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阶段论，是连马克思都不相信的。

根据某些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人类社会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部就班地演进的。

对于这一理论范式，我们首先要指出，马克思虽然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但他并未明确规定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他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的意见在这里是相当谨慎的，他只是说“大体说来”，何谓“亚细亚的”、何谓“古代的”，也未作具体说明。

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段话也许可以看作是他对马克思所说的话的进一步澄清∶“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

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是斯大林明确提出的，他说∶“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产生这一历史公式的理论背景，一是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一是十九世纪欧洲史学中流行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一历史公式假定人类社会发展只应当具有单一的发展和演化模式，实际上就是以欧洲道路作为标尺的模式。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一书，后转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郭首次把中国历史按照“五阶段论”的模式进行解读，1939年冬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合作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写好之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把五阶段论作为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后来吕振羽对此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出版于1941年2月，下册出版于1948年，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来治中国史的。 范文澜1940年初到达延安，负责《中国通史简编》的编撰，上册（远古至秦）于1941年5月完成，中册写到鸦片战争之前，于1943年出版。范文澜是最早系统运用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学说”来研究中国历史的。

在共产党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为了接管政权的需要，南下的解放军办了许多名为“军政大学”的速成干部学校，其中的一门必修课是“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论”历史观就是通过一本几万字的培训教材，先掌握了各级地方执政的官僚精英群体，进而普及到全国去的。五阶段论历史观的普及过程，与五阶段论史观的优点直接相关，这个历史观非常简单明了，易于掌握，把复杂的历史过程充分公式化，特别适合解放初期人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现实，由于战争年代也缺乏进行长时间研究和培训的可能，最简单的理论其实就成了最实用的理论，五阶段论历史观，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社会革命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这个历史观体现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要为多数人谋福利的制度抱负，再后来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通过多年的简单化输灌工作，给普通中国人输灌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历史观。

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想到的是，五阶段论的简化背后，确实有些“资本至上”和“历史阶段不可超越”的内容，成为了今天重新解释马克思理论为资本统治合法性服务的伏笔，即所谓的“补课论”。

在这种历史公式论的束缚和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试图尽可能地削足适履，扭曲、删改、修正中国历史，以便把它塞进这个历史公式的框架内。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时，就总是寻找似乎能够验证那种历史公式的共同点，有时甚至把根本不同的社会特点也误认或论证为相同的。这样一来，不仅中国历史被曲解了，非中国的世界历史也被曲解了。

中国的历史与西方历史进程完全不同，根本不能套用这个“五阶段论”。从今天掌握的资料看来，这个“五阶段论”在欧洲是否成立都是大有疑问的。按照番邦蛮夷的主流历史叙述，他们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文明，然后进入中世纪，基督教保护和传承了古希腊文化，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城堡边缘地区产生了早期的工商业城市，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开始成长，现代西方社会就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逻辑结果。这个叙述怎么看都不是欧洲多数地区和多数人的历史演进模式，在希腊的一小撮城邦之外，大量的地区和人口是处在什么生活方式里面，难道是与城邦一样的吗？中世纪的城堡之外，马尔克公社到底是少数特例还是普遍形式？至于说到近代以来的工商业成长过程，跟中世纪的城市关系基本上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于亚、非、拉地区的大多数民族和国家来说，由于它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欧洲是那样地不同，它们不仅从未走过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也从未经历过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欧洲那种奴隶制、封建制的道路。

然而，人类历史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们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环境下以标准的办法制造出来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俄国革命在发展的形式上和顺序上表现出了特殊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迫使落后的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不仅俄国革命如此，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归根到底，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不同文明的交往对于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与此相反，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文明系统内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新的质后，这种新质仍然会与旧质保持某种连续性。在任何一个时间内，社会的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社会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着的。

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而言，其演进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因此当我们把上述那种公式奉为适用于一切民族、一切社会的普遍历史规律顶礼膜拜，而且赋予它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神圣名称时，却似乎很少注意到，正是马克思本人最尖锐地批评过这种做法。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就曾针对当时一些具有理论幼稚病的俄国人讲过，把历史公式化的作法“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使用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130—131页)