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

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做出了突出贡献。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

北京大学有哪些女学生做出贡献？

此题无解，因为北京大学直至1920年初春才有了第一个女学生王兰。

一个近代女子能迈上追寻高等教育求学之路，已经是当时女性群体中及其幸运的一批人。

我们且来看看，她们有多“幸运”。

第一关：家庭关

大家刚才提到的北京大学第一个女学生王兰吗？

据王兰自述：“这次我要进北大，很有许多亲长反对，向我母亲多方劝止。我母亲打定主意，终久不为人言所动，竟许我进去。这实在是成全我入北大第一的要件。”

王兰看来，最关键的是家庭关。这不是个案。

曾宝荪，曾国藩的曾孙女，艺芳女校创办者。晚年回忆，她特别感谢祖母为她做的三件事：一是未坚持让她裹足,故以后能行走天下,能成为社会女性：二是未在童年便将她许配人家，因而不受家庭拖累：三是准她进学堂念书并准她出国留学，使她学到了为理想奋斗的本领。曾宝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三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使我能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牵绊。”

这一段话就包含了家庭关三大问题：一、能不能不缠足。二．能不能不包办婚姻。三、允不允许进学堂？

父母按照传统要给曾宝荪裹足,她又哭又闹不肯从命.幸好祖母郭筠思想异常开明,极具远见卓识,她将女孙辈视为男儿,希望她们将来有所作为,而不欲她们因“三寸金莲”贻误终生。曾宝荪得以从小没有裹双足,成为曾家第一位摈弃裹足陋习者。

曾宝荪躲过一劫。吴贻芳就相对没有那么幸运了。

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中国第二位女大学校长。首位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女性。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荣获母校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民国时的教育界有一种说法,“男有蔡元培,女有吴贻芳。”出身封建官僚家庭的吴贻芳幼承家学，跟随堂兄吴益荪接受启蒙教育。也由于这样的家世，吴贻芳早早就被母亲裹脚缠足。11岁的吴贻芳以吞金自尽的绝决方式才逼得父亲同意自己和姐姐进新式学堂。

陈衡哲也出身名门望族，父亲名叫清末举人陈韬，是一名书画家；母亲庄曜孚在清末民初时曾与齐白石齐名，书画作品在国内外都备受推崇。虽然陈衡哲的父母都是学识匪浅的人物，但是仍然对女儿进行了缠足。1897年，7岁的陈衡哲被在缠足后，钻在没人的角落里，将脚上缠满的布匹全部撕下来，面对父亲的呵斥，她一声不吭。然后，父亲再次将她的双脚用裹脚布缠起来，陈衡哲再次悄悄地拆下来。当母亲庄曜孚看见她这番举动后，后悔不已，极力说服了丈夫不再要求陈衡哲缠足。1907年，17岁的陈衡哲从上海医学院回到家中，反抗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成功，但也被断了经济来源。直至1911年，她考入蔡元培创办的新式女校，开始接触系统化的西式教育和爱国思想。1914年，凭优异成绩成为"庚子赔款"首批留美女学生之一，公费前往美国留学5年。算是改变了命运。

陆礼华为了读书，女扮男装上学，为了有书读，坚决反对母亲给她裹脚。陆礼华自述：到晚上，我就到祖母那儿去，她住在桥那头，在那儿我剪断裹脚布。母亲说：“要是我不给你缠脚，我怎么当妈？你以后不会怪我吗？"我说，“不会，我不会怪你的。让我有双大脚吧，好能走路。”我剪了三次裹脚布。她说，“我就不信缠不了你的脚。你剪吧，但我总有办法给你裹脚。我心想，“你裹吧，但我就是要剪！”最后我母亲让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脚看起来不大好，就是因为裹过一点。以我为榜样，镇上的其他女孩也都拒绝裹脚。作为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校长，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中日关系紧张时期，陆礼华率领女子篮球队远征日本，带着国家的尊严与之一战，并取得胜利。

大家熟悉一些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荫榆，在十六岁那年，被母亲许配给了当地一姓蒋的大户人家。定亲的时候只求门当户对，并不知对方的底细。直至新婚才得一见。据杨荫榆兄长，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形容，“一位少爷老嘻着嘴，露出一颗颗紫红的牙肉，嘴角流着哈拉子。”。第二天，杨荫榆就逃婚回至家中。后在其兄长杨荫杭资助下，来到上海进入务本女塾念了书。

