10%拥有高种姓财富总值的60%。因此，高种姓中的不平等状况是各种姓中最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