平衡事业和家庭

过了家庭关，还得越过一重重社会关。

首先，关于“女子是否应该接受教育”的争辩。维新派推动了女子教育；1907年女子教育被写进清末学制中。这个争辩算是告一段落。

其次，社会对“应当以何种方式接受教育”的争辩。即男女同校的争论。前文王兰，1920年3月进入北大后，到1920年4月初已有九位女生在北大就读。教育部并不放心，于是致北京大学公函一封加以关照：“……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观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

再次，“应该接受何等教育”的争辩。到底是“贤妻良母”还是独立自主的人。

还有一个到现在都困扰女性的问题——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中国传统婚姻崇尚“出嫁从夫”“夫为妇纲”等封建礼教，女性沦为男性附庸和生育工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虽封建婚姻观有了很大变化，但男性中心的文化传统仍以强大惯性继续存在。直至1934年国民党当局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发表的《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一大要义即推崇复归礼义廉耻等传统道德，并提出限制女性着装、要求女性回归家庭承担母职等要求，希图以传统妇德规训女性思想与行为。1929年对北京大中学校200名女生进行调查，发现有159人赞成婚后继续服务社会，占比79．5%。，平衡事业和家庭是一大难点。

袁世庄是当时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之女，在卫斯理学院曾因成绩优秀获奖，回国后虽曾在大学任教，但1922年结婚成家之后辞去了教职，主要辅佐其丈夫汪懋祖（亦是留美学生）创办苏州中学。同样，前文提到的陈衡哲，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后，曾与胡适共同提倡文学改良，发表白话文小说，在192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后随丈夫任鸿隽回国，为蔡元培聘请成为北大的第一位女教授。然而在怀孕之后，陈衡哲便辞去了教职，之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一学期后又因怀孕而辞职。据陈衡哲写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短文《自传》可知，“因为子女三人的教育不容卸责，故教书的时间先后不过三年。”在她的教导下，她的二女一子都成为大学教授。

曾宝荪在回答为什么独身时说过一段话:“我若结婚，可得儿女数人，我办学校则可有儿女数千人。杨崇瑞也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妇幼卫生事业，她说:“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1945年中国就有学者就曾指出，“职业女性最大的障碍，不是结婚，而是抚育孩子”。因为抚育孩子需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民国时期经济落后，社会基本保障机制不健全，如产假制度不完善、公共育儿机构欠缺等。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职业，她们主动或被动放弃生育，把重心放到教育事业上。陆礼华第一次婚姻生活很不幸，离婚后又再婚，但再婚后她就一直没要孩子。她说:“一个人如果献身事业，就顾不了家。我宁愿在外面忙，也不愿有一个舒适的安乐窝。”郑毓秀结婚时已36岁，婚后的郑毓秀没生小孩，一心扑在事业上，用她丈夫魏道明的话说，“她有一种战斗精神，不怕任何艰险。她做任何事情都是竭力以赴……她每做件事，都付以极大的热心，显然从中得到不少乐趣”。吴贻芳一生未婚，可谓嫁给了金女大，她说：“我后悔吗?不!因为我把自己奉献给了更多更多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提到的陈衡哲早年持不婚主义。被任鸿隽奔赴三万里，及“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这句求婚词的诚意打动。而陈衡哲针对知识女性面对事业与家庭相互掣肘的危机意识与矛盾认同在其所撰写的多篇论文中都有体现。（《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与职业》《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女子问题的根本谈》）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对教育的冲击

女性求学办学一方面要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对针对女性的束缚。还要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对教育的冲击。从1928年到1951年，吴贻芳主持金女大期间，面临着洪灾、疫情、战乱，政局动荡和经费短缺，以及教会与政府间矛盾带来的诸多困难。

1923年，基督教会出了一本名为《基督教育在中国》的书。该书针对当前基督教育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提出了所谓改革基督教育的措施。这些措施概括成一句口号，即“教会教育必须更有效率、更加基督化、更加中国化”。书中还说：“现在是加强在华教会学校的时机，以便将来毕业于教会学校的男男女女，会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基督化的国家。”从1922年到1926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基督教运动及由此而引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在华基督教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迫使教会学校在大发展以后进入了改革时期。

1928年，吴贻芳担任母校金陵女子大学第二任校长，也是其第一个中国校长。面临去宗教化和注册的问题，政府注册要求废除宗教教育的宗旨，并且不能把宗教课程作为必修课，而金女大校董事会则希望保留基督教办学宗旨。吴贻芳拜访国民政府教育官员，改革教育目标，取得了政府支持并顺利完成注册。同时，她又注重协调学校与校董之间关系，建议校董事会作出必要的让步。吴贻芳多次在教育行政部门和校董会之间斡旋，最终赢得了各方满意。根据金女大办学的宗旨，很大的一个目标是培养基督徒，服务于中国的基督教化。这一办学方向显然不合中国当时根本的社会需求，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同时，由于金女大其资金完全依靠国外的教会，如果完全不考虑教会的立场，则金女大的运转将停止。吴贻芳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立意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丰满。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这一看法一方面反映了她看重基督教以献身自我服务众生的精神所传达的积极的人格价值，尊重了教会的意志；另一方面，也不和中国当时的救国氛围相冲突。吴贻芳依照这种理解，成功地调整了金女大的办学宗旨：即淡化宗教目的，而与非教会大学一样，注重学问与道德，养成服务社会的本领。

社会局势

近代中国社会新旧思想杂糅，各种矛盾层出不穷。在这个局势复杂的时代，能否审时度势，敏锐捕捉到社会和局势的变化，顺利化解危机，直接关系到她们能否继续担任校长的问题。

杨荫榆对现代女子教育的看法沿袭自她在东京女子师范大学时的理念，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杨荫榆在担任女师大校长的时候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学校是“国民之母之母”，意指女师大是培养未来国民的母亲的学校—这句话里的第一个“母”是母亲，而第二个“母”是指女师大。杨荫榆称“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杨荫榆缺席了五四运动，对五四所形塑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深感隔膜。这也致使了杨荫榆与刘和珍君、鲁迅先生理念的冲突。杨绛曾坦言“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时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荫榆最终在“女师大风潮”中被迫辞职，成为鲁迅笔下的“寡妇治校”。1927年，杨荫榆重出江湖，赴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在东吴大学兼授外语。由于她声名狼藉，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并不待见她。当时《苏州日报》文艺副刊编辑是鲁迅的学生，多次在报纸上重提女师大旧事，指斥杨荫榆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反革命分子”，杨荫榆在苏州的处境极为狼狈。1935年，杨荫榆辞去教职。但她对教育事业的热情丝毫未减，不久后自掏腰包，利用私宅，在苏州盘门小新桥巷11号创办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社，自任社长，招收女生。抗日战争中，她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同胞，最终命丧日寇之手。

五四运动爆发时，身为金女大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吴贻芳带领同学罢课两周、走上街头，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48年秋，国民政府在南京展开了对进步学生的大搜捕。当吴贻芳听说有本校学生被列入了黑名单后，连夜去见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严正表示：我吴贻芳担保，金女大没有你们逮捕的人；为了女子大学的声誉，军警不得进入校园。就这样，尽管当时学校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金女大却没有一名学生被抓走。

王世静在华南女大推行精细化管理，为把学生培养成“女界领袖”，把校训“受当施”贯于实践，对学生实行“级顾问制”和“姐妹班制”;对待教师则亲如姐妹，每周举行一次午餐会与她们一起共商学校大事。在抗战期间，她把自己的房间分给两个同事一起居住。王世静充分发挥女性细腻的天性，把华南女大精细化管理做到了极致。杨崇瑞在北京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制定了“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把服务理念注入了学校，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管理风范。陆礼华在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制定了“办女体校，达强国梦”的办学宗旨，在办学过程中形成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

在家庭和社会对女子求学办学的重压下，她们在时代洪流中，承担起了救亡图存、教育兴国的责任。

思考题：

结合张桂梅校长的华坪女子高中，谈谈你对女子教育的看法。

提示：

①性别上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受教育权；隐性歧视。

②女性平衡学业事业与家庭。权益保障；社会观念。

近代女校长部分信息表

在《王震亚.厚生育桃李薪火传万代——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女社会活动家吴贻芳[J].民主,2012,No.280(12):17-20.》基础上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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